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汀的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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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封城记 | 被偷走的四月

(编辑过)
封城进入39天,夏天到了

春天走了,夏天来了

封城刚开始的时候,晚上下楼遛狗还要披上冬天棉外套,居家穿的是冬款的运动裤。

4月下了几场春雨,下雨的时候自我安慰,反正下雨也去不了哪里。晴天的时候就心里悲叹,啊这被偷走的四月。

封城进入39天,秋冬衣服被收进柜里,外出换上夏装。在小区散步时抬头看,天空是很漂亮的蓝色,耀眼的阳光落在绿得生机勃勃的树枝上。上海的夏天来了。

封城就这么从冬末隔到了初夏。

五月的时候情绪进入低谷。相比四月时事新闻频出,上海疫情总是占据微博热搜,五月开始社交媒体安静了许多。

一开始人们不同的声音,包括探讨是否要坚持封城清零,能不能共存,奥密克隆的致死率,疫苗的作用,阳性能否不要强制去方舱而是在家隔离等。

到了现在,封城清零是板上钉钉的事情,阳性应转尽转也没有商量余地。人们的底线一再降低,在这个法律存在感变得很弱的疫情时期,人们试图用法律守住一丁点底线,比如「硬隔离」不该挡住消防通道,进屋消杀也不该肆无忌惮毁害家财,转运的过程能稍微靠谱点,至少说明去哪里隔离,规则是什么,隔离要多久。

虽然说常常以上这些底线也未必守得住。

官方用战争性语句比喻抗疫:攻坚战,各区立下军令状,军令如山,大上海保卫战,用这样词语营造非常时期的氛围,用以要求人们牺牲个人自由和利益来绝对服从,一切为了打赢战(清零)。

5月也没有人再质疑清零政策的正确性了。习书记说:坚决克服轻视,无所谓,自以为是等思想,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做斗争。

封城到现在,一切逐渐成体系。大部分食品物资通过小区团购购买,这两天运气好购物app上也能下单。生活越来越像吃喝不愁的监牢生活。大家可以活得好好的,只是失去了自由。

虽说不愁生存,但是每日百无聊赖,无聊得不知道拿自己怎么办才好。笔记本上写了一串To do list, 却提不起劲儿完成。无心看书,看剧或运动。

到了放假的时候,没有工作和会议打发时间,每天早上睁开眼睛,心想着天哪我又要再捱过今天一天吗?能不能Skip掉今天?

眼下似乎只有两件事可以做,一是喂饱自己活着,而是麻木等待清零解封。

我不知道其他人在焦虑隔离的时候,是否还能保持生活节奏?

终于走出小区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的时候,我对社区谎称带宠物看病,得以在30多日隔离后走出小区。

封城下的上海看起来很陌生。店铺都关着门,街道两边拉起警戒线。塑料绳子在风中挥动的,既脆弱又有权威性。外卖人员骑着电动车经过。道路两旁随处可见「大白」或「大蓝」,他们有的在处理垃圾,有的守着小区大门,有的守在超市门口,有的坐在板凳上给居民做核酸,有的在检查人们的通行证。

看到身穿警服的大白,我会下意识躲开。这期间听闻的故事让我对身着防护服的公权力群体产生抗拒和恐惧。

经过江苏路天桥的时候,看着大热天严严实实穿着大白衣服的交警拦下车子检查通行证,觉得魔幻又唏嘘。

我拿出手机拍照记录。我有一种我必须记录下当下的感觉:记录下真实映在眼里的人事物,记住当下的场景和我的感受。

在这一切结束之后,官媒可能会以另外一种宏大叙事来改写我们的记忆,甚至还会唱起赞歌。我必须靠自己记住当下发生的事情避免我的记忆被篡改。

由于天热口渴,我们想买一瓶水。好不容易问到一个超市,到了门口,几个身着大白衣服的人语气严厉的呵斥我们,告知说现在不进行线下销售,禁止踏入超市。

我无力争辩他们的防疫原则,只说,我口渴,我想买瓶水。

大白作出给我特别通融的样子,对着店主喊,给她两瓶水。我站在门口,拿出手机付了款。

初夏的天气又热又明媚,走在树阴下时有凉爽的微风。与天气相反的是眼前的城市死气沉沉。5周隔离后第一次踏入外面街道的我们,没有想象中的愉快,反而比出门前心里更低落。

到了傍晚,我不甘心结束这样的一天。我对着小区志愿者撒了个谎,再次走出小区,毫无愧疚之心的坐上自行车。

太阳下山了,我骑在安静的市区街道上,伴随凉爽的风骑得飞快。过马路的时候一个中年男子大白凶巴巴质问我,你怎么不戴口罩啊。我没答话,掏出口罩戴上。飞快骑出他视野后,我又一把摘掉。

我一边骑车,一边看向左右两边的树木和商店,一边畅快呼吸,有种久违的自由的感觉。

到了公司,看到楼下保安。我不慌不忙的继续撒谎:我家里药吃完了,公司有一瓶多余的,我能上去拿药吗?保安看着我,说:给你五分钟。

我进到空无一人的办公室,用指纹开门的时候,有种奇特而刺激的感觉。我往书包塞着我需要的东西,零食,眼药水,笔记本,电子产品。

下楼的时候我看向保安,他正沉浸在他的手机里,根本没把5分钟放在心上。

我出门,再次骑上车,骑向刚刚看到的便利店。这家小小的便利店居然还开门且允许我进去。我看着货架上的巧克力,奶茶,果汁,冰啤酒,糖果,难掩激动的心情,拿了一大堆去结账。

再次坐上自行车往家里骑去的时候,感觉用自己的方式稍微找回了点对生活的掌控感。

润还是不润

疫情开始之后,从朋友那里听到最多的就是「对上海太失望,我想离开上海了」。「移民」在微信上的搜索指数飙升,也有很多人说想回老家。

虽然这么说,但是放弃在上海建立的生活转身离开谈何容易。除非是那些本身有很多选择的人,疫情会再推他们一把,促使他们前往下一个阶段。

我不喜欢「润学」这个词。人们有权自由自在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度移动,也有权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生活。被人一种强大的力量驱赶,被迫「run」去其他地方,实际上是很可悲也很不公平的。「移动」应该是一种选择,而非被迫的决定。

我原定计划在2个月后出国。很多朋友说羡慕我能离开。

我并非因为逃离封城和清零政策,而且很早之前定下的计划,但是每每听到朋友这么说总觉得愧疚。

我不确定未来上海会不会再度进入这样的封城,不确定我是不是有幸避免这样的情况。个人的猜想是虽然未来清零还是大方向,但是上海会尽可能避免这样的漫长封城再出现,因为代价实在太巨大。

我也无法说我对上海失望。这不是一个城市的管理或人民的问题,而是背后的结构性的问题。疫情把一个发达而文明的城市幕布揭开,后面暴露出无约束无上限的国家公权力,粗暴的执法和个人保障的缺失。这给之前享受上海城市生活的人一盆冷水,看清了在这里生活的下限可以有多低。

就算离开上海,去到哪里都是一样的。武汉,西安,吉林,天津,望京;长期被封的边境小城们:瑞丽,广西东兴。上海这次疫情感染数爆发,恰好是因为初期的精准防疫而非严格的封城,在探索一个稍微宽松的防疫政策时让奥密克隆极速扩散。而这其实证明了上海的一点特殊性。

如果要为上海稍微辩护下,其实混沌的疫情中我有看到很多让我心生尊敬的闪光点:对人性和法治的拷问和坚持,勇敢而理性的发声,市民间积极的自救,权威媒体集体失声后自媒体的记录与传播。

我记得那天得以蒙混出小区的时候,虽然看到大白们心生下意识的恐惧和躲闪,但是看到那些平民百姓们,坐在电瓶车上的外卖小哥,便利店店主,运货的商贩大叔,骑在共享单车上的人,看到没有穿大白衣服而是露出自己衣服的人们,我有一种疫情期间特殊的亲切感,我有一种感觉,我可以相信这些人,我们会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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