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还是“法治”？为什么是“依法治国”而不是“依法制国”

想搞清楚中国的“法治”，就必须先阅读《商君列传》，几乎自此以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都与此有莫大的关系。

“变法”先“立信”，真的是在“立信”吗？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期。卒下令。----《商君列传》

“徙木立信”是大多数海内外华人都耳熟能详的一个故事，仔细思考一下，这是在“立信”吗？其实并非如此，而是在“立威”。再往后读几句，就会更加清楚。

（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商君列传》

议论令之便者、与议论令之不便者，均为”乱化者“，也就是所谓的“妄议”，即便是功成之后，“妄议者”依旧被放逐，更别说“功成之前”。“立威”要达到的社会效果是“其后民莫敢议令”。

这里的“法”就是在中国历史意义上的“法”，“法”的目的是“治”，“治”的反面是“乱”。“法”是统治层意志的体现，通过“令”践行，也就是说“令”是践行“法”的方式方法。任何对“令”的议论本质上都伤害了“法”的“威”。这里的“法治”就是历史中中国特色的“法”。所以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之中，一旦开始宣传推行“法治”，就以为着某种程度“变法”，比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就意味着社会要经历某种程度的由“乱”到“治”、或者由“治”到“乱”的改变。

这里还要额外解释“民”这个字的含义，“民者，氓也”，甲骨文中，“民”是针刺向一只眼睛。也就是社会中只能照顾到眼前利益的绝大多数人。“民”一般不包括“仕（士）”，但“仕（士）”永远站在最广大“民”的利益之中。“仕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无恒产而有恒心，惟士惟能。”“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些语句，都是对“士”的要求，以及“士”的愿景，这些“要求”并不包括“民”，而“愿景”包括“民”，自中国历史上有了科举以后，“士”往往从“民”中来。

在这段话中，也可以看到“立威”的两种方法，也就是：论功行赏，论罪行（刑）罚。这里的“赏”与“罚”也就是根据践行“令”之后的结果来裁决。当“令”来的时候，也是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每个人都会面临的一个情况，用王沪宁在《政治的人生》序言中的一句话概括就是：

我以为每一个生活在当代世界和当今中国的人，是不能不政治的。----《政治的人生》王沪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