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客的断代

司马迁的《刺客列传》，从鲁庄公与齐桓公（前706年）到燕王喜和秦王政（前221年），差不多四百多年，东周列国的横越。若摒去史事，独见时空，这是霸主到帝国之间的整个诸侯时代。其内部是：管仲、晏婴、子产、卫鞅…他们的权治断代；也是孔丘、墨翟、孟轲、庄周、荀况…他们的论辩断代。当然，也有山耕者长沮桀溺。也有，斯巴达的陆军形成了方阵战术、腓基尼人发明了羊油制作的肥皂、印度教有了一位毗湿奴神…罗马还在王政之中。

刺客呢？我们知道的是，每两个被记录见传的刺客，中间相隔甚远，曹沫到专诸一百六十年、专诸到豫让、到聂政、到荆轲又分别是七十年、四十年、三十年、二百二十年。这些人诉求不同，因由不一…但都采取了刺杀的方式，并以此为生命原则。

每一种断代单元之下的历史，都会让人看到不同的趋势。例如，学术从启蒙、论辩到总结、政权从松散、盟约到集中…刺客的断代一样有从它可以窥见的。那是对生死焦虑不同的时代认知。

曹沫是唯独一个没有因行刺而死的人，他挟持的第一位霸主齐桓公。因为霸主名义上是周天子意志的代行，所遵奉的是业已开始流逝的亲亲大义，所以葵丘上曹沫为他的主君鲁庄公伸张权益时，鲁庄公其实并没有此打算，但霸主齐桓公在曹沫说出齐国恃强凌弱、虚伪行事时，也一下丧气无言。齐国的实用主义者管仲，和桓公说，你践诺归还土地，得到的也是信誉。所以这里的刺客、被刺者都没有死；实用主义和春秋大义也奇妙的和解；甚至刺客终于的不是对某个具体君主的契约，而是周代普遍的宗法契约。这是这个时代的平衡。

但到了专诸和豫让的时代，春秋还可以维系的平衡陡然瓦解了。与聂政相关的《吴太伯世家》、《伍子胥列传》中，吴国是由泰伯仲雍的揖让所来的典范理想之国，吴公子光和吴王僚的叔叔季札，依旧是这种文化的末世英雄。他们的前辈们恪守尊重、心怀理想、人文充沛，但堂兄弟二人却在政见不和，私利冲突时率先背叛了这种精神，专诸伍子胥复仇的工具，也是公子光野心的工具；就好像，豫让所效忠的契约，也是智瑶国士待我，我以国士待之的精神；但三家分晋后的战国时代已经铁马冰河一般而来，最为讽刺的是，随春秋一并消亡的脆弱平衡，正是豫让之精神的承托和来由；最为讽刺的是，如果死的是赵襄子，那智瑶本人就会是这个时代的终结者，是他皈依精神的终结者。但这二人的时代，虽然普遍的公共原则已经陷落，但道义还存在于私人之间，野心家公子光还能被专诸的诚恳一瞬感动，赵襄子作为一个有情感的个人，还在试图为豫让宽恕、动容和成全，使之精神延续。这是这个时代。

聂政呢？聂政是唯一一个成功的刺客，他刺杀了韩相侠累。可是侠累是谁？做为宰相他做了什么？聂政与他有什么恩仇？已经全部不重要了，聂政只是感慨于严遂的知遇之恩，而一定不能放过侠累，他们的思考过程，功罪论处，全部没有展示刻画，只是聂政同豫让一样毁伤自我，迷惑敌方，终于把仇家砍了。但这人是他的仇家吗？其实不是，这是严遂的仇家，严遂是卿士贵族，聂政是平民屠夫，前者的一点恩惠，客观上就是后者的没齿难忘之情，这是一个竞争的社会。专诸可以同公子光说：王僚拿“我们”没办法。但是严遂只是怕侠累寻仇报复，买了一条杀手的命而已，聂政和严遂不是“我们”，而是主仆。侠累死以后，历史如何变动，聂政不用也无需知道，这是他的忠义。这是这个时代。

荆轲，易水萧萧西风冷，这是刺客的终焉之歌。荆轲当然还是一个古典的刺客，他效忠一个古老的贵族公子，周初大臣燕召公的后裔。他当然高尚、忠诚、严谨，但还是失败了。但重要的是，他失败与否到底不重要，勃兴的帝国时代之政治，并非一个君主的死可以扭转，秦王政的父亲耽溺宴乐，但兼并所致的屠杀和战争，广泛动员的军国、普遍的社会徭役和刑徒；法吏老师…依然在迅猛发动。不仅仅是秦国，也不仅仅是秦朝，赵和楚是这样，就连刘邦项羽也是这样。荆轲就是这样踏上悲歌之途，曹沫不会在登上葵丘时想到的歌，或是心头的情绪、茫然与坚定并存的天人古今……在一个人逆向一个帝国的画面中定格。

刺客列传的断代，随刺客的精神和外部价值，到此终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