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的新工具：田野实验

经济学里有一句老生常谈的话叫做：人们会对激励作出反应（People respond to incentives）。进一步，人们对什么样的激励有多大的反应，是理解人们行为以及做出相应对策的关键。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经济学教授Uri Gneezy和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John List在他们最近出版的书里总结了他们及其合作者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即运用田野实验（field experiment）研究人们对什么样的激励有多大的反应，以及如何根据实验结果来影响人们行为模式，从而提高政府有关政策的实际效果。

为什么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女性还是无法跟男性同工同酬？为什么女性高层管理人员比例远低于男性？为什么人们会彼此歧视？我们该如何避免歧视？如何改善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如何降低部分地区的高中辍学率？如何缩小贫富学生之间的教育差距？如何促进人们更好地参与慈善？慈善组织如何更好地募款？两位学者通过多年的研究告诉我们，以上种种问题，都可以通过进行田野实验来找到解决问题或改进的办法。

基于仇恨的歧视随着民权运动的开展已经大幅度减少，但越来越多的歧视变得更隐蔽，更多地是出于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两位学者在芝加哥附近做的一项田野实验表明，残疾人去修车时获得的报价高于正常人获得的报价，原因很简单，残疾人货比三家的能力远不如正常人。因此，车行利用残疾人行动不便来谋求更多的利益。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他们同时进行另一项实验，如果残疾人声明自己会去另外的车行询价，那么他们获得的报价同正常人获得的报价就没有显著差别。此类歧视，并非源于车行工作人员对残疾人的仇恨或厌恶，而是基于他们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细想下去，日常生活中的经济歧视无处不在。经济学里的经典的价格歧视现象，当然也是其中一种，而我们都知道，价格歧视，并非因为企业喜欢或讨厌老人或学生等群体，而仅仅是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一个手段罢了。某些企业不愿雇佣未婚女性当然也不是因为管理层仇恨她们，仅仅是要避免将来她们结婚生子给企业带来的额外支出而已。

中国有句俗话叫“人靠衣装马靠鞍”。两位学者关于歧视的另一项田野实验表明，人们对于问路人的穿着打扮也会采取歧视行为。年轻男性黑人在问路时穿着不同，获得的回答显著不同。穿帽衫的人会得到错误的指示，而穿正装的人则会得到正确的指示。联想到美国佛罗里达州2012年的枪击事件—黑人青少年Trayvon Martin被白人警官George Zimmerman开枪打死，事后Fox电视评论员Geraldo Rivera曾声称导致Martin死亡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他的穿着，而他当时恰恰穿的就是帽衫。穿着打扮不仅会影响你寻求帮助时能否获得积极响应，甚至有时会影响你的生死。

女性工作人员无法同男性同工同酬的原因在于我们的社会不鼓励女性竞争意识，使得女性无法像男性一样针对工资待遇等问题去讨价还价。为了检验社会文化对女性竞争意识的影响，两位学者跋山涉水，远赴乞力马扎罗山下坦桑尼亚平原的父系部落（Masai），以及印度东北部的母系部落（Khasi）进行田野实验，研究不同性别对竞争的喜好以及男性和女性在竞争环境下的表现。结果发现那里的女性竞争意识丝毫不比西方社会里的男性低。实验很简单，就是让实验对象站在3米外向桶里投网球。他们有两个选择：一是他们的报酬取决于他们自身投中球的个数；另一个选择是某种形式的竞赛：赢者获得3倍报酬，输者一无所有。实验结果表明，在父系部落社会中，如同欧美国家一般，男性更喜欢竞争，女性则回避竞争。而在母系部落社会（Khasi）中，则是女性更喜欢竞争，男性则选择回避竞争。因此，两位研究者总结道，女性之所以选择规避竞争，至少一定程度上是社会化的结果。性别问题，尤其是在西方社会，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前哈佛大学校长Larry Summers就是因为发表了一些关于女性科研人员的不谨慎言论，而被迫辞去校长职位，教训不可谓不惨痛。

田野实验还可以用来帮助我们更合理地对商品定价。比如赤霞珠红酒这样价格差异比较大的商品，人们往往会把价格看成是品质的信号，所以有时提高赤霞珠的售价反而会提高销量。这种明显违反需求法则的现象正是Uri Gneezy通过田野实验发现的。现实世界中的经济行为千差万别，但如何对产品定价，是所以生产企业共同面临的关键问题。在此，两位学者表明，企业不妨通过进行田野实验，来寻求产品的最优价格。

有趣的是，书里提到的一项田野实验是在厦门完成的。John List和多伦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Tanjim Hossain一同在厦门万利达集团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实验，目标很简单，就是能否通过简单的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提高工人生产力。为此，他们选定两组实验对象，其中一组获得的激励是“如果你们小组的平均生产效率超过每小时400件，你每周会获得80元的奖金”。另外一组获得的激励是“你们会获得一次性的奖金320元。但是，如果某个星期你们小组的平均生产效率低于每小时400件，你的工资会减少80元”。读者不妨想像一下，哪个小组的激励更有效果？或者设想以下你在一个小组里面工作，如果小组奖金取决于每个成员的表现，那么你在何种激励下会更加努力工作？实验结果表明，奖金的作用是显著的，不管何种激励，奖金都会提高生产力。同时，框架效应对工人生产力的效果也是显著的。但是，相比较奖励，惩罚对提高生产力更有效果。显然，害怕失去比预期收益对工人的激励更强。

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实验开启了近现代科学实验的先河。物理学家费曼曾说过，实验是检验科学真理的唯一手段。经济学历史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各式各样的理论。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Richard Thaler曾指出，理论家往往把他们千辛万苦得到的理论发现轻易地赋予给他们模型中的经济人身上，假设经济人理解该理论成果并可以按照理论预测行为处事。而这无疑表明要么理论家过于谦虚或慷慨，要么错误地赋予经济人过多的理性。就像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 阿罗（Kenneth Arrow）说过的那样：我们在做科学分析的时候，往往赋予研究对象以科学行为。这并不必然导致矛盾，但有时确实会导致无穷的退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采用实验室实验来验证或推翻已有的经济理论，并逐渐改变了经济学家观察认识世界的方式。实验经济学的飞速发展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两位先驱人物：Daniel Kahneman和Vernon Smith。前者其实是一位心理学家，但他和合作者的研究极大促进了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发展。

Uri Gneezy和John List采用的田野实验方法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实验室实验终究于现实世界有一定的疏离，其实验结果的外部有效性长期以来也备受置疑。在此背景下，田野实验应运而生，兼具实证性和现实感，同实验室实验并驾齐驱，互为补充。正如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Steven Levitt在本书的序言里提到的，他们是真正的开拓者，田野实验是过去50年里经济学最重要的创新之一。田野实验可以用来研究现实世界中的任何问题，唯一的局限仅在于实验设计者的想像力。

在本书的最后，两位学者对如何进行田野实验给出了行之有效的建议。首先，想想你要改变的结果。对于需要变革的问题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并且知道如何测量该变化是问题的关键。其次，你要知道几个实现改变的方法。比如，通过调整不同的激励方式，在观测人们对不同激励的反应。最后，一旦你有了一个计划，剩下的工作就简单了—掷硬币，或者随机。关键是要比较控制组和实验组的不同结果，从而发现问题所在。举例言之，如果你设计了同二手车经销商讨价还价的两种策略，在决定同任一家经销商采取何种策略前掷一枚硬币，正面则主动报价；反面则由经销商主动报价。看看哪种情况下能得到更优惠的价格？

田野实验不仅可以用来研究经济及社会问题，还可以用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假如你要在家宴客，准备红酒的时候不要直接上瓶装红酒，相反，将不同价格的红酒倒进不同的玻璃瓶内，让宾客评选出他们最喜欢的红酒。这个实验可以帮助你弄清楚下次宴会应该提供哪种红酒。你甚至会发现廉价的红酒有可能是你和客人们最喜欢的。

当然，书里提到的有关行为经济学里的经典现象或结论其实并不新鲜。近年来陆续出版的行为经济学的著作当中，都有详细的介绍，像Daniel Kahneman的“Thinking: Fast and Slow”, Richard H. Thaler 和Cass R. Sunstein的“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个人觉得，本书的真正贡献则在于对田野实验的系统介绍，让读者知道我们可以通过田野实验来解决教育，歧视，慈善，环境等重大问题。借助于田野实验，经济学研究将不再沉闷，相反，可以变得非常鲜活，有趣。所以，还在等什么？让我们开始实验吧。

2014-0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