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子
米子

Every moment matters.

给记忆搬个家(2)|内心的声音

越来越不擅表达,甚至害怕自己说话会对他人造成打扰,但内心的声音,却总是不停歇。这是写于2018年末,我内心的声音。这一年外婆和爷爷相继去世,我的工作也大变动,连同内心,也开始不安起来。

内心的声音无比强大,常常想些什么、却无论如何都说不出口。2018的这一年,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来,都充满“看不透”的心情。既看不透“大”的环境,也看不透“小”的生活,更看不透自己的内心。许是内心的声音太多太杂了,乱哄哄的更看不透。

“看不透的大背景”

进入NGO行业三年半有余了,有日问许久不见的朋友,感觉我比工作之前有了什么变化,回:“好像比以前自信了”。与此相映照的,是我在这个行业里认识了一些人、了解了一些事,可以开始用不同以往的视角来看待这个社会,相比起那种“自信感”(其实始终认为自己是个自卑的人),对于这个社会和自己所能造成的改变,有种越来越微小的无力感。

自从爸妈默许我做这份工作以来,爸爸也会主动去查阅与“社会组织”相关的资讯,常常叮嘱我要“留心政策走向”。这种变化发生在我工作不久的半年多里,一开始为此欣喜不已,那时的爸爸已经开始偷偷劝慰我:“你妈妈(喊你考公务员)也是为你好,你要理解她,但最后想做什么还是以自己的意志为主”。我偶会向他请教工作上的困顿,但有些事情始终觉得无法与他讨论,比方说:一直留心政策走向的我,得知政策之下各有对策,国家和政府都不是如我想象中那样机械高效地按部就班运行,地方机器仅仅因为一位会计人员生病就可短暂瘫痪、财务拨款停滞不前。

回溯从前,改革开放之初也是一句大话之下给现实留了大量的探索空间,历史总是重复着“先打你一巴掌,再为你正名”的轨迹,为此才有了今天自由且多样的经济市场。但在社会的层面,许多人观察到:“始终是严管严控的局面”。即使是在我刚入行时大放异彩的“社会组织登记注册门槛降低,鼓励和催生大量社会组织”现象,也不过是个短春。何况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组织仍然不敢擅自登记注册,由远及近的各种以“执行公务”为名的拘禁事件层出不穷。当我们眼光注入某一件事,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各种各样的信息冲刷进来,直至思维疲倦.....最后还会有杀手锏404,可以封杀“象牙塔”下那些“不美好”的声音。对我来说,做NGO的支持工作时,政治敏感性还不算太强,但还是不得不面对和处理“不公平”。很多事情说不清道不明,只能选择相信当下的身边人,这对身处其中的我来说,实在是看不透啊。难道我从前赖以存在的美好,仅仅是因为我被锁在塔里?

“看不透的生活”

很偶然得知朋友的小姨癌症去世,“以前面对老人离世,虽然伤心,但不会太过悲痛,觉得毕竟是走到人生最后,一个圆满的结束。但年轻的生命就很难接受了,她自己求生欲还很强,身边的人都爱她,最后还是无能为力,觉得生命是戛然而止,没有圆满”。

4月的时候外婆临终,全家人去佛堂守候,走了一些消磨耐心的仪式,把她送走之后灰溜溜地逃回深圳。意志消沉之间突感生活无意义,既不是靠挣扎和努力就挽留住生命,也无法抑制日常变化的发生。细微到几乎体察不出的时间的流逝,带走的不仅是我所依恋的外婆的生命,还有爸妈及身边人正在缩短的年岁。既然如此,渺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我,为何还要为了生计和改变而努力呢?

另一是爷爷在端午节前的突然离世,妈妈打来电话说:“早上去给他送饭,厕所里的水都漫出家门口了,以为是像往常一样酣睡着呢。等我打扫完进屋去看,他却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天气热时,爷爷有时会躺在凉凉的大理石地板上午睡,但是这次妈妈翻不动他的身体了。急忙送去就近的医院,几乎一模一样的原因,曾经发生在奶奶和外婆脑子里的溢血,医生说血管几乎已经爆裂。电视剧般的选择突然出现在大人手边,持续输液只能维持生命体征、救治几乎无可恢复,在家里不善谈生死和意义的我们,既不了解爷爷的求生意志有多强,也不了解他是否愿意用仅存的生命体征“活”着。爸爸和姑姑商量后拔了管子,擅自把他送去生前并不信仰的佛堂,守候他渐行渐远。大人说:“这对他好,佛法能普度众生”,然而我却不信,我想真正对他好的,应当是生前可以多聊聊“我们希望自己的生命如何终结”,这个在我的家庭和周遭始终被回避的话题,蕴含的不止有“死”,更重要的是内心想要怎样活着?

爷爷出殡是端午节那天,忙完回到家里,妈妈对爸爸大发了一顿脾气、与他吵架,始终不能忘怀生前爷爷对她的种种“不公平”,以及爸爸的种种避事和逃脱。而这种种,不过是围绕着生前谁应当照养爷爷、生后谁应当为爷爷守灵”,这一切都已完结,但萦绕着妈妈的那种情绪一下子爆发,几乎要全部倾泻到爸爸身上。大人常说小孩子不可评判大人的对错,但在这时我想起儿时妈妈受了委屈、抱着我和哥哥回乡下娘家,她坐在沙发上外婆和外公的间隙,哭着诉说爷爷待她如何如何不好。小孩子的心情很简单,妈妈受了委屈、我就讨厌爷爷,直至长大成人也始终无法忘记那一幕。所以我都一直“讨厌”爷爷,因为没有对错,或者说分不清楚“对”和“错“,此后的多少年里始终都在听妈妈倾诉那些”不公平“,而始终忘了去听爷爷说些什么。

“我们都在成长的过程中被迫面临生死,一些自然消亡、一些被迫停止、还有一些逐渐老去。从前会写文章纪念麻风病康复村逝去的老人,现在用奇怪的心情来反省过去,生死是个终极命题,用死亡来启发生活,岂不是最痛彻的方式”。 

“看不透的自己”

今年年初下定决心要离开机构,结果兜兜转转,其他人三出两进,我却留了下来。没有走,是因为始终看不透自己。如果内心坚信大环境无所谓、小家庭也不重要,那主导生活的核心该是什么?我始终没有找到那件“我要做的事”,既没有改变大环境的宏志与勇气、也不忍就此回老家,机构给了我一个徘徊想象的空间,却在这一年把我拖得有点疲倦。

我发现:我们所提供服务产生了边际效应,随着提供能力建设培训、小额资助和项目、组织跟进工作的深入,服务对象(也就是社会组织们)的成长和发展所需求的内涵愈加深刻,我们的能力和经验就愈显局限。但是政府所框定的综合服务框架让我们既无法选择深入某一个方向,也不甘于只提供重复、累赘的基础性支持。焦虑于完成项目综合指标,又想找到纵深聚焦的方向,机构的战略且不明确,团队就在这种状态下聚聚散散,最后留下的几个人都已经有些疲惫。我甚至开始生疑:会不会我们所在机构正是同样在消耗社会资源的那种低效组织?

还发现:自己活得越来越独立、越来越“孤傲”,同事甚至评价说“工作时好像头上有一朵乌云”。近一年来,更是不自觉地学会把话藏在心里不说出口,变成夜里翻来覆去的理由,跟团队成员的关系处理,变成我从前不曾面对的一道难题。

缓缓再接着写吧,今天有点冷,手真冷。

——2018年冬,当时一位NGO的前辈说:

“真正的寒冬还没正式来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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