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勞動透視

關於香港平臺外賣行業的工傷議題，你可能需要知道的最基本的信息與常見問題

關於香港平台外賣行業的工傷議題，你可能需要知道的最基本的信息與常見問題

這兩種完全不同的取態背後，反映的差異不但在工作與疾病關係知識上的認知上，更在健康維護責任分配的價值判斷上。

多數精神科醫師認為，壓力的發生與個人應對能力與社會支持系統有關，無法歸於單一工作因素。這種僅從個人因素來理解精神疾病的保守看法，嚴重缺乏整體社會勞動脈絡的觀點，又怎能提出根本預防憂鬱症及自殺的防治政策？

台灣的這一歷程，講述的不僅是勞工爭取讓資方、政府正視經濟發展對勞動階層造成的精神傷害，承擔賠償與預防責任；更是在影響社會從勞工視角重新理解精神疾病，反思汙名，以及「只見個人、不見體制」的精神疾病認知。

“她希望透過政府部門，判定呢個係工傷，帶出其實職場欺凌導致的精神問題都是工傷，唔係只有肢體受傷先至係工傷。”

我在過往阿熊組織的看似看不到「成果」的抗爭中，看到了一些還在生長的果實。比如，一群有行動意願的外送員們在網絡上走到了一起，形成了一些聯結，這些聯結亦將會成爲未來漫長抗爭的基礎。同時，作爲勞動者的我們在行動的過程中，也找到了一些力量感。

即使這已經是一個網絡行動的年代，但人與人切實的聯繫仍然是寶貴的、關鍵的、是團結行動的一個重要的基礎。

制度所設立的規則是否合理？制度由誰來制定？外送員是否參與到規則設立的過程當中？當規則設立後，外送員又是否有有效的渠道提出反饋意見，並且有能力改變不合理的制度？

當外送員沒有談判單價的力量時，計件工資剝奪了人們休假的權利，人只是作為機器不停工作，沒有考慮到人需要休息、會生病，也擁有渴望個人成長的人性的一面。而人活著不衹是一個生產的機器，還有很多豐富的角色讓他去探索去承擔。

對平台而言，外送員就是一個去除了「人」的面目的數據而已。這一數據排除了性別、種族、性取向等身份差異，只有如何將勞動力轉化成利潤才是被平台所在意的。這一面是異化，一面卻是解放：平台經濟似乎給飽受歧視之苦的人提供了一個收容之處。

值得警惕的是，近幾年來，外送平台也在不斷修改協議、改變管理模式，以讓外送員變得更像是一位「自僱人士」，減少平台所需要承擔的責任與法律風險。隨著協議的更改，外送員在現行的法律框架下，將更可能被「合法」地剝削。在缺乏政府監管、現行香港外賣員亦不擁有組織力量的情況下，協議的更改亦毫不受制約，外送員只能任人魚肉。

虽然尘肺患者均存在健康状况问题，濒临丧失劳动能力或丧失工作动力，大多已不再就业，但迫于生存压力，仍有部分患者尝试再就业，而再就业却难上加难，存在“做不了和没人要”、“收入水平低”、“二次职业危害风险”等问题。

我曾體驗過在九龍城區穿梭的快樂，但快樂很快就被痛苦取代，自由行走的感覺在疼痛下也變得非常稀薄。在入行的第一兩天，我和城市的關係曾經是充滿好奇的、欣賞的，甚至帶著浪漫。但是，隨著入行時間變長，這種關係被厭倦取代。

或許，如果我有基本時薪，服務費能提高一些，我就不會如此罔顧安全了吧。

「自由」，也是我從媒體上、從其他速遞員口中最常聽到的一個與行業相關的形容詞。當我成為了一名速遞員，我卻發現，我是受到多重的支配的。「缺乏選擇」、「不得不」、與無奈是我最常體驗到的情感。「自由」，突然成為了一個讓我困惑的陌生概念。

港人現大多從事工時長、壓力大的服務行業，僱員須長時間工作，加上工作量大 ，容易招致過勞、焦慮、抑鬱等精神疾病。在新冠肺炎衝擊下，不少員工在家工作，更大的工作彈性往往換來更長的工時。然而，《僱員補償條例》卻未能一一回應僱員面對的困難。至今，《僱員補償條例》中附表一（「損傷類別」）及附表二（「職業病類別」）依然未包括因工而致的精神損傷或疾病。

這次和我們對話的是一位11歲小男孩，玉剛。在玉剛呱呱落地的時候，父親陳信（化名）就已經患有塵肺病。玉剛對至親所患的疾病沒有太多認知，他只知道，爸爸是因為「吸入太多粉塵」而患病，這個病會讓人干不了體力活，要吃很多藥。完整的故事是，1992年始，陳信在深圳的一家小型玉石加工廠從事切石工。

最初是怎麼想到要和孩子們聊天的呢？職業病牽涉多重困境，而留守兒童、學童失學等等是問題中重要的面向。然而，孩子們常被默認年少無知，他/她們的內心想法很少被直接呈現。而我們，面對籠罩在同一片陰雲下的孩子們，也時常無措。孩子們在想些什麼？我們可以如何和孩子們共同面對生活帶來的總總變故？

1. 引入 世界衛生組織首任總幹事Brock Chisholm有一句話常被引用：「沒有精神健康就沒有真正的身體健康。」 越見明顯的是，如今精神健康與體格健康一樣，同樣是健康的組成要素。然而，與之相關的法律政策在回應人們對精神和心理健康的迫切需求時卻顯得乏力，導致各國職場普遍存在精神健康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