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概况（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

节选自我的《“社会进步指数”勾勒出的国情：中国特色极权社会的数字画像》一文

“获取基本知识（Access to Basic Knowledge）”

  在“获得优质教育”方面，中国仅以1.57分排名第109位，或许会让部分人士感到有些意外。因为在一些人看来，中国的教育系统还是比较完善的，基础教育覆盖面广、高等教育也算发达。

  但SPI中“获得优质教育”的定义是“高质量的基础教育保障所有人，足以使他们能够行使成年公民的基本权利”。换句话说，“优质教育”指的通过基础教育，即足以培养能够建立和参与公民社会、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现代公民，包括拥有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而不仅仅只是学会识字、作文、算术、做工等工具性技能。

 显然，中国的基础教育中，关于公民教育的方面基本是空白的。虽然小学的“社会”科和中学的“思想品德/思想政治”有类似的意味，但无论内容还是教育形式都与民主国家真正的公民教育大相径庭。进一步说，中国的相关科目不仅没有真正的教育学生行使公民权利，相反在不断灌输忠于中共政权、忠于“社会主义”制度、服从公权力机关的思想，进行洗脑教育、愚民教育。虽然中学教育中也有关于监督政府、行使公民政治参与权等内容，但都流于形式，普遍是“假大空”，且只是作为很次要的内容进行说教式宣传。最重要的问题，是现实中相关参与的途径不通，专制体制下民众根本无法履行公民责任。社会现实是反民主的、禁锢公民的，没有与现实的连接，又怎么可能有真正的公民教育呢？

  此外，中国的教育还存在严重的应试化、功利化现象。中国自小学至高中的教育均以赢得高考胜利为核心目标，广大师生长年累月陷于“做题竞赛”之中，使教育丧失了其本来面目。即便到了大学，以应试和功利为目的的教与学，仍旧无处不在。这样的教育下，培养出的是大量的“做题机器”和精致利己之徒，而非德才兼备的现代公民。

  这也反衬出中国推行公民教育、人文教育、实用教育的重要性和急迫性。我在另一篇关于教育改革的文章中就提到，要在总体上改革教育的内容与形式，要加强人文素质、公民素质教育，尤其要强化法治教育，让中学教育真正成为塑造学生、激励学生、升华学生的手段，增强语文、思想政治等人文科目的实用性、批判性、多元性，提高学生分辨是非、认识世界上各种人和事情复杂性的能力，培养具有平等、自由、自尊、自信、博爱、公正、法治理念的学生，让他（她）们有爱心、同情心、同理心、正义感、责任感，尊重多元，扶弱救贫，敢于与恶势力作斗争，成为真正的现代公民。让公民教育取代愚民教育，让通识性教育超越工具性教育，是中国未来教育改革的必由之路。

  当然，这一切在中共专制极权体制下，是无法实现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真正的公民教育。只有推翻专制，建立自由民主的共和国之后，中国教育才能迎来转机，实行彻底的大变革；民主体制建立之后，也必须要推动公民教育，才能巩固和发展民主，让公民们懂得如何参与民主、积极捍卫民主，主动而高效的维护公共利益、自身和他人的权利。

  而在“未受过教育的妇女”指标上，中国排名第66位，高于多数国家，但也并不十分出色。中国在女性教育方面还是相对进步的，这得益于中国世俗主义的社会形态，以及建国后中共一度大力推动的妇女解放运动。虽然近些年中国女性权利有退步趋势，但当今中国妇女还是享受了前几十年女性权利发展的余荫。

  而中国另一个指标“中等教育中的性别均等”中排名第91位，低于前一指标。也就是说，中国妇女虽然普遍接受了以识字为主的小学教育，却在进一步提升知识和技能的中学教育中落后于男性。这与中共政权并无直接关系，只是说明在中国社会中的重男轻女观念影响着对不同性别子女的教育培养，对女性接受教育方面的重视和投入不及男性。如果要说与体制相关的，那就是政权没有做到在教育上对女性、女孩的足够扶助。

  SPI的“小学入学人数”缺乏数据，是令人意外的。事实上，中国在这方面的数据并非空白，官方有相关信息公布。据中国教育部官网的《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9年，（全国拥有）普通小学16.01万所，另有小学教学点9.65万个；招生1869.04万人；在校生10561.24万人；毕业生1647.90万人。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99.94%。”中共政权在这方面没有造假的强烈动机，且与现实中许多人感受到的情况基本相符，因此数据应是可靠的。

  根据以上数据，中国在基础教育中的基础，即小学教育领域，做的还很到位，基本实现了适龄孩子全部入学的要求，要好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但这仅仅是从数量和比例而言，并没有体现小学教学的质量，更未描述不同小学之间师资、硬件、服务等教学环境和教学质量方面的差距。显然，在北京朝阳、上海浦东就读的小学生，和在中西部农村的小学生，所享有的教育质量是差距悬殊的，日常的课内外生活也是天壤之别的。这种差距，是远大于多数国家内部存在的教育差距的，甚至也远大于不同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这既与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导致的各地发展水平迥异造成，也和政权资源配置不公、制造差别和放任差距有关。

  而拥有中学程度学历的，占适龄人口的78.60%，居世界第66位，同样是劣于发达国家但好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与前述许多指标相同的问题是，该指标同样没能反映不同阶层、城乡、地域等异质群体所受中学教育质量的差距。简单从入学比例看，中国的中学教育的确不算落后，但不同中学之间的质量天差地别，比小学之间的差异更大。由于中学涉及中考、高考，因此不同教学质量的学校对学生的前途有着巨大的差别化影响，关系到学生一生的前途命运。即便在一个城市、一个县城，不同中学之间的师资水准、教学水平、升学率、教育模式等，都差别巨大。这些中学及所属学生当然不能等同为一体来评断。而SPI涉及教育的指标，均未能反映这种同级别教育中不同学校的巨大差异，以及其所反映出的阶层、家庭、城乡、地域之间存在的教育鸿沟，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而且，即便考察总体的教育水平，简单的以入学率/毕业率作为标准，也是失之偏颇的。因为这只能从数量上、名义上、表面上看到其教育的成就，却无法从质量上、实质上、里层中评判这个国家/地区实际的教学水平和教育成果。而中国作为深受“斯大林体制”影响的国家，权力自上而下赐予而非自下而上授予，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往往只强调数字上的政绩而忽视实实在在的成果，导致只重视数量却轻视质量、在数字上弄虚作假等情况盛行。因此，中国在教育上取得的成就，即便抛开存在的巨大内部差异，从总体上看也是很有水分的。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中国在基础教育、中等教育方面的投入是不足的（高等教育也有发展畸形的问题），例如教育工作人员的收入就远低于医疗领域人员。这说明了中国体制缺乏对长远益处的关注，社会急功近利，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教育事业没有真心的关注和扶植。相对于医疗领域疯狂的“吸血”使医疗管理人员及医护人员赚的盆满钵满（尤其三甲医院医生，护士收入还差不少。而三甲之外的医院一户则收入相对明显差了许多，这虽然也有客观原因，但是不尽合理），大多数教师及其他教职工则较为清苦，有些甚至处于贫困状态。这是不应该的，教师教书育人、责任重大，理应获得丰厚的物质回报和更多尊重。如果一个国家、社会及每个个人只讨好急救者而轻视育人者，只知道肉体疼痛的煎熬而不在乎知识的贫乏和思想的空虚，是没有灵魂和前途的。

  当然，对中国教育做出这么多批评，并不是要完全否定中国在教育上的成就。如果只谈工具性的教育，中国还是有很大成绩的。但是既然是评论，自然以批评为主。何况中国的教育存在系统性的、根本性的弊病，没有起码的教育自由和教育公平，其主流本来就是负面的，以批评为主是理所当然的。

“接受高等教育（Access to Advanced Education）”

教育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也是个人得以在社会上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高等教育则是人获得进一步的提升、得到超越性发展机遇的前提。如果说基础教育是人生的奠基，高等教育就是地基之上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让人生充满了无限的可能。

在该指数中，中国以73.96分位居第35位，处于“优良”程度。这既得益于中国庞大的高等教育规模，也和教育领域对个人机遇的提升的确较多有关。

在“优质大学加权指数”中，中国以521分高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这无疑与中国庞大的人口及教育体量有直接的关系。正是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国土面积及教育规模，才让中国拥有了从总量上鲜有匹敌的教育资源及优秀生源，也就有了众多排名世界靠前的优质大学及所拥有的大量学生。依靠庞大的基底和集聚效应，以及通过行政手段对教育资源的集中，中国的高等教育排在了世界前列，令全球许多国家艳羡。这就是大国的天然优势，会在整体的竞争力与总值方面遥遥领先。

    而在涉及人均的教育数值上，中国排名一下子就跌到了60多位。在“可引用文件”及“预期的高等教育年限”方面，中国分别排名第65位和第60位。而“接受高等教育的（适龄）妇女”也是以70%位列世界第70位。

即便如此，这仍然比在“机会”维度中其他大多数排名要好的多。相对于政治自由、公民权利、社会包容性等而言，中国在教育领域的确给了民众较多的机遇与空隙。

但这些机遇与空隙仅限于给予技术性教育和提供进身之计方面，并不代表中国的教育有真正的自由，更不代表它可以培养真正自立自强的现代公民。相反，中共政权严密把持从中小学到大学的一切教育的内容与形式，严禁独立的政治教育和思想启蒙。虽然有个别教师试图向学生传递自由民主理念和公民意识，但只是零星的、短促的、随机的、非正式的、有限度的，且如今连这点自由都面临严酷的摧残，如“五毛”学生对老师的举报以及自上而下对极少数敢言教师的迫害。如翟桔红、杨绍政、许章润、蔡霞等高校教师的“下场”就是例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的确有了长足的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可是，这种发展是严重畸形化的、工具化的，是重手段轻思想、重应用轻通识、重理工轻人文的。

中国的教育有着无比突出的工具性特征。它既是政权推动愚民教育的工具，也是培养技术型工具型人才的工具，还是个人用以出人头地、竞争上位的工具。它也未能承担使民众获得通识知识、拥有独立思考能力、追求正义的品质和参与公民社会的功能，成为彻头彻尾的功利化工具。教育工具化，也让民众自我工具化，继而让整个社会工具化。在工具化的教育下，人人成为社会固定的部件，没有作为人基本的人文素养和精神品质（乃至对理工知识的贯通与创新能力也是没有的）也是非常不足的，丧失了自我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俨然是只会服从和逐利的“工具人”。

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高等教育取得的成就是要大打折扣的。虽然中国有众多知名高校，也有着可观的“可引用文件”数量，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也算众多，但因其教育内容和形式的劣质和工具化，这些成就都远没有数字看起来那样好、那样高。相反，忽略内质的统计夸大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成就。

即便只考虑给予个人出人头地的机遇平等方面，中国高等教育的作用也日益衰减。随着阶层固化的加深，不同阶层子女所受教育的质量差别越来越大，教育不仅没能成为打通阶级壁垒的隧道，反而成为了阶层固化的帮凶。在以前，如清华北大等知名院校农村学生曾高达半数，如今只有一至两成左右。权贵阶层子女基本垄断了最珍稀的那部分教育资源，中产阶级勉强分一杯羹，普通民众则只能从小就“输在起跑线上”。阶层之间、城乡之间、地域之间的教育差距日益扩大，学历水平越来越和家庭阶级地位呈正相关，通过高考实现阶层跃升越发艰难。

还有“可引用文件”的品质问题。中国近些年来在专利、引用文献等方面的数量上有迅猛的增长，但质量却乏善可陈。例如专利领域，中国每年专利数量已居世界第一，但专利的转化率却很低，即有效性低。而“可引用文件”中的文章、文献同样会有类似问题。在文件质量堪忧的情况下，只谈数量，就很容易被形式主义、形象工程制造的假象蒙蔽。我想SPI引用的SCImago数据也未能考虑到中国学术方面存在的巨大水分，同样会受此类形式主义和数据造假的影响，而导致公开的光鲜数据与学术领域的真实状况存在很大落差。

总之，中国高等教育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更存在着巨大的问题。而SPI的数据和排名仅仅展示了成就，至少客观上无法充分有效的反映出存在的问题。这就是数据、指数的局限性。它很难反映具体数据内部的质量、内容、均衡性、细节等重要方面，只能给出一个相对宏观的数字，以及根据这个宏观而粗糙数字而得到的排名（当然，SPI本身就是由许多具体数据共同构成，可以说是由各种细节、具体质量、内容组成了宏观的“社会进步”状况。但具体到高等教育这个子项、“可引用文件”这个小项，它们本身又成为了一个较为宏观的、粗糙的数据，缺乏更低一级的子项、小项进行解释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