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5 三週年】悼念、歷史、記憶與真相

▍前言：悼念的真實與虛構

梁凌杰、周梓樂、盧曉欣、陳彥霖……對於無數個反送中離世的逝者，書生一直不知道該用怎樣的情緒、怎樣的記憶、怎樣的文字面對他們，書寫他們，回應他們。

逝者曾是活生生的人，但死亡令他們不復存在。悼念的意義，如哲學家 Avishai Margalit 所言，在於令他們再一次從我們的集體記憶中「重新復活」；但悼念也是危險的，因為它會將死者概念化成符號，令他們變成某一種我們渴望的象徵和力量，而排除了他們原本真實及完整的一面。

因此，哀悼，既是愛，也是暴力。愛出自我們不願意遺忘，出自我們相信紀念能令逝者在死後仍然在某意義下存活。而暴力，則出自我們在回憶中總是有所篩選，我們會切割出逝者生前的不同畫面，為這些回憶命名，並賦予我們加諸的意義，但這些回憶和意義可能夾雜著虛構，夾雜著生者的目的與情緒。因此，逝者的「重生」並不完整，甚至嚴重地說，哀悼可能再次剝奪他們生命的完整性，從而殺死多他們一次。

然而，遺忘也一樣。遺忘的陰影永遠籠罩著人類，不論生者還是逝者。對於人類最深層的恐懼不是肉身之死，而是徹底的消失。假如逝者生前所有痕跡都不再存在，假如世界沒有人再記得逝者，那麼他就是被雙重殺死，永不復存。

所以，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不只是對權力的鬥爭，也是生者與逝者之間的鬥爭。這令得書生特別難以回應逝者：我究竟是在紀念梁凌杰先生，還是將他化成抗爭的符號，讓他變成我們抗爭的動力，令我們繼續堅定前進？

或許根本沒有答案。

社會學家韋伯曾指出，（紀念、喪禮）儀式，不僅僅是為了表達悲傷，也不僅僅是為了聚集群體能量，它更是人類克服或超越自然力量（人必有一死）的方式。悼念總是包含複合而多元的意義，我們同時在實踐各種可能性，與逝者一起。

我對梁凌杰先生的認識不多，但他生前列出的五大訴求標語，肯定是他貫注過生命與信念進去，否則就不可能引發他最後的行動，也不可能令我們為之動容與悲傷。

所以，我們在這日子紀念他，重提他的遺志，這不是在「消費」逝者，而是重新連結——我們都曾經有著同一信念，共同行動。今日，我們再次記起那份信念。如果說死亡令逝者在世界中缺席，那麼紀念就令逝者與生者再次一起行動。我們回憶他，他也提醒我們，就像《在法蘭德斯戰場》這首詩：

//繼續與敵人戰鬥

從吾等垂下的手中

接過火炬，高舉過頭

若誰因吾等犧牲而喪失信念

吾等將難以安息，即使虞美人花

盛開於法蘭德斯戰場//

▍6.15：歷史與記憶

什麼是「反歷史」？林鄭即將卸任，稱 7.1 後香港所發生的事再與她無關，這正是典型的反歷史，彷彿歷史過去了就過去了，與世界無關，與自己更無關。

但歷史並非只是「過去的存在」，林鄭所做的種種業障，會隨著時間及因果一直延續到現在，甚至未來。香港人所受的苦難，三年來從未停止，更是越來越重負擔。

林鄭試圖拋棄歷史及其責任，但有人卻永遠停留在歷史之中。

三年前的今天，一個身穿黃衣的男人，站在金鐘太古廣場樓台上，背對著人群，無論樓台下的人再怎樣呼叫、吶喊，他再也沒有回頭。

呯。

痛。

香港人第一次真切體會到何謂「集體痛苦」。事件翌日，數以百萬計的香港人前往現場悼念逝者。有人獻上白花，有人燃點蠟燭，有人綁起白絲帶 ，有人留下字句，說「一定會繼承遺志行落去」。整個金鐘太古廣場對外，變成了一個巨大喪禮的公民廣場，香港人要為自己的同胞義士作最後道別。

書生當日最深印象，是一名 30 歲多男子，身穿恤衫恤褲，外表成熟穩重，似是典型中環成功專業人士。他手上拿著幾紮白色鮮花，在祭壇面前默哀了一陣子，一打開眼，就哭了起來。

那是一種不斷抽泣的痛哭，哭得像個小孩，哭得難以喘息。他的幾名同伴友人有點不知所措，只能不斷輕撫他的肩膀和後背，結果安撫了一會兒，自己也跟著難過哭了起來。

這名男子好像承受不住此情此景，於是攬住其中一名同哭的友人，一起互相攜扶，相擁而泣。當時書生在想，他可能一生也未曾這樣哭過。至少，我從未見過有個大男人在我面前這樣哭過。

當日書生主要是以「紀錄報導」的身份參加遊行，但面對眼前最重要最煽情的景象，我並沒有舉機拍攝，這除了因為尊重他人外，更重要的是，這個畫面不用拍攝下來，也會銘記於心，永不忘懷——已經三年了，這個畫面還是相當細緻在我的腦海裡，比照片更清晰。

那一刻情景，確實徹底改變了我對香港的認識，它深深憾動著我。

我從來無法想像過，一個男子可以為一個完全不認識的人在公開的場合、充滿陌生人的街道上哭成這樣。不，他不是為一個不認識的人而哭，而是為了「手足」哭。沒有手足之情，是不可能有這樣的悲痛欲絕。

從那一刻開始，我覺得香港不同了，香港不再是冷冰冰的社會，香港不再是只顧著賺錢的社會，香港人真的變成了共同體，變成了香港人。

當晚大會宣佈，遊行人數是 200 萬 +1。200 萬人破了香港人遊行集會的紀錄，但更重要的是這個 「1」。

因為有這個 「1」，才有 200 萬的決心；

因為這個「1」，我們才能下定決心堅持到今天；

因為這個「1」，我們的心裡都烙印了淚與血；

因為這個「1」，我們都真切認識到「一個也不能少」。

這個「1」，外國人、中國人可能難以明白是什麼意思，但真香港人一定明白，他是解開香港人身份認同之密碼，也是我們之間最重要的牽伴。

▍三年後，逝者與真相

2019.07.11 梁凌杰的父母在告別禮上，開腔感謝社會各界人士悼念兒子。他們說：

「每一位善良熱心的香港人，包括兒子在內，都希望香港能變得更好，讓每人都能安居樂業、自由發聲；而每一位勇敢地走上街頭市民都是因為深愛香港。年輕人要好好保全自己，活下去，才能繼續為社會不公不義之事勇於發聲。」

約兩年後，2021 年 5 月，香港法庭忽然為梁凌杰展開死因研訊，但梁凌杰父母沒有出席。據報導，在 2019 年 8 月，即告別禮後一個月，梁凌杰父母離開了香港，就再沒有返港。他們的代表律師亦指在 2021 年 2 月時收到解聘通知。

梁父曾經在 2020 年向傳媒發放錄音，控訴政權對死因調查「百般阻撓」。梁父稱多次向警方發信要求提交調查報告，但不曾獲得回應。

2021.05.25 陪審團一置裁定梁凌杰「死於不幸」。就這樣陳詞結案。

就這樣陳詞結案？

不可能的。因為我們都知道這不是死於單純的意外或不幸，更不是死於林鄭或警方所明示暗示的「自殺」。

在亂世的暴政與鎮壓底下，個人的「宿命（生命）」早已不再只是「個人選擇」，而是與「當權者的殘酷」和「制度暴力」深深連繫住。正如我們的傷痛不是自找，而是政權加害於我們身上。

因此，能夠將整體的真相和脈絡紀錄在案的，不可能出自「從不許談政治」的法庭的槌子上，只有歷史與人心才能真正說明真相。

其實，我們早在 2019 年已經說出了真相：「他是被政權推下去的。」

直至今日，政權還未給逝者還個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