疤疤爸爸
疤疤爸爸

走得远了,会忘了当时头也不回要离开的理由。

小说|羞辱

那天邓洋突然邀我去他家吃饭,席间不知怎么就聊到“男人和女人谁更忠贞”的话题。我举出的例子是我之前同事老周的女友,从老周检查出胃癌到最后去世的大半年时间里,他的女友始终对他不离不弃,陪伴左右。邓洋举出的例子则是他自己,他说老婆已经赌气回娘家四个多月了,但他始终守身如玉,每天只允许自己跟三只猫朝夕相对。

我们都坐在餐桌旁笑。笑完了邓洋要我再说说老周的事。

老周啊?老周对我挺好的,他走的时候才25岁,想想都可惜。后来集团老总带头为他父母捐款,名字写在爱心榜上第一个,数目是:五百块。我那些同事就为这事起哄,说老周这么个勤勤恳恳的中层骨干,到得比谁都早,走得比谁都晚,临了得胃癌没医保不说,五百块的爱心就给人打发了。后来也不知是谁带的头,大家活也不干了,稿子也不发了,集体起立唱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起来,起来!大家在外面这么唱,老总就缩在自己的独立办公室里,气都不敢吭一声,黑着脸闷头看电脑。那会儿居然可以唱国歌讽刺领导,是不是跟做梦似的?

邓洋叼着烟认真点头。嗯嗯。

“这些事你打算写剧本里?”我问。

“算了吧!这辈子都不想再当编剧了,”他摁熄了烟,嚼花生米,“你知道我那个本子审多久了吗?不审那么久我能揭不开锅吗?没有揭不开锅我老婆能走吗?咳,回头拍了电影,主演出名了,导演出名了,还有几个人能记得编剧?当然了,我不在意什么出不出名的,我现在就希望本子快点过审。当然了,过审也只是万里长征迈出第一步。”

我祝他好运。他说是啊,现在老婆已经回娘家了,要是本子再不快点过审,他就将成为全天下最苦命的男人。一个苦命的男人和三只猫。哎猫去哪儿了他问,我举着筷子环顾四周只找出两只。

午饭后邓洋去洗碗,我在客厅的摇椅上睡着了。醒来时看见他正皱着眉头读我的小说。“这里写得有感觉”,他严肃地说,“我可以跟某某推荐推荐。”送我去地铁站的路上他又说了些鼓励我继续写作的话,相信自己,勿搁笔,勿负时光云云。天灰着,他抽着烟。抽了一半,唉一声,扔地上踩熄了。“要戒烟,戒烟省钱。”他说。

我下三个月的房租还没着落,找邓洋开口是不可能了,他自己都有了上顿没下顿的,他还养猫。摇摇晃晃地从地铁站出来,我索性把红色高跟鞋脱了拎手里,光脚踩着柏油马路回了家。

下三个月的房租:六千块。六千块不是一个小数目。

其实,之前你已经跟人开过一次口了,为了开这个口你专门坐大巴到了首都机场,你觉得在那种全然陌生的环境里你才能鼓起勇气拨通一个问人借钱的电话。结果那个人笑着说:“你知道吗,失去一个朋友最快的方式就是借给他钱,我可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这种话你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往下接。像被人打了脸,还不能说疼,还不能生气。也就作罢了。

没想到这天你刚到家就接到那个人的来电。但他只字没提你曾找他借钱的事,只问你明晚有没有空,说他有两张朋友送的票,可以去天桥听相声。你摸不准他什么意思,他笑起来,说:“怎么?你另外有安排?”

“没有。”你说。怎么办,你确实没有。

“那就去吧!明天下午五点我来接你,我们先吃晚饭,然后去听相声。”

你也不知道一个连房租都没着落的人有没有听相声的心情,但你还是去了。心中有丝微弱的希望,希望那个人突然改变了想法,愿意借给你钱。或是突然有了一笔闲钱,可以拿出来救你的急。救急不救穷,你可以写借条,立字据,你不会借钱不还的。

这些话不能说,哪一句说出来都让人尊严尽失。你沉默地挨着那个人坐在八仙桌旁,望着戏台上的辉煌,演员们敷了厚厚的脂粉,挖空心思逗人笑。可你没笑,你也不明白旁边的人怎么笑得出来。那些包袱无非是羞辱和自我羞辱,刺耳得要命。非礼勿视,非礼勿听。你后悔来这里了,这里让你想起老周的追悼会:他躺在假植物丛里,脸上也一样涂脂抹粉,周围围着一群似哭似笑的人。排队向遗体鞠躬告别后,你听见有人在角落里嘻嘻哈哈地讨论下一步准备跳槽去哪里。

这就是人死以后?你费解,难受得很。

“你怎么不笑啊?”

你扭头一看,那个人正凝视着你。

“不好笑。”你说。

“我也觉得。”他说。

他又望了一眼戏台子,转过来对你说:“我们走吧!”

他起身离开,还碰了碰你的肩头。

心中有些异样。你跟在他身后,看着那个背影你觉得,他也不至于是个太糟糕的人,他说“借钱就成不了朋友”,大概只是句大实话而已,也并无恶意。他是有点玩世不恭的。你们开着车,夜风从天窗吹进来。你托着腮,听了一首他说他最喜欢的歌。他喜欢,可他也说不出歌名是什么。

“你刚才在想什么?你有心事?”他突然问道。

“没什么……想到我以前一个同事。”你笑了笑。

“你们关系很好吗?”

“是我一个师兄,对我挺不错的。”

他没再问下去。你也没提什么追悼会的事。

过了会儿他突然说:“你是要找我借钱吧?多少来着?六千?”

原来他没忘。

你却说:“没事的,我已经借到了。”

他哦了一声,不细问了。

又一会儿他问:“你真借到啦?”

“对呀。怎么了?”

“没什么。”他合上了天窗。

慢慢地,你发觉事情不对,车没往你家的方向开。即便是夜晚你也能清楚知道,他正驾车驶向一条你一无所知的路。你看见月亮,一动不动地挂在车窗外的某个地方。熟悉的高楼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团团漆黑的树影和陌生的灯火。你突然大声问他:你往哪儿开呢?!

他被你吓了一跳,方向盘一个不打紧,险些和旁边一辆车撞上。靠边停车后他挺生气:什么往哪儿开呢?

你说呢?

哦……你不愿意啊?

我愿意什么?你瞪着他。

他也盯你半晌,索然无味地说:没什么。

他一副自认倒霉的模样,悻悻地发动了车子,拐弯掉头。

——要是当时你这么说就好了,只要你这么说,他一定会这么答,你了解,这天衣无缝的对答符合他的个性——但不符合你的,你总不想让人尴尬,下不来台。或者你也可以说:都怪邓洋。当你隐约发觉不对劲的时候手机响了,是邓洋。他问你在干嘛,你犹豫了下,说和朋友在一起。他问你说话方便吗?你犹豫了下,说方便。哦,我今天去了国图,邓洋说,我去查资料,嗨还不是因为那个破剧本,要改,又要改!接着他啰啰嗦嗦说了一大堆在国图查资料改剧本的事,你也不好打断他,只闷头听着。直到那个人都不耐烦了,故意用力按了一下车喇叭,邓洋这才有些意外地问:哦,你们在车上啊?你朋友送你回家?你说:嗯。

晚了。已经晚了。事情发生的所有条件都已酝酿成熟,破坏其中任何一个的机会都已被错过——有意或无心。起决定作用的全是细枝末节。最后你记住的是那个人握住你手腕时的温度,是一种自由落体般的堕落。第二天清晨六点他送你回家,他说他还要赶去某个地方。车开到离你家不远的路口时他靠边停下了,让你在车里等一会儿。你没问他去做什么,你只感觉到座椅在随着发动机微微震动,内心也有什么东西一点一点破裂了。车窗外的清晨是你永远都忘不了的,是即将明媚的夏天,粉色的朝霞铺在天空一角,两三个慢跑者充满活力地跑过你坐的车。你从后视镜里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你想,这些沐浴在晨光里的人永远都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我已坠入深渊。

那个人回来了,一言不发地坐进车里,顺手递给你一个牛皮信封。

“这是什么?”你不接。

“这是五千块。你不是要借钱吗?”

“我已经借到了。”

“真的吗?”他扭头看你,像在哭。他把信封塞到你手里。

奇怪的问句。奇怪他还是那么坐着,也不开车,也不说话。你从没见他这样颓唐,像是被什么东西彻底击败了,像是在一场败仗中彻底认清了自己。你捏着信封,也不说话。

“你不数数吗?万一我坑你呢?万一我塞进去纸呢?”他挤出一个笑容,想打破车里令人窒息的气氛。

你没动,没表情。

“不过话说回来,你们搞写作的,还能分不出是纸还是钱啊?”

紧接着他就意识到这话更深地刺伤了你。他清了清嗓子,又递过来厚厚一沓钱,说:“这是另外五千块。”

你愣住,大声问他这是做什么?他回避你的目光,只盯着方向盘和车钥匙之间的某个地方发呆。

“我实在没想到你还是——”这次他谨慎多了,“我真的没想到,真的……如果早知道是这样,我绝不会这么做。我不是那种人。”

你后来见过这个人吗?没有。你给他发过一次短信,让他把银行账号给你,他没回。你又打过几次电话,每次都是“无人接听”。也就是说这笔钱他给你了,不用还。他一口气给了你一万块,然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万块,你数了,一百张,每一张都是印着主席头像的粉红色现钞,它们顽固地把你的挎包撑得鼓鼓囊囊的,它们每一张都在顽固地提醒你:你做过。

你不去想那个人那句“真的吗”背后暗含的深意——说不定,他的意思是:要不是为了钱,你会和我上床?要不是为了钱,你会和我出来听相声?你多挑剔啊,你一个搞文学创作的人……不,他不至于那么低劣。你记得,他是那么有优越感地出现,高高地扬着头站在车旁跟你打招呼,最后却慌不择路,落荒而逃,仿佛一个肇事者逃离车祸现场,仿佛稍微慢一点都没法捍卫那最后的良心……仿佛在对你说:请相信我,我不是个混蛋,我没打算趁人之危,我还有道德。可那个牛皮信封又是怎么回事?他早有准备?准备好了事后作为交换资本?那么多出来的四千块呢?弥补贞洁?还是他道德的对价?你怎么都没想到他在意的竟然是这个,他看上去是那么的玩世不恭。他碰你肩头的力度,按响喇叭之后抿着嘴暗自得意的神情,都让你疑惑:原来一个人的耻感可以如此深藏不露,必须用一场他亲手制造的灾难激发。

无论如何那个人曾是你的朋友,而你终于失去了这个朋友,用一种说不好是自取其辱还是相互怨恨互留遗憾的方式。你也曾是他的朋友,如今你却成了他避之唯恐不及的瘟疫,成了他回忆中最黑暗的片段,成了他必须买单付账用钱解决的麻烦。光是想到这,就让你感到了羞辱。连着好几个晚上你连灯都不愿意开,你在暗中自问该怎么办。如果可以烧掉那些钱的话,如果你可以去死的话。

手机响了,又是邓洋。他说喂喂好消息,本子终于过审了。

我替他高兴,这可悲的生活中总算发生了一件让人愉快的事。

他却支吾起来,半晌才故作轻松地说:“你能帮我一个忙吗?你能借我点钱吗?”

我问他借多少,他说:“四千就行。”

我哑然失笑,提高嗓门,“四千?你要借四千?真的?”

邓洋像是被我奇怪的反应吓住了,连忙说:”没事,三千也行。我就是周转一下,这不本子也过审了,我手头宽裕了马上还给你,我现在就给你写借条。嗨我又不是破产了,不然我卖房子还能卖好些钱呢!”

四千块不是一个小数目,至少我的四千块不是,那甚至不是一个数目。

我问邓洋:“你知道失去一个朋友最快的方式是什么吗?”

电话那头安静半天,邓洋干笑几声,说:“不会是借钱吧?别呀,以你我的交情,四千块就闹翻啦?不至于不至于。”

见我不吭气他又说:“这样,我把银行账号给你,你有了转账证明我还能赖掉吗?”

我当然会把钱借给他,现金也好,转账也罢,然后我松了口气,我终于可以把一份羞辱掷入虚空。而当它们一分不少地再次回到我手里时,羞辱已经得以洗刷。那将是崭新的四千块,删除了历史的、没有过去的四千块,带着最清洁的气味,仿佛一张平整的白纸。但我没有告诉邓洋这些,我没有告诉他:你找我借钱,可你救了我。

多年后你在美国看一场电影,你独自坐在那块巨大的荧幕前,看一个长得很像你的女人随手抽出一沓美金,数都不数就摔到另一个女人面前,说:“钱在这里,滚吧。”

那些崭新的美金的特写,张张都是百元大钞,张张都印着富兰克林像和四个字:唯主是依。

那女人的眼眶里噙着愤怒的眼泪,但她尖酸地说:“你就这么点钱?这么点钱你好意思拿出来?”

她在捍卫她最后的尊严,你清楚。她是个人,人不可以被钱羞辱,你清楚。人一定是被谁羞辱过,才学会了如何羞辱别人,你比谁都清楚。

那个很像你的女人却淡淡一笑:“嫌少?你就值这么多。”

突然间心在刺痛,往事全都回来了。你想这一定是你亲笔写下的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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