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盧麒之死》：徘徊真相與「真相」之間

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的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人們每一次閱讀歷史的過程中，嘗試以他們對當下世界的認知來還原歷史。而以文學來書寫歷史，也是一種常見的文學類型。「小說」一般而言是虛構的，並且混合了不同的文學手法、理論，不是單純地使讀者認知世界，而是通過重構世界的過程，令讀者感知世界。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文學界的小說家以強調「現實」、「真相」的方式，把歷史事件、事實以文學的方式，書寫出來。隨著時間推移，「非虛構小說」（Nonfiction）在美國近代文學漸漸興起。「非虛構小說」是指在故事內容中展現「真實」，可以結合新聞報導、文獻，目的正是為了重構歷史。例如，美國作家杜魯門‧卡波特的《冷血》、諾曼‧梅勒的《夜晚的軍隊》，結合了真實新聞報導與小說的虛構寫作技巧。

回到香港文學，作品往往都以香港歷史、城市作為主體。數年前，香港作家黃碧雲（不是有政黨背景那位）寫了《盧麒之死》的故事，以一九六六年的「六六騷動」作為背景，不是宏觀地訴說歷史、社會運動等大時代的故事。反之，作者以微觀的方式，剖析當時運動中的一名青年—盧麒。盧麒在一九六六年，參與反對天星小輪加價的遊行示威，最後因演變成騷亂而被捕。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他被發現在佐敦谷牛頭角徙置區住所內的上格床懸吊，自縊而死，但奇怪的是，他雙腳着地，膝微屈呈下跪狀。在官方的史料中，盧麒自殺身亡是普遍共識，沒有疑點。作者以「非虛構小說」（Nonfiction）的方式，引用大量資料，如史料、法醫報告、證人口供、新聞報導、蘇守忠等人的回憶，重新解構盧麒這個人物、他死亡的原因，以及當時青年的苦悶與不安。

書中一開首，就是以「一九六六年四月五日，密雲，清涼，最低氣溫為攝氏十六度」的天氣情況，陳述並開展故事。在書中一開首，作者就把「一九六六年四月四日」到「一九六六年四月六日」的歷史事件整合與陳述，如「蘇守忠絕食」、「天星碼頭加價」、「暴雨成災」等片段，先構成了故事基調。繼而，作者為這本書定下了一個清晰明確的命題，就是「誰令盧麒吊死？」作者運用了大量史實、資料，陳述事實，並且綜合各人的看法。另外，作者借他人之口，像專題訪問般，通過別人的視角來重構盧麒的形象：蘇守忠指盧麒「生前說話可能有點誇張，他也有一般十九歲青年的狂熱。」而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對盧麒的證供，表示「應相信至何種程度，頗難衡量」。甚至有的指控是「這位青年，說謊和誇大的本領極大，所以很難倚靠他去証實任何事情。」

又或，作者從盧麒生前所寫的十二張紙條中，發現內容盡是厭世語言，如「我根本一技無長，怎得生存，且牽累了無辜者，罪惡的東西，罪惡的東西，不死也沒有用。」而且，鄰居對他的印象，也是「個性甚是孤僻，平日經常自鎖屋門留在屋內」、「見到鄰人亦絕不交談半句，眉宇間似甚苦悶」。並且他經歷了失學、喪母、轉工等事，似乎都在說他是一名孤僻、煩悶的青年。從他的遺物中發現的字條，正是推斷出他對生命感到絕望而自殺的佐證。

《盧》不只是說盧麒自己在當時社會所面對的衝擊，而是當時青年的縮影。在書中，其他人物角色不約而同地面對相似的問題。例如，第二章開首先介紹十九歲混血青年盧景石；第四章，被鎗殺的鄭仁昌。作者又從盧麒身旁的友人先行分析，這些人物的共同之處，也是對生活、社會、未來覺到徬徨、憤怒、絕望，如盧景石、呂鳳愛。恰恰能夠以書中一句—「沒有一個參加遊行的人超過二十五歲」來概括。在燥動的時代，不會只有盧麒一個苦悶青年。

但是，儘管作者利用大量的證供、報告，試圖重塑當時的眾生相、盧麒的死因，卻由於資料之間互相矛盾，呈現一個真相不明的情況。在重組盧麒自殺時，到現場見到屍體的警察作供、法醫官檢查、警察攝影照片，出現爭議，一名警務人員指出「很可能被謀殺」，他自縊時竟是雙腳著地，也指出這件案件不合理。然而，由於資料有限，作者未能有證據指出這是他殺，卻也提出疑問，動搖歷史書寫中一錘定音的「真相」。許多歷史資料中，盧麒的死亡早有著普遍認可的官方定義、解釋。但是在《盧》中，各個檔案、史料互相矛盾之下，令人反思官方文獻、已有定論是否完全還原真實的歷史呢？ 

作者面對著無法完整地找出真相，她跳出了「非虛構小說」的設定，以不同的標點符號，包括「」、（）、『』、〔〕等，來區分敘事、當時新聞報導、證供，以及作者的評論與感受。例如，她寫了一句「其〔『〕生前友好〔』〕蘇守忠、葉錫恩」，通過標點符號的拼貼，強調是〔『〕生前友好〔』〕蘇守忠，而不是「生前友好」蘇守忠，或生前友好蘇守忠，讓讀者思考是否真是生前友好。作者加插多重的標點符號，以重新構成文本的意思。作者續寫盧麒的公祭會，所拼貼的文字是在場人士「捧腹大笑」、「怪狀百出」的行為。然後她以具有距離、旁觀的角度，反諷這次盧麒的公祭會〔原來不是悲劇〕，反似是一場鬧劇，把盧麒的死當作笑話。當然，作者以〔〕反映她對此事的態度，加強了諷刺、冷嘲的效果。

作者以〔〕為他所帶出的問題—「誰令盧麒吊死？」；面對「當時陪審團一致裁定盧麒死於自殺」的問題上，作者提出了「我們不能夠接受未知，或不知道？」、「歷史不會給予最終答案」在重重疑點下，作者假設「如果盧麒被殺」作者不斷指出〔如果‥‥‥〕，這些「如果」也只是作者想像的，〔如果四月四日沒有下大雨〕、〔如果盧麒沒有穿上那一件紅色風衣〕、〔如果蘇守忠不戴黑眼鏡〕，這些都是以假設的想法去思考歷史，是一種情感宣洩。歷史檔案本身沒有情感，但是通過人們的視角，賦予了情感、價值判斷，這樣能讓情感進入到歷史書寫之中。

書中提及盧麒死後，陪審團、法院對他原因不明的死亡，也是存在疑問，卻換來「死於自殺」的草率結論。陪審團、法院所代表的權威、主流社會聲音，賦予了「盧麒之死」一個官方的定義。當作者不斷嘗試通過史料還原真相，但在這個迫近真相的過程中，無奈似乎又出現老胡同，最後只能以情感來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