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e you when the moon rises.

讀《煙囪之島》| 願你我在黑夜中，保有熒熒微光

2022 年 6 月 18 日（编辑过）

第一次知道《煙囪之島：我們與石化共存的兩萬個日子》這本書，是在幾年前的讀書會上，我們剛結束討論吳明益老師的《家離水邊那麼近》一書，便有朋友接著提議閱讀《煙囪之島》以及攝影集《南風》，然而當時的我並沒有積極地去找書來讀，儘管知道這個議題可能與我所生長的小村庄息息相關；或許是因為不似挨著石化巨獸生活的居民那般窘迫嗎？又或者，隱約之間，我其實並不想去面對這些「事實」呢？

一直到今年年初，有幸參與〈報導者〉贊助者大會，除了決定要提高微薄的定期定額贊助以支持本土獨立媒體外，同時也得到了《煙》這本書；然而還是擱到了近期，自覺身心狀態已準備好，才一掃書上積累的灰塵，靜下心來慢慢閱讀。

在面對特定議題的書時，我總覺得需要在身心狀態妥當的情況下才能「放心」閱讀，唯有如此，當文字在我的腦海裡與任何熟悉的面孔、氣味、聲響產生交集時，我才有勇氣繼續「不麻木地」讀下去。

麻木，是因為「霸權」早已成為日常風景，沉默地一代傳過一代；每當我從居所的窗望下幾百公尺遠，那一排向西延伸而去如衛兵般的高壓電塔時，耳邊竟也響起某日，我因好奇而走近其中一座巨大的「衛兵」底下，令人不安的電流聲響滋滋地擊打著耳膜，似乎在提醒著我，距離愈近，愈凸顯自身的渺小。

「高壓電塔的盡頭就是六輕。」前輩如是說，臉上顯露著無比惆悵；那座石化巨獸，同時也將幾萬畝良田的水搶走，在我們看不見的地底下，以國家之手打造的管線，使命必達；而農民從此背負起「地層下陷」兇手的罵名。

這幾年，在我回到家鄉定居的日子裡，透過親近土地，與長輩交談，甚至去到「現場」；追查「事實」的過程就像拼拼圖，以我的家鄉為中心，擴及台灣島，甚至全球，這些是過往體制內教育所缺失的一塊；住在高雄大社工業區旁的青年吳宗穎曾說：「我完全不知道大社工業區要跟著五輕一起遷廠這回事，二十五年可以讓很多事情被遺忘。」(頁345)

這不禁讓我思考，也許在追查事實之前，我們更應該要問的是：

為什麼不知道？我們的社會或教育現場正在教給下一代什麼樣的環境意識呢？

階級與靜默

夏日南風起，遠方的煙囪一年四季「氤氳」著。這次輪到哪個村庄的窗口緊閉呢？

對於居住在雲林台西鄉的蚵農林進郎而言，此刻是否能夠稍稍大口喘息？在凜冽的冬日裡，南風於他確是奢侈的想像，他曾說 (頁173-174)：

「海洋中細小生物對於環境的改變是極其敏感的，它們會用你看得見的語言告訴你這一切的改變。環境不能用想像；它與我們的共生關係，只有到現場親身體會。」

蚵的生態改變只有蚵農最清楚，然而有誰願意來聽聽看呢？原來產業也是有階級的，他問我 (筆者許震唐)：「農漁業在產業的階級中排行第幾？」我們彼此靜默良久。

而靜默，不只發生在蚵田。

2015年八月，雲林台西鄉七十四位居民決定對台塑六輕提出汙染傷害訴訟；在法庭上，台塑律師團提出，原告必須指出是「哪一根煙囪」排放「哪種有害物質」，在「何時何地」吸入「濃度多少」的汙染物；台西鄉民委任律師洪嘉呈忍不住反駁：「這可能連神明都做不到啊！」 (頁139)

我總覺得這與性暴力受害者在法庭上的境遇很相似，兩者皆必須奮力維持「完美受害者」的形象，以及「具體」提出如何受害。

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亦從法庭延伸至庭外，當大企業的回饋金造成地方分裂，而多數原告仍需背負龐大的經濟壓力。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彭保羅也指出 (頁143)：

現有原告因為創傷太深，親人接連死亡，已無法訴說自己受害經驗。

對誰網開一面？

居住在彰化台西村的漁夫許春財，在提到近年來因濁水溪水量不足等因素，而捕不到鰻苗這件事時，他說 (頁178-179)：

「有時我們對於大海也要網開一面。」總有海洋也不一定順遂的時候，跟人一樣都要彼此體諒。

這讓我想到家中的舊版戶口名簿上，有以清秀筆跡寫著的「世代務農」四字；當家族中有人因為天災而蒙受嚴重的農損時，他們總是逆來順受地說：「無法度啊，咱就是愛看天公伯吃飯。」

學習面對無常，大抵是長年向大自然討食的人們所必須學會的第一課。然而，表象的因果，背後是否有更龐大的政治經濟因素在角力呢？當第一線的農漁業工作者，選擇對某種不可控的因素「網開一面」時，是否 (在不知情的情況底下) 亦不慎「輕輕放下」過往掌權者的某些錯誤決定呢？

2013 年，為了讓高雄林園區的中油新三輕「順利上路」，經濟部工業區召開專家學者的閉門會議，最終結論，政府連同「專家學者」提出：「新三輕的致癌風險雖然大於百萬分之一，但還在『可接受』的合理範圍內。」(頁394)

「可接受」三字，是政府與專家學者們對重汙染石化工業的「網開一面」；而林園區居民又再一次被「輕輕放下」。

在犧牲的體系中，某些人的利益是從犧牲他者的生活（生命、健康、日常、財產、尊嚴、希望）之中產生並維持下去的。 (頁396)

被犧牲的那方在遠離政經中心的窮困偏鄉被隱蔽起來 (雲林麥寮的六輕)，或者在國家經濟發展的大旗下「尊貴的被犧牲」(1970 年代十大建設的大社、林園石化工業區)。(頁396)

發號施令、制定政策的在台北，而被鑲嵌進犧牲體系中的環境難民，位於台灣的中、南部。 (頁396)

掠奪，萬劫不復

2015年，位於高雄的後勁社區，儘管「以人作為最強資本」，在歷經二十五年抗爭後成功使五輕關廠，家鄉卻早已成為全國最大污染場址，受傷的土地是否能在下一個二十年恢復生機，仍是未定之數。

隔年 (2016年)，蔡英文總統提出「新南向政策」，力求透過「經濟互惠」鞏固友好國家，然而，若將島嶼的鏡頭朝「更南的南方」特寫；同一年，以「Formosa」之名，在越南中部沿海設廠的台塑企業，因排放有毒氰化物等廢水，爆發長達 200 多公里的沿海汙染事件，一夕之間漁民頓失生計，約20萬人口受到影響——在國際新聞的街頭抗議照片裡，人們高舉著「Formosa Stop Poisoning The Sea」的標語，而一名年僅22歲的越南青年遭判刑七年，只因他在網路上進行相關報導。

「福爾摩沙」自此，從引以為傲的身分認同，墮入一團無法揮去的雲霧裡，如濁水之盡頭那四百根煙囪日日吞吐的「水蒸氣」，又酸又臭，幾要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