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之路

对于日本政府，学习西方先进的学学技术和发展产业是不能停止的。为了解决由西方近代自由、权利主张而带来的日本传统社会的崩坏及造成的君民、官民的对立和社会思想的混乱，他们选择了鼓吹国家主义的道路。

他们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基础，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所以其逻辑结果必然是崇尚于专制和扩张。之后，大肆宣传与民权思想对抗的国权主义。

民权思想崇尚个人的独立、自由与平等权利，否定君主与国家的绝对权力，主张上下分权。与之针锋相对，日本极力宣传的是将国家置于至高无上的伦理地位，奉为全部政治信仰的核心的国权主义。

国权主义否定民权，抑制和镇压自由民权运动，将个人置于绝对服从于国家、奉献于国家的伦理地位，片面主张个人对国家的义务与牺牲精神，排斥个体的利益与权利诉求，追求极端整体主义，无视个人的主体性与独立性。宣称国家才是第一性的，为国奉献是每个国民的义务，高揭起“爱国”的大旗。

同时，日本政府鼓吹日本的“独特性”，抬出儒家思想作为灵丹妙药，将天皇制国家奉为日本不可能改变的政治模式。他们将这种“较万国卓越”且“万古不易”的天皇制“国体”，吹捧为日本所独有、独享且引以为至尊至荣的国家体制。号召以“忠君”作为爱国的基础，用传统思想来维持社会秩序，并与之前的国权主义相结合，试图使民众绝对服从国家以及唯一能代表国家的具体形象--天皇。从而消解维新改革带来的民众的自由民主的要求。

日后要求无条件“义勇奉公”为天皇献命献子孙的军国主义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日本人被“忠君爱国”的极端国家主义思想在小学已经洗了脑是根本原因之一。

于是，日本的近代化教育表面上是为了推行文明开化，以西方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教育提高国民的文化科学素质，为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提供人才保障。进一层目的是利用以学校为主体的国民教育体系统一和控制国民的思想，灌输一元化的政治文化。而更深层的目的是培养和训练国民忠君爱国的国家主义意识，并将这种意识导向绝对化、极端化。

对内，日本政府用尊皇忠君加国家主义向国民灌输一元化的政治文化。维护其统治根基。在对外时，国家主义的大旗依旧好使。

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熏陶下，当时日本国民已经普遍开始相信政府宣扬的在国际上凭实力说话，有实力就可以恃强凌弱，为所欲为的观念。当时的著名思想家德富苏峰就宣扬“无力之公理不能战胜有力之强权。欲实现公理，须有使之实现之实力。”“强权即公理”的帝国主义价值观深入人心。

唯我为上、唯我独尊的极端自利主义原则成为日本民众心目中应该采取的对外原则。而动辄使用武力解决外交纠纷，对外要亮肌肉，用拳头说话也成为日本人心中的对外原则。目的皆为培植日本的实力，提高日本的地位，谋求加入世界强权秩序，并最终达到与世界万国对峙的日本中心主义目标。“布国威于四方”成为日本从上到下追求的对外目标。

用社会达尔文主义，传统伦理道德和国家主义统一了国民对内与对外的认识，其结果自然大大激发了日本国民虚幻的优越感。一时间，对日本本国的自恋与自负，自崇与自圣成为潮流，“日本主义”大为流行。 日本主义的内涵是自认日本不是普通国家，宣扬本国正统、本国优越和本国中心主义、本国至上主义。大谈“国粹”优越。久已被虚置的天皇制国体及近代日趋尴尬“国学”，一时成为日本“国粹”的核心。尊崇天皇，独尊“国学”。令困窘中的日本人聊以自慰、引以为荣，形成了自负的优越感。

1897年（明治30年）成立的“大日本协会”在其机关报《日本主义》上宣称，日本主义的核心是“国家至上主义”，是“以国家为至上的人格化存在、以国家的兴旺发达为最高理想的主义。”

而被这种情结所渗透的国家主义，自然要流露出保守的文化自负意识，在心理上支持着日本国家主义日后走向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极端倾向。

为激励日本人的爱国精神和发掘国民的优越性，日本各方舆论开始将西方文明批判得一塌糊涂，甚至反对现代化。咒骂“文明开化”是“以美为母，以法为父，妄自移风易俗，骄奢淫荡。”还指责用外国的文物制度代替日本文物制度“有如去松叶而添竹叶，硬插异花异实”。旨在抨击、批判欧化主义，保存国粹的运动愈演愈烈，号召一定要保存、尊重日本的国粹。为此国民都应该具有民族自尊心、消除自卑感，以强硬的外交手段对付西方列强。最终日本发展成极端排外的民族主义立场，演变成狭隘的爱国主义。

刚刚靠着明治维新模仿照抄西方先进文明的余绪30年，并且还在学校里学习着西方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日本，此时却开始鼓吹传统日本多么优越、西方文明多么低级，似乎已经忘记了黑船来袭被迫开国时传统日本有多么贫弱无能仅仅是不到半个世纪前的事情。

日本主义、国粹主义在日本政府刻意宣扬忠君爱国的日本传统道德庇护下获得了极大的生存空间，走上国家主义的不归路，终于在军国主义和法西斯的兴起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于这一切，中国学者有着精辟的总结，战前日本的“国家主义道德教育模式，不仅造成日本国民人格发展的缺陷，也形成了日本人所特有的立足于家族观念基础之上并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狭隘的爱国主义意识。”而这，正是培育出法西斯军国主义恶之花的思想土壤。

一战期间，日本将挥拳头亮肌肉的强权外交发挥到了极致。因此，志得意满的日本外交官甚至开始吹嘘“亚洲门罗主义”，在声称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同时，将日本放在了整个亚洲的领导者和指导者的位置上，试图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势力排除出亚洲，从而独占亚洲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产业和经济上，一战成为了日本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天赐良机，给日本经济带来了“战争景气”。出口额增长了2。8倍，整个外贸形势由入超变为了出超。由此，日本一下子由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大战期间的工业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年的夏天开始，贸易、海运、造船以及包括矿业在内的基础工业和有关工业都得到飞速扩张。整个制造业增长30倍以上，化学工业增长69倍以上。农业人口逐渐向工业人口转变，从1910年到1920年，第一产业人口比重由64.3%减至52.8%。一时间，日本优越论调甚嚣尘上。

20年代美国迎来产业革命，形成了长期经济景气，即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柯立芝繁荣”。而日本经济在一战后重化学工业呈现出对外竞争力软弱的现象，但依靠搭上柯立芝繁荣的便车，日本反而巩固了它在国际贸易中亚太枢纽的地位。日本从中国和印度买入原料，通过借助引进欧美技术和依靠日本低廉的工资水平迅速发展起来的加工工业（尤其是棉纺业），将生产的大宗消费品出口至欧洲特别是美国市场，这一产业链条的成功固定使美国精英们相信，经济发展和在产业链中的地位已经成功驯服了充满扩张冲动的日本。在美国精英看来，他们成功地使日本放弃了日本之前一直使用的武力和强权外交，使日本接受了国际潮流的协商、协调，通过谈判解决外交纠纷的模式，成功将日本纳入华盛顿体系。美国应该和日本建立起新型的合作共赢的关系，在共同应付苏联这个北方敌人同时，向日本让渡部分东亚的国际责任，以维持东亚格局的稳定和平衡。

但事实证明，他们的理解过于自我催眠了。

日本在产业链中的位置，促进它产生了一个畸形的产业结构。在日本近代以来只认实力的思路指导下，日本国内投资过度膨胀，形成泡沫，而随着产业发展，日本引为竞争优势的廉价生产力，也由于工人工资水平提高也逐渐失去对外竞争力。低成本优势的消失使得日本政府不得不出面干涉，不断想方设法压低工人工资待遇，加上不断出台维持经济泡沫以防其破灭的措施，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增大，生活负担加重，国内消费不振，庞大的产能无法内部消化。

而随着战时景气和战后搭上美国便车，城市人口的大幅增加，在城市出现了大批的白领（中产阶级），这批新生的市民阶层开始出现了政治要求，整个日本社会也进入了社会抗争的高发期，工人罢工、农民租佃斗争次数节节高升。明治开国已经五十年了，教育普及、传媒发达，相当多的人对官僚控制政权、财阀垄断经济非常不满，人心思变。

而大正时代，日本专制政府对国内政治与社会秩序的控制已经开始达到凡有可能危及天皇国家主义体制的社会动荡，皆会被专制政府的强力所抑制乃至镇压的程度。

天皇专制政府意识到，大规模的自发的民权民生运动对极端国家主义的统治秩序具有巨大的冲击力，稍有不慎，即可发生威胁国本的“大乱”。

因此，日本政府的社会控制更加趋向于预警化和常态化，各阶层的政治动向皆在政府的监控之下，在进行局部的政治改良和有限地增进福利的同时，不失时机地以极端国家主义的对外政策来吸收和转移民众对国内政治的注意力，以极端民族主义的国家对外目标来压制和瓦解国内的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与和平主义。

在这一政策指导下，一些在国际上树立敌人，引导仇恨的言论在国民间尤其是受了全套“忠君爱国”的国家主义教育的青少年间广泛传播。他们相信日本正迅速壮大崛起，而“米英鬼畜”深深恐惧日本的强大和崛起，不惜一切代价围堵遏制日本。海军协定是美英阻止日本军队强大的阴谋，《九国公约》是偏袒中国遏制日本的陷阱，美英在亚洲拉拢中国（他们称“支那”）等周边国家对日本形成战略包围圈。而国内凡是赞同融入国际体系，主张按照国际规则进行协调外交、裁军的政治家都是投靠美英的卖国贼；凡是主张西方的民权、民主自由的日本人也被视为卖国贼。

在他们看来，日本国内的种种乱象，就是因为贪腐的政治家，贪婪的资本家和阴谋遏制日本的美英敌国勾结破坏的结果。

随着国内的人心思变和对外梳理敌人引导国民注意力。法西斯主义思想在日本甚嚣尘上，最初几个鼓吹法西斯主义的学者也登上历史舞台。

在对外关系上，大川周明认为，世界史就是东西方对抗战争的历史。大川极力宣扬世界史上东洋文明和西洋文明的对立，意在更加强调世界史是由东西方对立、抗争构成的；宣扬战争在形成世界史上的作用和东西方战争历史的必然性，就是为对美英开战打好舆论基础。

在民间的法西斯分子层出不穷的同时，日本军队内也大量出现军国主义者。

石原认为，西洋文明的中心已转到美国，美国是白人文明的代表。而东方文明的代表正是日本，日本人是“黄人代表”。石原声称，日本和美国将分别代表东西方文明，率其各自所能动员的人力物力而作一番大决战。

日本民间军内种种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呓语，却收到日本政界势力的热捧。北一辉得到多位财阀、政治家的资助和吹捧。天皇周边的权贵们则刘勇大川周明、荒木贞夫等，意图扩大自己的权势。由此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潮在他们的推波助澜中在日本全国蔓延泛滥。

1926年，大正天皇去世，昭和天皇登基。形式再变，原本只是民间流传的种种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堂而皇之的登上了大众传媒，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严重的经济危机使日本的社会危机总爆发。法西斯军国主义开始推行“国家改造”，对外渲染与国际社会的敌对和鼓动对外扩张。

“忠君爱国”愤青大杀“卖国贼”的开始

1929年，日本的经济泡沫终于累计到引爆的临界点。沉重的外债使外汇储备枯竭。虚假繁荣的国内过度投资也终于到了无法维系的地步。当政的滨口雄幸政府在无法可施的境况下宣布实行“金解禁”政策，就是重新回到金本位。但是，金解禁政策遇上了1929年由美国首发，席卷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大萧条。

1929年的大萧条，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关键事件。日本由于贫富悬殊内需不足，平时非常依赖国际市场。在农村，农民种粮食不挣钱，靠的是养蚕（出口生丝到美国）等副业和农村妇女到城市打工（从事又多是严重依赖外贸的纺织业）才能度日。大萧条一来，国际市场关闭，农产品价格暴跌，近300万失业农民工也从城市涌回农村。如果以1926年的农户收入为基，那么1931年时农民各阶层的收入至少减少一半以上。1930年近八成佃农已无法维持基本的生计。北海道、东北地区的农家已经到了卖儿卖女的地步。而当时的政党内阁，在救济农村方面却几乎毫无作为。

城市经济也被摧残殆尽，由于对日本经济的极度悲观，资本外逃失控，1930-1931年黄金流出日本的流出额高达8亿日元以上。同期日本城市人口失业率已高达15-20%，原有经济与政治体制濒临崩溃。

紧接着，当萧条稍有好转之后，由于日元汇率大幅下跌，日本商品的对外出口价格也随之降低。日本的出口额迅速恢复，日本商品打入海外市场，给欧美各国巨大冲击，“经济黄祸论”喧嚣一时。各国在批评日本搞廉价倾销的同时，纷纷针对日本最主要的出口商品--棉布提高关税。日本与欧美尤其是英国的贸易战越演越烈。农村的问题依旧没有解决。

严重的经济危机使日本的社会危机总爆发。法西斯军国主义开始推行“国家改造”，对外渲染与国际社会的敌对和鼓动对外扩张。

在有意的渲染与鼓动之下，“忠君爱国”愤青们号召的诛杀卖国贼非国民，锄奸护国逐渐落实为行动。在“爱国”、“杀卖国贼”的大旗下，被刻上这一标记的政治家被暗杀的事件逐渐增多，最终，连日本政府的首脑--首相也不能幸免。

在日本社会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看来，遵循国际准则，与美英谈判妥协，这已经是卖国贼了，签署条约居然是阻止日本扩充军力的，这更是卖国贼中的卖国贼。

当时的日本小学生视野中的“九一八事变”是怎样的模样：讨厌而又不听挑衅的中国人，无能无胆又阻挠刁难日本偏袒中国的国联，事事正确正义又有强力的日本……

排外仇外的论调，迷信武力和实力的逻辑，自负自大的本国至上论调，被迫害被算计的受害心态，这就是法西斯军国主义舆论在当时不停向日本民众脑中灌输。

以军费、重工业投资和土木公共工程基础设施投资为支柱的高桥积极财政政策，开始时的确发挥了恢复日本经济景气的作用，在工业方面，1933年日本就先于世界所有国家从萧条中摆脱出来，景气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高桥由此被称为“日本凯恩斯”。到1930年代中期，日本的工业能力较一战之初膨胀了6倍，但这些成绩都建立在赤字财政之上，只是依靠高桥是清的个人声望和魅力通过超常规的货币政策苦苦支撑。

但“忠君爱国”愤青看不到这个问题。日本率先走出大萧条的经济危机成为他们的又一管兴奋剂。在他们看来，美英等国仍旧陷于经济危机的泥沼，说明西方世界已经日薄西山，实力大损。而日本看起来的率先走出危机正说明日本快速壮大崛起，正取代西方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各种虚幻的优越感和自夸日本伟大的自恋让他们以为取代西方领导世界的前景已经唾手可得。

乘着大萧条经济危机导致的美英产业不振，日本借机抄底，大量引进原本得不到的西方先进技术，工业能力也在引进模仿之后有了相当进步。如三菱公司剽窃惠特尼的“黄蜂”航空发动机技术，造出了号称自主研发的“金星”发动机，装备日本海陆军如下饺子般生产的新锐战机，号称“日本心”。

一系列来自剽窃抄袭的“军事科技大发展”让日本国内鼓吹对外扩张的“忠君爱国”愤青们如打了鸡血，自以为在军事科技上已经赶英超美，对美英开战不在话下了。

真正的问题高桥是清自己清楚。高桥积极政策的来源不是源于税收，而是几乎全部依靠发行公债的赤字财政。这种依靠通货膨胀来恢复景气的政策，并没有使税收增加，而如果财政继续这样膨胀下去，将有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危险。

同时，公债的消化也越来越困难，因为成功地使公债在市场上得以消化的银行游资，随着景气的恢复而逐渐消失。军需企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对资金的需求增加，银行手里的资金开始减少。游资的减少引起利率的提高，从而使维持公债价格变的困难起来，并加大了公债消化的困难。

随着经济萧条的加剧和日本国际环境的日益险恶，言论空间越收越紧，内阁、军部均有专设部门专事言论管制。“卢沟桥事变”后，内阁情报部沿袭陆海军省报道部的先例，每月召集名曰“杂志、出版恳谈会”的例会，参加者均为各大出版机构、新闻媒体的编辑责任者。会上，从对“问题内容”的删改、“调整”通报，到希望以媒体、出版社的名义“自行编纂”的指导性内容要求，到对不符合规范的内容的“建设性批评”，对编辑事务全面干预没商量。

直辖内务省的“特高课”（特别高等警察课）是恶名昭著的思想警察组织，跟踪、“喝茶”自不在话下，对被认为言行“出位”的自由主义作家、学者、新闻记者，不惜动用绑架、酷刑，甚至肉体消灭的极端手段。而所有这一切迫害，都是以《治安维持法》为武器，以维护“国益”和“稳定”的崇高名义，在光天化日之下“合理合法”地操作、实现的。在这种意识形态部门、国家恐怖机关和军部组织机构叠床架屋，彼此间利益协调、情报共享、相辅相成的立体化作战的攻势下，从“九一八”事变前后至战时，日本铺设了举世罕见的新闻出版检查体制，密如裹尸布。在日本全社会布下了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宣传牢笼。军国主义分子的上位已经是指日可待了。

在这一连串赤裸裸的国家暴行的背后，始终贯穿着法西斯思想家的“革新”逻辑（如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的法西斯组织（犹存社、行地社、一夕会、樱会等）及被国家主义思想洗脑的一代热血“忠君爱国志士”的崛起，则构成了这种选择的社会基础和内在动因。

临门一脚最终到来。1933年3月军部压制了一部分重臣和政府上层官僚的稳重论建议，以国联不承认满洲国为借口，退出了国际联盟。在军部的主导下，又相继废止了华盛顿、伦敦两个裁军条约，大肆扩充军备，使日本在国际社会越发孤立。对此军国主义分子摆出与世界对抗的架势，试图以他们的意志重新安排世界。

他们认为“我国产业立国基础薄弱……因此为打开这一困境必须向海外发展”。在他们计划中，一厢情愿而蛮横地将东亚视为自己的原料来源地和商品输出市场，试图建立起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循环，这就是“大东亚共荣圈”。一旦中国不接受这一安排，则断然动用武力占领。

但对英美的科技以及高端工业制成品和原油的依赖，注定了这种依靠武力的贸易保护经济政策必然失败，因为这种单边保护必然引起英美对应的遏制。

而英美的反制措施，反倒成为“忠君爱国”愤青鼓噪军国主义的助力，将一切问题推给“西方阴谋”、“亡我之心不死”，成为印证法西斯军国主义正确性与动员迫切性的证据。将事态推送到更加紧张与对立的状态。

最终以1936年的“二•二六兵变”为标志，法西斯军国主义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培育土壤、播种发芽，迎风成长之后，终于入主日本中枢。由此，日本全国正式被改造成为军国主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