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个体，我们每个人的处境都是一样的”｜接力访问025 李博

（原文刊載於小鳥文學）

文｜杨樱

很多媒体报道李博和他的无声合唱团的时候，都会从他 2013 年在某个街边听到的那声声音说起：一个听障的人发出的“啊——”，让李博和做音乐的朋友张咏“深深震撼”。然后故事就会快进到他们抵达广西百色凌云县的特殊学校，进而组织十几个听障孩子克服困难持续排练，把当初让他们俩震撼的声音以合唱的形式带入了北京音乐厅和中央电视台的节目里。观者拭泪，掌声雷动，李博发我的抖音小视频里，这样的镜头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

这样正统的讲述让人警惕，一切都过于“感动中国”了。李博对此回答得很爽快：“我那阵接受好些主流媒体采访，因为你就在这个环境下。如果你希望这个特殊群体能够更有尊严，有更多选择地活下去，在这个国家只有这些主流媒体才能做到。”

他总结陈词：“现在我做这个事儿，只不过是用一个艺术的方式，适应这个环境，能尽量帮助到更多的人。”

回头看我们的聊天，的确都在聊他说的这三件事：艺术、环境和需要帮助的人。但他最后还说，“其实是这些孩子救了我你知道么？”

李博是个画家。这是他第一个职业身份。他 2006 年从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毕业，刚毕业就签了画廊，随后获得商业成功，国内外个展、拍卖、名声和收益接踵而来。后来他在微信上发我早期作品的图片。这些作品有各种介质，比如画或者巨型的象棋又或者是橱柜，它们无一例外都非常精致。如果你放大画作图片，你会看到绳索编织一般的纹理，就好像无数细细的麻花绳排布出一幅年轻女性胴体。极耗精力的大尺寸，还有作品背后隐藏的欲望，看上去的确如李博自己的评价，“都是荷尔蒙在那儿托着”。

他觉得自己进入创作滑行期，其实距离毕业不过两三年。虽然还在画画，但是觉得不爽。商业规则让他疲惫，自己投入在作品里的真诚越来越少。当他试图改变的时候，阻力同时来自市场和他自己，前者出于商业利益更希望他持续复制，后者则是迷惘。“我从一个学生进入社会以后，所有的关系都改变了，学生的时候你还相对弱势，但是被抛到社会上以后，所有人际关系全都改变了。”

他没有说人际关系具体是什么，但他对当时生活的描述是这样的：“反正每天早上起来和助手一起工作，完了晚上就出去应酬吃喝，喝到一两点回来再工作。工作完了睡会下午起来再工作。一天的生活就这样。看着还是挺好的，但是我自己挺不那什么的。”

李博 1982 年出生在北京，父母是普通上班族。他换过 4 个高中，不断被开除。最初是因为鼓励全班旷课，因为“觉得学校是一所监狱，历史讲得也不对，一切都不对”；然后是因为鼓励大家都去搞对象，“因为觉得特别美好，应该让大家都好起来”；再加上他还搞摇滚，演得多好也不至于，关键是那种叛逆的感觉，“尽情撒欢，想骂什么骂什么”。这些自述让李博看着很是具有煽动性，他自己归因为“无知者无畏”，而且“自由是最重要的”。无论他看的书还是他内心的感受，都告诉他，“身为一个人，如果连表达的权利都没有，那就不是一个人，是一个畜生”。

这个感受在他进入社会之后略有修正，变成了“在我们这儿尽量让自己活得体面，不是吃喝不愁那种体面，就是尽量让自己活得像个人”。

他可以去科班学画画，说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并不快捷。“以前学过画画，但都没正经学，后来有一天早晨我突然特别想画，我觉得应该考中央美院。然后要考中央美院，得先考中央美院附中。附中没考上。就正经学了四五年再去考。”美院考上了，因为并不难。“这种画画它跟解题一样……你每张画去解决一个问题，当你把这问题解决了就没问题了。”

到街道上的那个戏剧化的瞬间出现之前，李博的人生大抵就是这样。当时他为了扭转创作滑行状态，试图去做“倒霉的”当代艺术。他有去国外的机会，但他的直觉是他必须留在国内，因为还想继续用艺术表达自己对于社会的看法。“说实话，真正要想做艺术，要想去改变点什么，还是要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并且其实不管做艺术、做文学，目前在中国是最好的，因为几乎（所有）你碰到的问题都是触及生活或者灵魂的问题。”

在他不断折腾的过程中，他到了广西百色凌云县。之所以是凌云县，是因为自从他在街道上听到了那声“啊——”之后，就希望和搭档采集听障孩子的声音，而找来找去，愿意让他们做这事的只有凌云县的那所特殊学校。当时的李博心里想的还是当代艺术，孩子们并不是他的目的，而是他的素材。但是在相处两周之后，他和搭档都觉得自己动机有问题——不管他们想表达的隐喻是什么，利用听障孩子的缺陷作为素材，“都挺操蛋的”。

一方面他发现的是歧视。不仅仅是对缺陷本身，而是一种结构性的歧视。“在山里，家里有个残疾孩子，村民都会说你这人是不是干什么了，要不然怎么会摊上这事。”另一方面，他发现了一个平行世界。这个平行世界最终让他愿意花费 10 年的时间去做一件自己也没设想过的事。

“特殊群体他们有自己的世界。他们的世界没有错，对吧？只不过这个世界是以大多数人的习惯或者是规律来建造……其实我觉得大多数人看无声合唱团被触动的应该也是这种感觉。他们应该能感受到这群人在进入别人的世界，游戏规则他们自己说了不算，得跟着别人的来。”李博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

因此李博认为无声合唱团真正改变的是普通观众，让他们具有理解他人的能力，只有这样，才会让特殊群体生活的环境变得更好，也会让观众们变得更好。

观众是否真的有这样哲学意义上的触动我不得而知。但是李博的确得到了孩子们的信任。这些孩子前后一共有二十多个，如今最大的已经可以出去打工（半年可以挣 4 万元），最小的九年义务教育还没有完成，另外有三个上了大学——这也许是无声合唱团对他们命运的改变，如果没有合唱团的介入，教育在这些孩子生活里不会被认为是必须的。

北京音乐厅的演出既是李博和孩子们相处的一个结果（关于他和张咏如何训练合唱，有大量的报道可查），也是他寄予希望的一块敲门砖。他希望让孩子们借此获得话语权，可以去北京读书。那是 2019 年。演出很成功，北京学校的校长也表达了合作的意愿，但这个计划和北京外地人口政策发生了冲突，“这个政策是一直（存在）的，我们就和它是冲着的，就没法弄”。

李博一度希望就近让孩子们在河北上学，但学校不靠谱。来回腾挪的时候，新冠疫情发生的。孩子们只能回到凌云县，李博也去不了学校，项目被迫中断。在这三年里，他做了两件事。一是制作了一份无声合唱团的绘本，由几个著名的机构牵头，李博来画。其实这些年他一直在画画，但都是接商业项目用来维持合唱团的运转。他从未接触过绘本，必须从大量阅读开始，但也画得不同寻常：最大的一张是 6 米乘以 4.5 米的尺寸，每一张风格都不一样，有油画，也有综合材料和装置，还有的是照片。最后绘本需要把这些创作都统一起来，还得对家长和孩子具有吸引力。他有一个小设计，在每张画上都加了一只红嘴蓝雀，作为一个信息传递员串联整个故事，也加入了一个观察者的视角。“但是最后你会知道这只鸟就是孩子自己，有点《搏击俱乐部》那意思。”

第二件事是思考自己如何退出这个项目。“我在思考这事儿什么时候算完，如果说它是一个公益项目，那公益项目都是要有退出机制的。要不就是完完全全的结束，要不就是进入更大的平台有更好的发展，然后我们个人就可以退出了。”

李博目前对此还没有答案。在那些采访他的媒体看来，这的确是一个公益项目，也起到了公益的作用；但是李博的内心还是认为这是一个艺术项目，只不过和他最初的计划已经有所不同。当初被视为素材提供者的孩子们，已经成为艺术创作者本身。而这个项目持续的时间之长，也让当初试图摆脱创作瓶颈、觉得社会和自我关系怎么都很别扭的年轻人走到了一个对社会有更深理解的位置。

我问李博，最初那个希望表达的隐喻，是不是和言论自由有关。

他说：“对，其实这是社会表面的东西，更深层次的是每个人内心的孤独。这个孤独是无法表达的。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划了一口子，然后我说太疼了，别人又帮你包扎又那什么的，但是最后疼还是你自己。感官你都无法表达，通过语言、听、看，很多东西都是不准确的。人和人之间是无法真正沟通的。”

除了被信任，这是他最后选择和孩子们一起工作的原因。“作为个体来说，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处境都是一样。”

Q：你最近在做的有趣的事情是什么？

A：我们要跟着孩子们去新的学校，到市里边儿去。桂林市聋哑学校。然后我们要开始新的训练了，有以前的团员，还有新的团员，这次有 22 个人。

Q：会做什么不一样的事情吗？

A：其实你看之前的表演，还是孩子在用我们的语言去表达，是吧，虽然都是他们在发声，但是合起来是我们能理解的音乐。我们下一步就打算用他们真正的自己的语言做一场音乐会。

因为你知道吗？在我们这么多年的和他们相处当中，我们知道音乐的另一种形式是什么？他们的确感受声音，像那些报道里是通过震动气息，但其实最重要的一个事儿，是大部分做音乐的人和听音乐的人都忘了的一件事，就是时间的流动。

这些孩子在流动的时间里把时间分割了，他们对这些被分割的时间，还有时间流动的准确性非常敏感。

Q：那我们是可以听懂的吗？

A：您不需要听懂。您只需要感受就行了。您看有什么意义？没有任何意义，我们不需要任何歌词，我们只需要他们真实的表达就可以了，然后剩下音乐就是我们的事了。因为你看我们其实也不明白他们的时间，所以在每个世界里大家各自安好，之后能互相理解就可以了，互相理解，但是无法达到感同身受，这其实也是每个人和每个人之间的关系。

Q：会遇到什么困难？

A：能跟当地学校都对接好了就行，现在没什么困难，钱的困难是一直在的。

Q：推荐一个你觉得有意思的人来接力？

A：杜曦云，这人特有意思。这么多年艺术圈只有三个人理解我在干什么，他是一个。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惠允，题图为无声合唱团绘本中的一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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