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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苗语唱歌，只是我为这个民族讲故事的一种方式｜接力访问068 叠贵

2 月 7 日

以自我为路径，他想让更多人打破对民族文化的刻板印象。

（原文刊載於小鳥文學）

文｜杨樱

叠贵去学人类学是为了看一看自己作为一个苗族人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者说，怎么去看待“苗族”这个身份问题；叠贵去搞音乐，是为了让其他人知道一个苗族人可以是什么，或者说，怎么去看待“苗族”这个文化问题。人类学和音乐都是叠贵的路径，前者帮他看到了更多东西，后者让更多人看到了他。

叠贵 1985 年出生在贵州台江县的一个苗寨里。寨子差不多七八十户人家，他在寨子里读小学，在乡里读初中，在县城读高中，在贵阳读大学。同龄人里考大学的整个寨子就叠贵一个。他是艺考生，本科学平面设计。

在叠贵 15 岁那会儿，也就是 2000 年，政府开始推广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业也开始渐渐出现在他身边。一些节日和仪式就变出两套身份，一套作为文化品牌招商引资娱乐游客，一套和叠贵小时候一样，自家过的那种，反倒不会那么隆重。叠贵之所以要去学人类学，其实还有一个理由是他要去北京。他可以去中央民族大学。这个时候的叠贵是个激烈的民族青年，表现为去各种论坛争论和吵架，内心装着民族危机，所以当他看到央视“感动中国”栏目有个苗族入围者叫王安江的时候，就决定和朋友一起去拜访他。那是 2009 年。

王安江 70 多岁了，搜集苗族古歌 30 多年，疾病缠身，家徒四壁。叠贵是冲着王安江的自我牺牲和民族保全精神去的。他们聊古歌。苗族古歌不是音乐，叠贵说，是歌谣。然后他强调，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是民间文学，不是音乐。“它是一种叙事性文本，要讲故事，而且不是简单的从头叙事到尾，是在酒桌上由歌师对唱，你问我哪个巨人来得最早，我告诉你下一段故事。”几天几夜方能唱完整个故事，并且整个古歌没有文本记录。

叠贵后来做音乐，成立一个乐队叫“崩摆大鬼师”，不过他从来都说自己不懂乐理不懂乐谱。2023 年他一个人开始全国巡演，苗语演唱，一张有汉译歌单发给听众，到了现场，他穿着蓝染的苗族服装，宽袖短裤，几乎接近于清唱，对于绝大多数观众而言，歌词没有意义，曲调也谈不上有多少亲和力，但经常有人表示听得非常感动，给叠贵留下大段内心表述。还有观众问他，你唱歌的时候是不是很孤独，因为你们唱歌都是要对的。叠贵回，的确如此，这么多年一直是这样。

叠贵的表演里有没有他了解的古歌打底，我们没有聊到这个。我一开始好奇他何以如此有毅力，可以持续 5 年访问古歌歌师，他如实相告，有一部分是在为人类学硕士论文做田野调查，课题是苗族古歌里的族群记忆。可能到这个时候，叠贵内心对于苗族文化的认知还是以一个宏观整体存在的，人类学教给了他和其他文化作比较的方法，也让他更抽离地看待自己的民族身份。

那时候他身边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这个在族群内部很常见，另一种是激进的世界主义。“简单来说就是世界大同，好像我们不用管什么民族，反正大家都是人就行了。”叠贵也不太认同这一种，因为它把明明存在的民族特殊性一概抹去，而事实上，不管是语言、服装还是对待生死万物的态度，不同的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如果不承认存在，又谈何尊重。叠贵说，他是一个站在两者之间的人。他要做一个转译者。

硕士毕业之后的叠贵回到凯里，在一个研究所工作。研究所在 30 多年前很活跃很有名，但现在没有了心气。不过叠贵认为自己还是在一年左右的工作时间里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为少数民族文化普查设计了一个表格，这样普查员去寨子的时候就可以把文化的方方面面了解得尽量全面，包括音乐、建筑、宗教信仰、舞蹈等等。

离开研究所之后叠贵就去了贵阳，他的朋友都在那里，他也想开始做自己的事情，包括成立自己的工作室“夜郎无闲草”，也包括乐队。关于工作室的描述，他在豆瓣小站上是这样写的：致力于民间文学重审和苗疆青年文化自觉与自省事务的工作室。

叠贵很早就明确自己要面对更年轻的苗人。这也是他选择音乐作为自己的沟通媒介的主要原因之一。“年轻人可能接受速度更快，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老的一代你不能跟他们较劲了，你只能去汲取好的养分和知识，实际上你最后要面对的还是未来的人，甚至是没有出生的那些人，你要让他们看到母语一样可以做好玩的音乐，可以有自己的电影美学，文学形式，不是只能唱唱酒歌情歌而已。”

音乐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即时获得受众反馈。叠贵在民大的时候和朋友安迪一起在北上广深做过现场表演，他现在称之为“玩票”，无论是音乐形式还是表演的目的都不甚清晰。2023 年这场为期三个月的巡演是真正的拉力赛：叠贵去了 20 多个地方，而且间隔常常很密集。特别是 8 月，他原本还打算出去演几场再回贵阳拿点行李，后来演得兴起，一出门就没有回去。

叠贵的巡演有一个不同寻常之处，也可以说是他所到之处的共性：朋友和空间。叠贵并不在寻常的 Livehouse 或者音乐场所表演，他去的地方是各种独立书店和艺术空间，根据各地特色，有的时候在一座寺庙改成的酒吧里，有的时候在居民区里，有的时候在月租两万的市中心街铺里。这些都是朋友开设的、或者朋友推荐他去的空间。来的人有时多达百人，少则二十余人。演出票价一般由空间主人来定。

来到这些空间听叠贵唱歌的通常都不是冲着音乐来的。他们通常都和文化艺术工作沾点边儿，去参加这个“种歌苗语民谣实验现场”是出于一种文化热情，一种好奇心。“音乐对他们来说是启发或者激发，我更希望是这种。我自己想要得到的是音乐之外的交流。”

这也是为什么叠贵的巡演不是那么像音乐演出的原因，他把他认为合适的苗族文化表达交织在自己的表演里——从发出海报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海报的主视觉是一只衔着枝条的鸟，有胖胖的身子、巨大的翅膀和尾羽。标题第一行是注音苗文，DIOT HXAK，就是“种歌”。叠贵解释，苗人认为，歌有生命，像树木花草一样。苗人唱歌，不是唱歌，而是把歌种在虚无世界，让意义在空洞的生活中成长。叠贵的签名小小的，同样有苗文，Dieel Guik。其实这不是他的本名，直译的话，就是“贵哥”。

叠贵的父母都不会苗文。当我们聊起这个话题的时候，他摆好架势，先从苗语的三大方言和苗人的地理分布开始讲，口吻接近于民族文化馆解说员。我忍不住打断他，所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的？他说，大学开始，自学。然后嫌弃我打断他的解说，“就是说为什么要用这个字母字，就是 1950 年代，政府和语言学家、苗族学家，大家做了语言调查，创造出来了字母文字。当时贵州就分苗族，再下来是侗族，政府来做文字工作，就做了三大语言区的三套方案，它很复杂……”

我感觉如果我们聊的不是苗文，而是民族服饰的纹样（或许这个有点小众？），或者是苗族古歌里的某种尾韵问题，叠贵的解说热情也不会有什么改变。跟叠贵聊天就是这样，仿佛你有两种打开方式——全看你开启的是否是苗族文化相关问题——是与不是，仿佛可以开启叠贵的两种人格。后来我们聊到了“关于苗族文化这样的存在你到底在推广什么”的话题，要先了解这个，得先聊到是什么让叠贵设计了独特巡演模式。

2017 年认识了广州的朋友们，也参加了张涵露在时代美术馆做的一个艺术项目。我觉得认识他们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就会激发我不停地去行动，把自己变成一个行动者。因为他们也是这种，你如果看不惯一个东西，你就不用管它了，你自己界定出一套规则去做，相互之间不要伤害就行了。

2019 年这些朋友们来西南，十几、二十个艺术家跑到贵阳来，我就给他们找空间，又在一起待了 5 天，交流了很多。可能也是因为我一直对民族文化如何在当下呈现感兴趣，就是，它如何走一条我认为有别于宏大叙事，比如主流民族群体的叙事或者是官方叙事的道路，从个人出发，以个体为路径，去做一些实践。我对这个很感兴趣。

在集体主义叙事里，个体容易被忽略，而且我们确实也很少去关注个体对文化的呈现，是吧？现在我们看到的旅游、电视电影或互联网视频，都是以集体主义叙事为底色的，个人的思考是什么？个人怎么去做事？我觉得都一直没人去管。

都是空空的，在我看来就是这样。苗族内部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社群，也有自媒体，但是在我看来还是没有逃离（集体叙事），没有跳出来。

我的巡演就是在追求个人的东西。我想打破刻板印象。我永远记得前几年我看到一个国外女画家说的那句话——我不知道是谁了——那句话就说，“我们所希望的不是为人所知，而是被重新认识”。这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对于我现在这个身份或者苗族的处境来说，我不是要去大肆宣传苗族文化什么的，那已经过去了，或者说我认为不重要，重要的是，让它从刻板叙事里跳出来，让大家重新认识这个族群的文化和人。重新认识而已。

因为实际上苗族也好别的少数民族也好，大家或多或少大概都知道是什么样，但是这种认知是很有限的、很表面的，我就想重新激发你们重新对我的族群或者我的文化的认知。

每个人还会生老病死，我们回到最初那个话题，我们首先是人，不管哪个民族，这个是不可能忽略掉的。但是每一个个体、每个民族、每个群体，他们去面对生和死的理解是不一样的，穿的衣服也是为了御寒和美观，但其中还有各种各样的认知。同样的功能，不一样的表达。

除了音乐之外，叠贵是苗文翻译局的发起人。他在 2016 年与贵州人民出版社合作，计划出版四本苗族神话绘本，来自于他对苗族古歌多年的田野调查结果。据说这个漫长的合作在明年可能会有落地的消息。

叠贵是家里三兄弟里的老大，不过不管是兄弟们还是家乡人，都不太理解他现在做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正常来说，一个读到硕士的人应该做领导，这是他身边的人的价值观，或者怎么也得去县城谋个白领工作，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做一些大家看不懂的事情，还没能过上有钱人的生活。

“如果你没做现在这些事情，你可能在干什么？”我问叠贵。这自然是个傻问题，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假设事情从未发生而他还知道另一种人生答案。叠贵也是这么说的。

但这个问题其实也没有难。叠贵在离开研究所之后，隔了一段时间又入职了出版社，也在贵阳。他白天坐班，晚上回去和家人做饭说话，结束已至 10 点。只有深夜的一点时间属于自己。如果不是年底的奖金，每月几千元的工资看起来着实勉强。因为在外面有演出之类的活动，他被人检举，于是顺势辞了职。

在这个过程里，他遇到了贵阳封城，而他就住在那个著名的花果园小区。当时家里第二个孩子刚刚出生，妻子在封城状态里坐完了月子。二十多天的时间里，叠贵思考了“自由”的具体含义。于是国庆节之后，他就提交了辞职报告。下一家公司是做音乐的，规模大，和很多知名音乐节有合作，请他去运营一个演出空间——据说是贵州最大的 Livehouse。这一次叠贵做的是管理角色，但因为人少活多，也没太多话语权，他基本是在给各种事情做服务。

在巡演之前，他差不多就挣扎在这种状态里。如果不开始自己做事，他可以有多少选择、选择又意味着什么，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在稳定和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之间，尽管局势不景气，他也选了后者，好在巡演成功，竟然也让他的财务危机得以缓解一阵子。

他计划在贵阳开一个自己的空间——这是他全国游走的“私心”，看看大家都在做什么、是怎么做的。“我任何领域都感兴趣，或者说我都想去连接。我就想做这一个南来北往的朋友来到贵阳过后，或者贵阳年轻人、创作者、文化艺术爱好者，或者说公众能产生很深互动的地方。”

他说自己如果卖书，就卖跨文化这一类的书，全世界各种民族。另一个就是志怪类的。他还是对生死鬼神感兴趣，就和古歌里的那些一样。

Q：最近遇到什么比较有趣的事情？

A：我在珠海的空间主理人他们开的空间很小，但那天晚上我们来的人也不多，10 个人左右。一个社区的民房。其中一个合伙人，一个哥们叫阿春，对，他也是广东那边人，他讲一个鬼故事，对这个鬼故事他们自己亲自经历的，他们到过贵州碰到了一个神奇的事情，对这个事情有一个鬼故事，回头我会写出来。

Q：你不打算讲一讲吗？

A：我要写出来，可能 9 月份回去我就写了。这一路我听了好一些鬼故事。我要把这些道听途说的事情写下来。我有这样记录的习惯。就在我自己的公众号里。

Q：你最近要解决什么问题？

A：最紧要的就是是空间的问题，当然空间会涉及到钱，但是我从 3 月份辞职过后，我一直在找空间的，一直想推进工作。后来我到 5 月份我决定出来巡演。9 月就想赶紧把房子定下来，和我老婆还有一个做精酿的朋友一起来做或者怎么样。可能还得众筹什么的，因为没钱，我实际上一点积蓄没有了，所以还要找钱。

Q：想推荐谁来接力？

A：音乐人吗子。他当过大巴车售票员，做过厨师，现在是我最喜欢的贵州音乐人。我们认识多年，一直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