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共和国（之二）：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与此起彼伏的民主运动

  本文已于12月1日发表于《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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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第五共和国正式建立后，全斗焕迅速将自己的亲信安排在了各重要岗位。但他的亲信也分成不同的派系，并在此后几年纷纷陷入到五共政权内部的权力斗争之中。

   全斗焕所信任和任命的亲信，除了那一班追随于他的高级将领，就是被称为“三许一李”的四名年轻干员。他们分别是负责五共创制的许和平、掌管内政的许三守、操控舆论的许文道、管理情报与“对共事务”的李鹤捧。

   这四人的共同特点是年轻干练、富有才华、高度忠诚。具体说来，四人的政治态度和性格特征也有所区别，而非脸谱化的专制鹰犬。其中，许和平最锋芒毕露，有着极大的政治野心。他一方面积极镇压民主运动和助力全斗焕当政，却致力于推动一种由保守势力主导的“政治革新”；许三守是全斗焕政策的忠实贯彻者，为全斗焕得力的打理着军政事务；许文道则是一幅封建卫道士的风格，有才华却顽固保守，成为五共时期扼杀新闻自由的“总设计师”；李鹤捧如同“救火队长”般负责四处弹压民主运动、打击全斗焕的政治敌人，是五共时期政治打手的头目、右翼版的捷尔任斯基。

    全斗焕任用这四人，既是看重了他们的才华和忠诚，也是试图制约位高权重的高级将领们。相对于卢泰愚、郑镐镕、权翊铉等军方高层被任命为“外朝”的大吏，“三许一李”就是全斗焕的“内朝”骨干。还有后来被任命为安企部部长的张世东，多数时候也可算作“内朝”的一员。

    五共建立后，不仅这两派之间产生了剧烈的矛盾，各派内部也严重不和，各方为争夺权力明争暗斗。发生于五共初期的诈骗大案“张玲子案”，就引爆了各派系之间的冲突，还牵涉和影响到了全斗焕妻子李顺子和弟弟全敬焕。许和平试图藉此机会打倒全斗焕的“亲属帮”、压制高级将领集团，以实现其政治野心。但最终，许和平被全斗焕流放到美国，许三守后来也被排挤出权力中心。而许文道和李鹤捧则为全斗焕的专制统治“奋斗到底”了。

    全斗焕和二号人物卢泰愚的关系也是五共权力斗争的一条重要线索。对于卢泰愚，全斗焕既有信任，也有防备。全斗焕在执政之初，就考虑到接班人问题。权衡之后，他认为卢泰愚是最合适的人选。他一边扶植卢泰愚成为五共的二号人物，一边却又不希望卢泰愚威胁到他的总统地位。二人之间时而亲密、时而疏远，卢泰愚“伴君如伴虎”般的在全斗焕政府度过了七年。当然，最终卢泰愚有惊无险的接了全斗焕的班，成为韩国第六共和国的首任总统。全、卢二人的微妙关系，是各国独裁者和接班人都会面临的。相对于苏联、中国等国“老大”和“老二”的政治斗争，卢泰愚可算是相当幸运了。

    虽然五共时代政治斗争不断，但全斗焕政治手段颇为高超，没有让权斗影响他的大政方针，政权始终保持着高度稳定。

    与权力斗争同时发生的，还有韩国在野的、民间的力量发起的民主运动。光州民主运动虽被残酷镇压，但韩国各界的抗争从未停止。其中，最为活跃的就是金泳三和金大中二人。金泳三等人创建了“民主推进协会（民推协）”，通过组织集体登山等方式串联、开会，坚持与全斗焕当局抗争。抗争激烈时，金泳三还采取了绝食等手段。这些手段虽然未能直接撼动全斗焕政权，但保住了民主的火种，让韩国民间始终保有可观的反对派力量。

    金大中则更为当局所忌惮。曾在总统选举中惜败于朴正熙的金大中，是朴正熙、全斗焕及其爪牙的眼中钉。早在1973年，时任韩国中央情报部长的李厚洛，为挽回其在政坛失势的局面，决定杀死金大中以向朴正熙献功。但暗杀事件被美国情报部门侦知，通过日本海上自卫队阻止了韩情报部溺杀金大中的行动。全斗焕上台后，又将金大中投入监狱并判处死刑（后改判为无期徒刑）。1982年，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全斗焕当局将金大中流放至美国。在美期间，金大中成为哈佛大学客座研究员，继续致力于韩国民主事业。1985年金大中返回韩国，重新成为仅次于金泳三的在野领袖。

    在五共时期，金泳三和金大中以合作为主流，但并未完全合流。相反，二人的政治主张和个性有很大差异。金泳三倾向于和保守势力妥协，思想较为中道；金大中则是旗帜鲜明的反对派，带有明显的左倾色彩。金泳三在其家乡庆尚南道影响力无可匹敌，二金大中则在全罗南道拥有压倒性优势，二人各自有自己的基本盘。

    两人在朴正熙和全斗焕的独裁统治下，多数时候在积极的沟通合作，多次进行重要会晤。可是在五共末期，二人因政见不和及政治利益纷争，最终分道扬镳。在1987年总统选举时，二人正式走向分裂。这就让原本处于不利境地的卢泰愚，在“一卢对三金（还有一位是共和党的金钟泌）”的格局下，于大选中意外获胜，让保守威权势力的统治在五共终结、第六共和国开幕之后又延续了数年。

    为镇压此起彼伏的民主运动，全斗焕政权绞尽脑汁。对于金泳三和金大中这样的在野政治领袖，采取的是软禁、流放等策略。而对于普通的民主运动、学生运动、社会运动人士，则更多使用直接的暴力措施。

    全斗焕政权以打击黑社会为由，成立了“三清教育队”，将数以万计的、包括社运人士、青年学生、反全氏政权的军人（如与全斗焕有私人恩怨的前保安司令官姜昌成）、不良人员等“社会不安定分子”，投入类似于中国的劳改队那样的营地监禁，施以经常性暴打、强制劳动、体罚、饿饭等各种虐待。这共导致400多人死亡，数千人残疾或患上精神疾病。全斗焕政权就是用这样的手段，弹压了对体制造成威胁的力量，维持了社会稳定，也得到了明面上的良好治安。

    针对学运，全斗焕政权还实行了被冠以“绿化事业”的分化瓦解行动。军情部门通过威逼利诱的手段，让一些被盯上或已被捕的学生做政权的暗探，打入学运组织内部，为军情部门提供相关信息，继而抓捕学运骨干分子、破坏学运事业。一些意志薄弱的青年学生被迫充当政权的探子，背叛同学和革命同仁。这些手段的确给韩国学运带来沉重打击，许多学运骨干因此被捕，也导致进步学生之间的相互猜忌。还有充当暗探的学生出卖同学后，因愧疚而留下遗书告白后自杀。这些悲剧都是全斗焕政权的分化行动所致。

    对于新闻界，全斗焕采纳了许文道的“言论统废合”有关建议，实行新闻审查制度，将《朝鲜日报》、《东亚日报》、《中央日报》等媒体的新闻报道严密管控起来，严禁发表对全斗焕政权不利的信息。虽然其力度远不如隔海相望的邻居国家，但这套言论管制也是韩国建国以来最为严厉和系统化的。在压制新闻自由的过程中，媒体人出身、投靠了全斗焕的许文道，起到了相当恶劣的作用。许文道就是典型有才无德的危险品，是既有新闻学才能又思想极端保守的高知恶棍。

    与各独裁政权一样，全斗焕政权也利用外部威胁来增强自身统治的合法性、争取民心。全斗焕政权渲染朝鲜修建金刚山大坝对韩国的威胁，将民众的注意力从国内改宪与选举制度问题上引开，减轻政权面临的改革压力。此外，韩国情报部门还利用一起普通刑事案件，炮制了虚假的“金玉分共谍事件”，以强化白色恐怖，以此为借口加大力度打击国内左翼势力。

    在挥舞“大棒”打击反对力量的同时，全斗焕政权也适时向民众发放“胡萝卜”。全斗焕听从伊藤忠商事会长濑岛龙三的建议，以申办奥运会来淡化光州事件的影响，试图让人民沉浸于虚幻的民族自豪感与娱乐化之中。

    全斗焕政权的这一系列举动，的确在中短期内维护了其独裁统治、打击了追求自由民主的力量。1980-1987年，韩国社会看起来相对稳定、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继承了朴正熙时代的“汉江奇迹”。但这些成就显然是以牺牲民主与人权为代价的，受惠者主要也是高官及财阀等权贵。广大劳工遭到残酷剥削压榨，知识分子备受压抑，官商勾结腐败横行，军情机构飞扬跋扈，人民的政治权利与自由被剥夺，社会矛盾愈演愈烈。

    到了1987年，以大学生朴钟哲拷问致死事件为导火索，全国民主运动突破了政权的压制，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当年6月，运动已演变为覆盖韩国各主要城市的全国性政治运动，全斗焕政权的丧钟即将敲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