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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是我对这个社会最激烈的反抗。

毛泽东,从反对个人崇拜到提倡“正确的个人崇拜”


从反对个人崇拜到提倡“正确的个人崇拜”,政治高压之下党内外或为自保或为获利,对最高领袖投其所好歌功颂德阿谀奉承,一步一步把最高领袖供上神坛


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形成,跟党内外阿谀奉承歌功颂德之风长期盛行密切相关,中共长期集体拥戴毛泽东最高领袖地位不可挑战,也助长了毛泽东接受个人崇拜和自认为受之无愧。

毛泽东并非生来就喜欢个人崇拜,他吃过别人独断专行的苦头,战争年代曾经一再反对个人专断,甚至促使中共作出决定建立相应制度,早在革命战争年代的中央苏区,毛泽东就反对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个人驾凌于党组织之上,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分析了党内家长制作风的社会根源及其危害,要求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反对个人专断,防止和克服家长制作风。1948年9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决定确定了中共党内实行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和个人独裁的具体原则,明确规定了相应的制度,要求各级领导必须严格遵守。

毛泽东领导革命战争取得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群众尊敬和热爱毛泽东,民众中喊出“毛泽东是我们的大救星”之类的口号,本来不过是一种感激心情溢于言表。毛泽东却在一遍赞扬声中, 当成了全民忠心的拥戴,逐渐自认为自己是伟大正确英明的领袖,党内外的歌功颂德与阿谀奉承,更促使毛泽东不能清醒地对待歌功颂德,自认为真理在手,自己就是比其他人英明,遇不同意见就严厉批评,在党内外形成政治高压态势,各种动机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投其所好,直言敢谏者甚至成为“知道了右倾反党”,逐渐地全党失声全民失声,只剩最高领导的的。一言堂。

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执政党面临着比战争年代更加复杂更加纷繁局面,战争领袖必须自觉地实现和平建设领袖的转变,和平建设领袖必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治国理政,应对国内外复杂的事变,个人决定党和国家的重大事项,不可能妥善地处理内政外交,必然带来危机甚至灾难。

但是,毛泽东未能实现战争领袖向和平建设领袖的转变,中共也沿袭战争年代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不仅令毛泽东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赋予他的权利最终决定党国家军队的重大事项,决定党和国家发展方向,决定不少党政军高级干部升迁沉浮,一些人为了自保或者得到提拔,必然对他歌功颂德阿谀奉承,质疑他的决策敢提出不同意见之人,往往会受到冷落甚至打成“反党集团”,在这政治高压态势下,党内外就有不少人只能千方百计迎合,毛泽东很难听到真话看清真相,也无法事事都头脑清醒理智慧作出决断。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大搞个人崇拜的危害,本来为中共和毛泽东提供了制止个人崇拜的机会,中共在国际上公开为斯大林辩护的同时,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批评党内一些人对苏共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3月10日讲话说:“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毛泽东提倡“正确的”个人崇拜之同时,又号召领导干部要敢讲真话。毛泽东说:“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封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藉,四怕老婆离婚,五怕坐监狱,六怕杀头。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难道可以牺牲真理,封住我们的嘴巴吗?我们应当造成一种环境,使人敢说话。”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讲话,面对中央机关和各地的高级领导人,把个人崇拜与反个人崇拜,划分为正确与不正确两类,明确提出有人反对崇拜别人,实际上是要求崇拜自己。毛泽东此话一出,党内再也没有人敢提反对个人崇拜,一些高级干部趁机投其所好,华东协作区负责人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发言极具代表性,柯庆施在会上发言说:“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不少高级干部发言,对柯庆施的发言附和赞同,说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中国不存在不正确的个人崇拜,因为真理在毛泽东手里,要更加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在会上掀起了狂热地崇拜毛泽东之风。

这种个人崇拜之风,正如邓小平所说的,结果导致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是党和国家的一个严重教训。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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