【系列】：葡萄牙的大發現與世界經濟——序之中：數量、文本和數字交織下的商業場域

數量與新統計方法沿着社會—商業—政治向量滲透

印度-阿拉伯數字在這個階段滲透到基督教中，但最初只是流行於非常有限的專業圈子當中。十五世紀的葡萄牙數字新知識僅零星為人所知，不過數字在當時已經被系統地應用在技術作品當中，比如十四世紀前三分之一時段中的地方編年史《科英布拉年鑒》。一四一五年至一四三三年之間，巴拉達斯·德-卡瓦略的《佩德羅公爵和若昂·德-韋爾巴修士的美德善舉》(Virtuosa Benfeitoria do Infante D. Pedro e Frei João de Verba)使用這些精密數字的第一部作品。放在整個十四世紀中，這些應用數字，並以完整詞句的表達占主要篇幅的新文本仍非常罕見，儘管在十六世紀這些文形式已經在公共生活之中佔據主導的商業應用地位，但我們從里斯本一六三三年的一份檔中仍見里斯本的財政首長宣稱：「沒有任何貸款可以給印度居民提供信貸」，他在文本中並要求果阿的殖民當局提交原始賬簿，這種賬簿是按照「康托」(Contos)的傳統規則記錄，即運用羅馬數字-葡文形式記錄。

分析數量主義心態的形成主要可以歸於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它代表著現代國家的漸進式建設，逐步取代社會關係和方面中的個人依賴，這種趨勢更從偶爾走向持久化，從三種的事實中可以反映出來：首先是軍事動員與組織，國家建立起由專業幹部組成的永久性軍隊，但根據一定的社會法律招募群眾入伍，這種形式的延續，將在全球帝國主義時代中使得軍事對抗的緊張節奏日漸強烈。第二點是稅收，當局採用一半稅收取代不動產領域的稅項，由此可以增加必要的資源用於新的行政職能與其他事務，尤其是支付日益增長的戰爭費用。第三點是各種服務和一般公共會計的核算，政府-戰爭-擴張機構及其下屬的不同國家機關——倉庫、公社、隊長（Capitão, 在葡萄牙行政架構中或翻譯為船長、駐地首領）、地區或皇家法庭等。另一方面，兩個世紀中基本的貨幣經濟市場逐漸發展並紮下根來，其理念基礎就是為銷售而生產，為獲得金錢而銷售。即不斷尋求和加強一種流動性——用金錢獲得所有商品和服務可能性，這個流程中還不應忽略人們賺取更多金錢以利用金錢。這種心態意味著經濟生活中的參與者將越來越多以數量、價格、成本、價值和貨幣存量的角度思考問題。而重商主義經濟，即以市場為載體的經濟，對民族國家架構的影響將促使它從數字的角度設計——一種政治-統計的起源。

話題由此將我們引入了數字在政治-統計領域中的新應用帶來的影響。這種較為成熟的統計形式早在十四世紀就已經逐漸可見.至十六世紀中葉，若昂-巴冷登及克裏斯托旺·羅德裏格斯-德-奧利維拉收集了一份非常完整的在里斯本的統計資料：統計專案包括房屋數量、鄰居數量、受洗者數量、教堂、修道院數量、兄弟會和修會數量、該地行政人員數量以及各種行業從業人員的具體人數——也就是邁向了專業統計。一六二〇年時也多見類似的調查報告。

稅收方面，隨著十三世紀外匯稅的普及，它作為一個世紀以來國家收入的基礎，一方面海關占比的收入越來越大，另外支出和資金的提取形式也愈發複雜，公共會計得到了發展：專業文本中可見大量記錄船隻進出的賬簿，貨幣賬簿，匯票，信用證和擔保書，登記賬簿、信用證明和專供轉讓的賬簿。一四七八年，中央財政部門對過去一年的收入和普通開支進行了計算，並在考慮到提出和採取的某些措施的情況下，對隨後進入的一年的收入和開支進行了估計：這也許是葡萄牙的第一個國家總預算。回到我們的主題上，應該為這種形式賦予怎樣的意義？不僅在一段時間內有序地記錄各項服務的運作情況，而且有日期和數量上的精確性，然後將這些數字數據收集起來，作為預測和決策的基礎。從那時起，至少每隔幾年，vèdorias或康托形式(contos)將繼續記錄葡萄牙王國王室的收入和用它進行的支出之間的關係。

進入十六世紀，政治，即公共事務的處理，越來越多地以統計為基礎。一個顯著的例子是，聖克魯斯侯爵一份一五八八/八九年度，內容廣泛的備忘錄，其中詳細記錄了國家的收入和支出，以及從里斯本的六艘大帆船的費用到梅迪納-西多尼亞公爵率領的大艦隊的名單——艦隊的噸位、船員、大炮、補給；還有一份關於西班牙步兵的口糧，另一份關於供給二〇〇艘大帆船、一〇〇艘和五〇艘的物資清單。五萬名步兵，以及可以從哪里提取物資的清單；對葡萄牙王室的船隻進行了登記，指出了船艦的建造成本，除此我們還沒有說清楚的地方(海外歷史檔案館., 一般檔案, 第六三七頁)。在葡萄牙，更為詳細的記載見於集大事記和編年系譜，地理資訊於一身的著作。杜阿爾特-巴波沙的《好望角以東的東方地理》中列出了一五一六年左右卡利卡特市場上四十八種香料和藥物的現行價格，仔細界定了他所表達的重量和計量單位。和每種價位的貨物的特徵（「新鮮且精選」；「小且不那麼好」；「非常重」）。安東尼奧-努內斯的《印度度量衡之書》，準確無誤地記載對貿易和公共財政都非常重要的量化要素。沒有遺漏測量或稱量的方式以及每件物品的單位。「琥珀以Ormuz meticais出售，為六十馬克」「Almiscre in papos以Xiras maticais出售，為五十馬克」。數字運用的層面也從簡單的收集數據並輸出結果項自然地發展為對數據本身進行闡釋，便於全面界定某些群體或分析生產，商業活動的某些分支和細節。同一位作者在大約一五四〇年的商業報告「馬魯古群島和班達諸島的胡椒生產情況」中，指出當地人與商站職員對各島生產的丁香、核桃和肉豆蔻的情況進行了統計，也對這些地方的胡椒銷售價格與坎巴亞（1）的銷售情況進行比較，最終將結果定義為「在查烏（2）或坎巴亞價值五千克魯扎多的作物，其在馬魯古的價格為兩倍」；更為詳細的列項的記載可見於同樣的商業報告之中，據高定玉(V.M. Godinho)指出，這些以介紹香料成本及運輸費用為主的商業報告中包含了「不同的市場，貨物在每個市場的購入價格，不同貨物在不同港口應付的關稅，以及各個市場貨物應付的運輸費、仲介費」等，不少條目中亦指出了葡萄牙國家與這些城市的貿易站和堡壘的支出收入有何關係，「我們考慮到了資訊和航行中遭遇海上風暴，資訊斷裂的風險，計算出沉船的平均數，「並根據每個季風中船隻損失的時間，記住——不允許他的憐憫發生，失去這預算中的五艘船，考慮到適合他的胡椒，即在風暴造成的資訊斷裂中，失去三七〇〇淨公噸（的貨物）」。

若說大發現作為事件史富有藝術氣息，那麼數量就是充斥在大發現的藝術性之中的元素，並形成一種紮根於對數量的態度與回饋。現在難見從十四世紀甚至距今四百年前，前三分之二時段的葡萄牙航海路線和船艦軍團的更多資訊。但這類資訊在十六世紀的最後二十年之間已經大量增加。在此，我們又從杜阿爾特·巴波沙的《埃斯梅拉多》(Esmeraldo)中見證著從空白到繁多的變化，它首次在其篇幅中較清晰地指明了路線的方向，估計的距離之間的關係，顯示出對一些定量冗長的羅列和精確描述的日益關注的趨勢。

「我們可知，從聖若昂河到托爾托村有三里格。在聖若昂河到托爾托村之間，你會發現一塊非常厚的土地，由山丘組成，有一道紅色的屏障......」；「我們可知......可以在XIIIJ或XV駁岸安全停泊，你會發現它很乾淨，駁岸的名字是從VIJ和VIIJ到托爾托村和駐地堡壘之間的一塊低地下麵；從托爾托村到駐地堡壘有三里格」。

唐·若昂·德-卡斯特羅(D.João de Castro)為我們展現了一種新的態度，他認為自己:

「被置於狂野的海浪之下，以瞭解當時從未被耕種過的、被野生灌木覆蓋的條狀植物的根底，從而找出真實的路線、海洋的流動、河流的轉彎和回水、海灣的避風港、這些針狀植物的差異、城市的高度，並為每個地方和河流繪製地圖」。

閲讀這兩則展現出不同特色的記載，我們或能發現，不同時代的航海家之間所秉持的記錄基準之間似乎存在差別，這種差別基於認知和描述的價值標準。這也是葡萄牙第一批航海家所不曾料及的，一種由探究精神所驅動和引導，要求可驗證性，並使用測量設備以期達到基本資訊的準確記錄，和大量資訊的精確反映。佩德羅·努內斯寫道：「很明顯，這些海岸線、島嶼和堅固土地的發現並不是偶然的；但是我們的水手得到了很好的教導，並配備了占星術和地理學的儀器和規則，這些都是宇宙學家應該注意的事情」。至此，我們不妨大膽想想象這種知識革命的潮流——最新層面的精神革命所延伸的廣度，所滲透的深度。

注釋：

（1）坎巴亞(Cambaia)，又作康貝(Cambay), 今稱為肯帕特(Khambhat)，位於印度次西岸的港口城市，經歷史記載自西元10世紀已與阿拉伯海上頻繁貿易，阿拉伯當時的航海家馬蘇第（Al-Masʻūdī，？－956年）稱之為「一座非常成功的港口」。自十二世紀以來，義大利熱那亞商人及隨後的葡萄牙人多與之貿易。《明史》卷三二六作奇剌泥，泥又作尼：「剌泥而外，有數國，……，曰奇剌泥……，永樂中遣使朝貢」。

（2）查烏是 一五二一年至一七四〇年間印度的一座古城。它位於印度次大陸的孟買以南六十公里。一七四〇年，查烏被割讓給印度馬拉地人，但被他們的新統治者拋棄。

末附：引自 V.M.Godinho, Os Descobrimentos e o Economia Mundial, volume I, 1985. p. 403（高定玉，《大發現與世界經濟》，第一卷，一九八五年，第四〇三頁）的插圖及注釋（由葡文翻譯成中文）

在黑死病(一三四八年)之前，大約有十萬居民——是巴黎或那不勒斯的一半，是威尼斯或米蘭的三分之二，比佛羅倫斯或巴勒莫少一點，但比布魯日或根特多一倍，因此是基督教世界中只有八個城市能達到這個數字的之一。以同樣的數量，在十六世紀初恢復，它現在與威尼斯相當，是巴勒莫的兩倍，超過了佛羅倫斯和羅馬，與紐倫堡相距甚遠。他們的商業利益已經是十字軍東征起源的一部分，從第一次十字軍東征開始，他們就在黎凡特建立了橋頭堡；在十二世紀上半葉，他們擴展到巴賽隆納、阿爾梅裏亞、巴倫西亞、加利西亞、塞維利亞，並在本世紀末擴展到摩洛哥的大西洋港口。從一二六七年到十五世紀中，他們在君士坦丁堡、卡法（克裏米亞）和特雷比宗達，主宰了黑海的大部分商業——色雷斯和俄羅斯奴隸運往埃及，皮毛、小麥和魚運往君士坦丁堡，他們壟斷了Foceia（小亞細亞）的明礬，這是當時最大的商業之一。他們在所有的馬格裏布港口都有存在，他們從蘇丹交易黃金，另一方面，他們在波斯有貿易站，他們的商隊穿過波斯。十三世紀末，他們試圖在印度洋的航行中確立自己的地位，並為香料發現了一條通往亞洲的遠洋航線，與此同時，他們還建立了首條通往北海的正規商業航道。對於整個基督教西方，就像土耳其的黎凡特一樣，他們為大帆船和他們的航海技術人員提供了海上戰爭的藝術。但奧斯曼帝國的擴張和溫茨的競爭使它失去了大部分的黎凡特地區，托爾法（Civita Vecchia）礦的發現破壞了它對煙熏石的壟斷；為尋求利益補償，它發展了塞維利亞和里斯本的商業，馬德拉的糖，參與了對加那利群島的征服和殖民，對巴西的評價，對墨西哥和秘魯的貴金屬，我們發現熱那亞的立場。一五七〇年左右，巴賽隆納-熱那亞航線在白銀的照射下，取代了拉雷多-安特衛普航線；現在熱那亞公開了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對向西印度群島供應奴隸產生了爭議。從一開始，就分散到四面八方的家庭和個人，融入各個外國的國家，而不是集體擴張：沒有獨立的政治關注。但這是商業法（有限合夥、保險）的創造，以及海外領土的殖民化和開發，其特權憲章使得一四〇七年，商人和商人，船塢建造者和船主，水手和海軍將領（卡斯蒂利亞的Hugo Vento，葡萄牙的Pezzagno），內格羅的那些家族），Doria，Salvago，Adorno，Cattaneo，Grimaldi，Lomellini。Uso di Mare，Pinelli，我們隨處可見，所有這些熱那亞人，都聚在聖若熱堡壘。祖拉拉的記述稱：「如你所知，是那些沒有一定收益希望的人不會花錢」（《幾內亞編年紀事》）。這就是為什麼吉爾-維森特看到傳統的農業-戰士社會被功利化的暴風卷走，勸說對摩爾人的戰爭，並引用葡萄牙人的話：「不要想做熱那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