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跟不上斯坦
维特跟不上斯坦

政治学理论博士研究生

身份政治①||身份政治是个什么玩意?

2020年6月22日,华东师范大学的许纪霖教授、刘擎教授、吴冠军教授以及复旦大学的白彤东教授进进行了一场线上的对谈,对谈的主题是美国反种族主义抗议运动的观察与思考,其中一个核心概念是“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澎湃网刊发的文字版如下:【对话|谁无法呼吸?美国反种族主义抗议运动的观察与思考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8104798】。2020年7月16日,哥伦比亚大学林垚博士在澎湃网发表了【“身份政治”的歧义性】一文,对这场对话当中的一些观点进行了评论与反思,尤其对身份政治的内涵做出了区分。具体可以参见【与许纪霖、刘擎等商榷②丨“身份政治”的歧义性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8295960

本系列的几篇文章同样也对身份政治的思考。总的来说,我将身份政治界定为:一种围绕着对不同的身份认同的差异性解释而产生出的现代群体性政治观念以及行动。关于这个简单的定义,我需要首先澄清两个问题。第一个需要澄清的观点在于,围绕群体差异的不同阐释所构成主观认知分歧并不足以直接导致身份政治,直接导致身份政治的是对分歧的态度、理解与运用。第二个需要澄清的观点是,这个简单的定义需要在两个层面得到具体的解释,一个是身份政治的内在规定性,另一个是身份政治的不同表征。前一个层面涉及到对身份政治成立条件的分析,后一个层面则涉及到身份政治的不同样态。本篇旨在关注身份政治的成立条件。

图片来自网络http://factmyth.com/what-is-identity-politics/



身份政治的内在规定性

身份政治既体现在某个群体的特殊性身份叙事建构以及叙事表达的过程当中,又体现在这一群体在政治生活当中通过某些行动对其特殊性身份叙事进行捍卫的行为当中。因此,它既是叙事性的,也是行为性的。身份政治的发展正如众多思想家已经看到的那样,并非只具有负面影响。实际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身份政治反而在促进社会正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身份政治的积极角色方面,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里拉(Mark Lilla)在《纽约时报》发表的“The End of Identity Liberalism”一文中认为身份政治的道德力量在平权运动、黑人反歧视斗争等运动当中发挥了正向的影响。[1]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发表在《外交事务》的“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 The New Triba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3]一文中也认为新社会运动当中的身份政治要素推动了自由民主制国家的平等进程。但如今的身份政治似乎走向了歧途,正如一些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西方社会走进了日益严重的政治极化过程当中(刘擎,2016)。这集中体现在“身份政治”与“公民政治”之间的某种程度的分离。里拉在新著The Once and Future Liberal: After Identity Politics 一书中指出,我们经历了“从‘我们(We)到我(Me)’的转变”,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公民身份退出了这个场景,人们继而谈论他们自己的身份,依据的也是他们内心的狭窄的形象,一个携带着种族、性取向与性别等色彩部分构成的独特的内心狭窄形象”[2]。同时,由此带来的部落主义的崛起也正如福山(Fukuyama , 2018)所说,这为现代民主的展开设置了明显的且难以处理的障碍。显然,身份政治因为既会从自由主义内部对自由主义构成威胁同时也会从自由主义外部对自由主义产生冲击,因而引起了自由主义阵营的强烈反应。然而,这里有一个关于身份政治概念的未明问题需要首先被讨论,当“身份政治”这个词汇被拿来形容并被加以讨论的时候,它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更加具体来说,具有正向意义的身份政治指的是哪一种身份政治?引起自由主义者担忧的又是哪一种身份政治?这种身份政治又引起了什么样的担忧?目前关于身份政治的反思是否足够揭示这种身份政治有可能带来的挑战?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身份政治来自于群体间文化差异,如果没有差异,那么身份政治便无法成立。然而,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政治生活中的差异身份政治就可以成立。因为从差异到身份政治还有两个重要的环节:分歧和对分歧的阐释。围绕群体差异的不同阐释所构成主观认知分歧并不足以直接导致身份政治,直接导致身份政治的是对分歧的态度、理解与运用。在这个前提之下,我认为,身份政治至少具有四个内在规定性。

第一,身份政治是群体政治而个体性政治,它所涉及到的不是处于某个群体内部的成员与该群体之间的关系(比如个人在群体中的权利应该如何得到保障的问题),而是涉及到一个与其他群体不同的群体与另外一个群体或者另外几个群体之间的共处关系(比如涉及到某个群体的文化是否应该通过某种政治过程被合理的保障(因此需要得到其他群体的宽容、尊重以及承认)或被废止(不应该得到其他群体的宽容、尊重以及承认))。这一方面是因为身份政治是基于群体的身份差异而非个体身份的差异。即使个人的身份认同差异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所体现,但个体在这个过程中始终承载了群体的特质。这种承载不是像海德格尔说的那样“被抛(thrownness)”的消极承载,而是个体积极的承载与主动的背负。因此,在身份政治的实践中,即便身处于某个群体的个体与其他群体的个体之间形成了表面上的分歧,但这种分歧的底色是各自所处的群体差异。另一方面,同质化群体(卢梭语境下的共同体)并不会构成身份政治,相反,身份政治涉及到拥有不同政治身份的群体之间的关系。当然,诚如泰勒与其他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身份政治的发生与个体本真性的阐发具有莫大关联,但个体始终无法丢弃某个群体的文化因而在捍卫群体的叙事以及行动中呈现出群体的特征。

    第二,身份政治的发生前提是群体特殊性,但某个群体相对于其他群体具有特殊性,并不意味着该群体内部必然具有同质性。易言之,具有特殊性的群体可能是内部同质的(实际上在现代社会,这种可能性极低),也有可能是内部不同质但共享一套与其他群体不同的基本的生活规范与规则以及成员对这种规则的认同(这恰恰是现代政治情境下,身份政治的弱集体主义的特征)。身份政治的这一内在规定性是一个可能为泰勒提出的“承认的政治”提出某种程度上的质疑的内容,原因在于如果该群体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那么承认的政治具体“承认谁的政治呢”?这一点批评并不是无的放矢,如果群体内部存在差异,那么承认很可能成为变动不定的,甚至承认本身并不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性。

第三,少数群体相对多数群体或者弱势群体相对强势群体的差异并不构成身份政治的必要条件,群体之间的基于特殊性的差异才构成身份政治的必要条件。群体间的特殊性在这个意义上则主要体现在文化特殊性,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这样一种情况:在一个国家当中,只存在两个在人数相同的群体A(同性恋群体)和群体B(异性恋群体)。在这种情况下,A群体和B群体之间并不存在少数群体与多数群体之间的差别,同时也不存在明显的弱势和强势的区分。在这种情况下,人数和强弱对比并不构成身份政治的关键,而是其双方的群体相对于对方的特殊性而构成的差异(性取向或者性别取向等)成为身份政治的关键。因此,身份政治的内在规定性并不在于少数或者弱势,而在于群体特殊性。在这个意义上,身份政治必然包含了政治性角色的区分,这个区分过程既包含了对特殊性的辨认,也包含对特殊性的解释。

      第四,身份政治以某个群体对其身份特殊性同时进行公开表达(叙事)、行动上的捍卫(行动)以及要求政治中的被区别对待(叙事与行动)这三个逻辑上递进的内容为充分条件。首先,对特殊性的表达同时包含对特殊性的叙事以及对特殊性的理论捍卫。具体来说,对群体的特殊性叙事表现在为特殊性进行正当性的辩护以及对特殊性的合理化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某个具有特殊性的群体会完成对群体身份的再确认与再造。这一过程同时包含着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群体的确具有明显的特殊性,比如同性恋群体本身的特殊的性取向。另一种可能是不明显的特殊性身份通过建构叙事被明显化,比如肤色的不同通过叙事的建构被明显化为“他者”。其次,对群体特殊性的捍卫则基于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某个群体以特殊性叙事作为其在政治行动当中的理论来源,另一方面则表现在政治过程中要求其他群体承认甚至接纳这种群体的特殊性。第三,表达与捍卫本群体在身份上的特殊性在逻辑上要求被区别对待,而不是被其他群体的同化与吸纳。这立刻导向一个问题,即为何解释与捍卫自身身份的特殊性如此重要以至于群体在叙事中与行动中如此捍卫?简单来说,群体对于其身份特殊性的叙事以及在行动上的捍卫表明群体也拥有类似个人的对本群体存在意义上的坚守,如果没有这种坚守,那么群体很可能被其他群体同化,而这则意味着群体在存在意义上的消亡。

因此,总的来说,身份政治源于差异,但始于对差异的叙事以及对这种叙事在政治行动中的捍卫。这种群体叙事有可能并不会与群体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必然相关,但必然和其文化特殊性的保存和彰显相关。

[1] Mark Lilla, The End of Identity Liberalism, New York Times, Nov. 20, 2016, Section SR, Page 1. https://www.nytimes.com/2016/11/20/opinion/sunday/the-end-of-identity-liberalism.html

[2] Mark Lilla, The Once and Future Liberal: After Identity Politics, p66-7.

[3]Fukuyama, Francis (2018). 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 The New Triba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97(5): 90-114.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mericas/2018-08-14/against-identity-politics-tribalism-francis-fukuy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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