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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人系列之十】香港電影的獨立景觀

獨立電影在過去的數十年裡,不僅擴闊電影的定義,也補充主流電影的不足,甚至也為弱勢發聲,不過它在主流電影的輝煌下,往往總是被人所遺忘。早些年,執導《音樂人生》(2009年)的張經緯、《大藍湖》(2011年)導演曾翠珊相繼在香港電影金像獎獲新晉導演,似乎是對獨立電影的肯定,像華語記錄片節、香港獨立電影節等的出現,也彷彿營造一個蓬勃活躍的現象,究竟香港獨立電影如何發展過來,又有何新的「獨立景觀」呢?或許從崔允信、曾翠珊、盧鎮業(小野)和陳浩倫等導演的故事中可略知一二。

獨立電影的起點

關於獨立電影的起源,普遍認為是美國獨立電影之父John Cassavetes在1959年拍攝的《Shadow》,數年後在太平洋的另一端,在「第一影室」(Studio One,成立於1962年,也稱香港電影協會,主要引入歐洲藝術、實驗電影並舉辦放映會)和「大影會」(大學生活電影會,成立於1966年,除主辦放映會、出版刊物外,也鼓勵會員拍攝短片)的薰陶下,六十年代中後期的香港,也開始獨立電影的萌芽期。「其實很難定義香港獨立電影是從哪年開始,像六十年代後期吳宇森和石琪等人已開始用Super 8mm拍攝《偶然》、《死結》等電影,不過當時叫實驗電影,知道的人不多。真正掛著獨立電影名義上映的,是1988年關柏煊的《一樓一故事》。」影意志創辦人崔允信導演如此說道。

話雖如此,但坊間對獨立電影的推波助瀾卻從未間斷,1968年「大影會」籌辦香港首個實驗電影展「大影會會員作品發表會」,1973年香港專上學生聯會也舉辦「第一屆實驗電影比賽」 ;1977年,即香港國際電影節成立那年,「火鳥電影會」(Phoenix Cine Club)和「衛影會」(Film Guard Association)舉辦「香港獨立短片展」;1985年,鮑藹倫成立「錄影太奇」(Videotage),進行推廣錄像、出版錄像專輯等工作。這段時間湧現不少好作品,像1970年唐書璇的《董夫人》和1974年章國明的《異世之所》等。

踏入八十年代,「香港獨立短片展」走向尾聲,這段時期的獨立電影曾一度沉寂,反而在商業電影領域,不少導演有大膽嘗試,例如獲得1983年金像獎最佳導演、最佳影片,由方育平執導的《半邊人》。「雖說《半邊人》由電影公司投資,但我覺得它也可視為獨立電影,影片以半記錄的形式拍攝,而且大部份角色不是職業演員。」他說香港獨立電影有趣之處,恰好與主流電影工業是相對的,「八十年代其實沒特別區分獨立不獨立,因為當時的主流電影能容納很多不同的聲音,很多電影也不會特別強調獨立製作,那時所說的獨立,說的可能是像馮美華等創作的實驗性作品。」反觀現在,主流電影的包容性越來越小,很多表達個人想法的影片,都只能以獨立電影的形式製作。

《憂憂愁愁的走了》

沉寂後的生機

經過八十年代的沉寂,九十年代的獨立電影似乎重現生機,當時從美國洛杉磯Loyola Marymount University電影系畢業回港後的崔允信,在短暫於電視台和電影公司工作後,也開始獨立製作。「1993年市政局(康文署前身)舉辦首屆『香港獨立短片比賽』,我記得自己拍了一部在水底的影片去參賽,當時還被評審罵。」第二年藝術中心電影及錄像部總監蔡甘銓創辦首屆「自主錄像比賽」,後來市政局主動聯繫藝術中心,於1995年舉辦首屆ifva(即香港獨立短片和錄像比賽),當時他與黎子儉合導的《長途電話》還獲得劇情組金獎。

他說當時雖然是Super 8mm年代,但已有很多錄像作品出現。之後在1997年,他和許鞍華一起拍攝紀錄片《去日苦多》,探討港人在回歸前的身份認同。同年對他還有另一重要意義,那就是成立影意志。「參加ifva後,我與鍾德勝等ifva得獎者想一起發表自己的作品,於是便組成這個團體,宣傳及發行香港獨立製作。1997年藝發局開始將電影納入資助計劃,我們便正式申請,開始時連辦公室也沒有,到1999年開始正式拿一年資助,才開始製作電影。」

一方面推廣獨立電影,另方面他在2001年也完成首部劇情長片《憂憂愁愁的走了》。這部影片為余文樂帶來初登銀幕的機會,也為他帶來創作商業電影的機遇。「我從不抗拒和主流的合作,我的工作是導演,我不會認為為錢去做一樣東西就意味差,但我不會堅持說這是獨立製作。」2004年他的首部商業電影《追蹤眼前人》成為當年台北電影節閉幕電影及莫斯科國際電影競賽電影,四年後執導完另一商業片《愛情萬歲》後,他回歸獨立創作,拍攝電影《三條窄路》,以及在2013年香港獨立電影節和香港國際電影節播放的《無花果》。「這部電影的劇本是呂筱華寫的,製作前也曾拿給監製看。當時幾乎所有人都覺得有一部分劇本講不通,但那是我和呂筱華最喜歡的情節,所以後來唯有自己拍。」

《大藍湖》

在獨立中探索

踏入千禧年後,影意志曾發行不少頗有迴響的作品,除了崔允信的兩部作品外,還有曾翠珊的《戀人路上》。曾翠珊曾憑獨立影片《大藍湖》獲得金像獎新晉導演,原來早於2001年,她已開始創作。「小時候我也喜歡看電影,但更喜歡音樂,所以讀完中學後在演藝學院修讀音響設計。當時正值數碼攝錄機冒起的年代,演藝學院有很多DV攝錄機,很多非導演系的學生都可借用外出拍攝,當時我便在沒有資金的情況下拍攝《陳秀珍》。」這部與許仲賢合拍的短片獲得當年ifva公開組優異獎,也曾有公開的討論,令她開始有創作劇情片的念頭。  

「其實我也是入讀演藝學院後才接觸藝術電影,在獨立電影人張偉雄課堂上認識什麼是獨立電影,覺得很有趣,又不時去旁邊的香港藝術中心看影展。臨畢業前我去香港國際電影節幫忙,當時電影節有個『獨立時代: 亞洲新電影與錄像』(The Age of Independents,簡稱AOI)環節,讓我接觸亞洲獨立電影。」當年AOI在電影節是頗受歡迎的節目,像婁燁的《蘇州河》、張偉雄的《惑星軌跡》、黎子儉的《藍色八月》等作品都獲得不少影評人和觀眾讚賞。差不多在同一時期,她開始拍攝首部短片——以兩位朋友名字為片名的《Jeffven & Jordy》。

雖說有創作電影的念頭,但畢業後她選擇在香港藝術中心做節目統籌。一方面做世界經典電影欣賞,另方面也推廣獨立電影,幫賈樟柯的《站台》、陳耀成《情色地圖》等做宣傳,與影意志一起做週年展。在藝術中心的經歷,不僅讓她對獨立電影有更深了解,也和本地獨立電影界有更密切聯繫。2003年,感到很停頓的她為尋找新突破,報讀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因為她相信媒體發展和電影是很緊扣的。兩年的經歷舉足輕重,她一邊利用藝發局的發展基金拍攝首部劇情短片《寂寞星球》,而在北京的半年時間裡,也醞釀出《戀人路上》的想法。

縱觀她的創作歷程,從最初的《Jeffven & Jordy》到《大藍湖》,總不難看到村落、朋友的元素。「我的創作都是從身邊出發,也反映我的成長,《陳秀珍》是對自己的探索,《戀人路上》是對國內的想像,《大藍湖》則重看親情和家的想法,當然在劇情創作上也由之前非虛構變為虛構。」她說自己並不算很有野心,只想透過電影表達一些想法,但在《大藍湖》拿獎後,她卻有新的看法。「以前覺得電影是一種個人表達,現在我更想挑戰一些現象、關注這個世界,而不是繼續講自身和村落。我想這也是成長的階段。」

她坦言創作路上也算幸運,能申請到資金拍電影,但也希望以後能有多些資源做製作,讓自己的電影能分享給更多人。「其實也不是說很商業化,像《桃姐》、《天水圍》均不算很商業,但我希望有藝術基金之外的做法,因為很多時候,沒錢真的沒什麼創作空間,我也不想再剝削自己的團隊。」她說只想拍好電影,有足夠資金去做好製作,也不介意拍商業片。實際上,她在2006年開始已參與商業片製作,例如是《色戒》的拍攝團隊、為《木乃伊3》做製作、當《贖命》的副導演等。

《金妹》

獨立新面貌

曾翠珊說隨著拍攝器材門檻低了,播放平台多了,導演也愈趨年輕,但反而愈難去推廣獨立電影,「以前的包容性比較大,即使另類的影片也可支持,現在當商業電影也難做時,獨立電影的情況更甚。」她說,不同年代的影片均有其有獨特之處,近年的新現象是多了關注社會題材,「這是和大時代的變化是有關的,令你不得不關注。」她口中所說拍攝社會題材的年輕導演,盧鎮業(小野)和陳浩倫算是當中代表。

小野不算影迷,也沒有特別關注獨立電影,反而是社會、政治事件令他走進獨立創作領域。「2008年底時,社會上有關於『六四事件』二十年的討論,於是接觸這段歷史的資料,最後拍攝一段六分鐘短片《老兵》。翌年底拍攝的影片《打還打,唔好打頭》也是有關六四,後來還被在香港國際電影節大專學生作品展裡播放。」2009年的反高鐵運動更是轉捩點,當時整個社會氣氛很政治化,被影響這種氣氛的小野,站出來抗議之餘,也有新想法。

「整個電影工業很少談及社會和政治,甚至學校(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裡也沒有,心想既然題材這麼重要,便以此題材為功課開始拍,因為我也想學校裡有這種作品出現,讓大家有討論的空間。」小野說本來也只是把《春夏之交》當畢業作品,也從未覺得自己是獨立電影人,後來影片獲得ifva公開組銀獎,當他想繼續做下去時,很自然地被歸入獨立電影。「畢竟主流電影容納不下這類題材和拍攝方法,所以很自然以獨立的方法和思考去繼續處理這類題材。」

後來,小野將2010年拍攝的多場社會運動紀錄片素材,整理為紀錄片《那年春夏·之後》。「拍攝在《春夏之交》時,我還覺得這輩子都不會當導演,但沒想到《那年春夏·之後》後,忽然有不同的身份變化,不單認為自己是個導演,而且還是個會參加電影節的導演,當然要代價是沒有穩定的收入等。」2013年,他也試過以較溫和的手法,拍攝一部講述洗碗女工的短片《金妹》,「影片核心並沒脫離政治與社會,裡面的思考一樣是有政治性的。 」

《美好生活》

表達聲音的藝術

至於陳浩倫,大學修讀的是文化研究,讀書時期也沒有特別留意獨立電影,倒是大學畢業後在港台電視部做《頭條新聞》編導,因工作關係學會拍片,想嘗試自己拍攝題材。「2008年,八大工業國高峰會在日本舉行,我和朋友們去示威,拍攝一部反全球化的紀錄片。」他說當時也不是太認識獨立創作,後來2009年入圍香港亞洲獨立電影節(現為香港獨立電影節)「本地獨立『蛋散』新力量」環節,認識主辦方影意志後,才開始接觸更多獨立電影。

「大學開始較關心弱勢社群,經常和NGO團體去做義工、爭取權益,也經常去示威活動。開始拍片後,我發覺這除了是社會活動外,也可為關心的題材爭取權利,成為表達聲音的一門藝術。」這就是陳浩倫式的獨立電影,它並非從藝術角度出發,而是圍繞社會問題、公義的事情展開,所以他的作品裡從來不乏街坊、工人等面貌,他希望影片能使社會有些許改變。

他影片的另一特色,是他大部份影片均以一己之力完成。「我不是電影專業訓練出身,當我有拍電影的動機和意識時,就用最簡單的技術去完成,純粹是因為有話想表達出來,才一路做到現在。」對他而言,即使沒有資源也願意去做,最後做出來了就更顯誠意,到時再回去獲取資源也就不難了。2012年,影意志舉辦「華人民間電影集資計劃」,以民間集資的形式推動獨立影片製作,陳浩倫是其中一位得益的導演,他找回之前拍攝《空中樓閣》的小團隊,拍攝講述印尼傭工生活的《美好生活》。    

獨立電影的困局?

獨立電影從萌芽至今,不管是七八十年代還是現在,都必定有其要面對的難題,那現在香港獨立電影又面對什麼困境?四位導演不約而同說,近年多了拍攝獨立電影的人,由政府資助的ifva、鮮浪潮均得到不同程度的關注,像香港獨立電影節、華語紀錄片節等活動也有一定迴響, 但這對獨立電影的發展而言,是否就意味著好呢?

「器材普及的確推動新形式的作品出現,像麥海珊的《在浮城的角落唱歌》、許雅舒的《哭喪女》、張經緯《音樂人生》,我覺得都是很成功的例子。早期拍戲沒那麼容易,當時有人肯付出拍完一套電影,我覺得已有獨立精神存在。如今當拍東西變得容易,結果很多人去到處模仿,如果你用的商業電影標準來看,便有越來越多好似技巧上進步、但很中庸的戲。現在很少人將電影看作藝術作品,我覺得藝術作品是可以挑戰觀眾的,也可以嘗試挑戰未必會成功或別人沒做過的事情,但現在一開始就考慮市場,這是很尷尬的事。」崔允信說。

小野說獨立電影與主流電影工業的不同在於,它不像純粹的電影,更像是一種運動。「獨立電影感覺比以前多,但似乎還沒形成一種很實質的行動,我覺得它在電影人之間應該有堅固的連接,應該是一種生態,而不是由幾部作品構成。」他坦言,其實很多人不知道誰在做獨立電影,也不知道什麼是獨立電影,「政府並不關心這些,他們覺得給你錢,這些東西存在世上就可以,至於怎麼發行則完全不理。你說這些獨立長片、短片如果沒機會放映、發行,那它的價值在哪裡?僅靠影意志發行是不夠的。」

他說現在香港獨立電影面對的困局,是獨立電影逐漸依從於體制(主流工業),而體制逐漸將獨立收編。

·顯影 Instagram / Linkin.bio · 原文見於2013年《號外》雜誌

CC BY-NC-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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