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静的春天

上海短暂的春天已经过去了，无声无息。之前看过一篇科普，按气候学上的界定，上海的春天年均只有37天，而从3月24日起，像绝大部分上海人一样，我就再没能迈出小区一步。

有一段时间，下楼做核酸是每天唯一被允许走出楼道放风的机会。看到春光明媚，孩子们说，他们想念往年去江滨骑车、踏青、野餐的日子，听得我也一阵怅然，谁不想念呢？

此时，唯一能宽慰自己的想法是：没了我们，大自然或许可以更好。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感觉小区里今春连蝴蝶、蜻蜓和甲虫都变多了，或许也因为少了汽车尾气和喧闹，树木更是无人修剪，蓊蓊郁郁，让人感觉除了人静止之外，万物都在生长。

和别处一样，以往小区里最常见的鸟种无非是上海的“四大金刚”（珠颈斑鸠、麻雀、白头鹎、乌鸫），远东山雀、丝光椋鸟、棕头鸦雀之类也不时可见，但这两个月居然还有两次见到了白鹭和夜鹭，本来它们都出没于后滩的水滨，现在大着胆子扩展了自己的领地。

这倒未必是它们察觉到了我们的沉寂。鸟类学家Steve Hitti曾说过：“如果人类消失了，地球上至少三分之一的鸟类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件事。”对生态系统来说，我们极有可能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重要。

反过来，这些鸟儿对我们的生活却可能很重要。一位朋友和我说，被封在小区里的这段时光，她每天的高兴事就是突破封锁线去和邻居家的鹦鹉对话。

我谈不上对观鸟有多大兴趣，只不过从小在乡下长大，很自然地就成为我乡土情结的一部分。在这个小区里住了整整20年，虽然一度还曾想做一份“1平方公里的生态”，记录这里的草木鸟兽，但总是顾不过来，直到现在无处可去，只能翻来覆去观察这块邮票大小的地方。

话是这么说，我得承认，绝大多数时间即便身在楼下，我也还是在散步、阅读、沉思，往往是孩子看到了我没看到的东西。昨天老大兴奋地告诉我，在香樟树叶丛里，发现一只丝光椋鸟幼鸟，还不会飞，只会呆呆地蹲在树枝上。早春时分，他还发现了一只乌鸫的鸟巢，每天去看，直到幼鸟全部离巢。

住了这么多年，小区里有些角落我还是第一次去，因为平日里都是固定路线就出门去了，从不觉得那些角落有什么值得探究的。也是这次才发现，每栋楼的通风口，常常都成为鸟巢，似乎丝光椋鸟尤其喜欢在那里做窝。月初，在水池边的假山旁，第一次见到了刺猬，那是一只死掉的小刺猬，孩子有点难过，嘟囔：“它的爸爸妈妈应该也在附近吧？”

在这个寂静的春天，很难不想起蕾切尔·卡森的名著——1962年，她出版了《寂静的春天》，到现在刚好一甲子。她开篇就虚设了一个风景优美的小镇，但不久，“一个奇怪的阴影遮盖了这个地区，一切都开始变化”，“神秘莫测的疾病”笼罩着村镇，人群中“出现了一些突然的、不可解释的死亡现象”，“一种奇怪的寂静笼罩了这个地方”：鸟鸣的音浪消失了，鱼群在死去，果树也因为得不到授粉而结不出果实，这“不是魔法，也不是敌人的活动使这个受损害的世界的生命无法复生，而是人们自己使自己受害”。

当下的处境当然有所不同，说来令人啼笑皆非，由于我们的愚行，可能倒也无意中做对了点什么：一墙之隔的那个世界，看起来像是已经让给动物们了。往日熙熙攘攘的地铁人民广场站外，很多野猫在晒太阳；空荡荡的马路上，成群的野狗游荡；在新泾路上，居然还有孔雀在散步。

这两个月来，这座城市在骤然沉寂下来之后，自然正在复苏。当然，上海的每一寸土地都受到强烈的人工干预，所谓“自然”大抵也是驯化的景观，但即便如此，当这种驯化停止，一个“文化为野”（rebarbarization）的反向进程就开始了。

时不时地，看到有人分享这座城市静止下来后的景象：滞留仓库一个月的葡萄苗都爬藤了；外滩的石缝间长草了；环贸奢侈品店外的台阶上长满了各种植物；张江足球场的草更是疯长。

尽管有植物达人指出，这些植物本身有些也不完全是野草，仿佛不能算是“自然”，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让人看到了我们消失之后，这座城市会变成什么样，而平日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城市景象，其实都是无数人不断加以维护的结果。

在网上，这有时激起了一种混杂着哀伤、感慨和戏谑的情绪，有一位移民多年的朋友颇感不解：“当时欧洲大封锁的时候，到处赞美和传诵生态的恢复。这反差太大了！”

当然，欧洲也不是一直如此。罗马帝国衰亡后，繁盛一时的斗兽场沦为废墟，到1850年代，英国植物学家理查德·迪金写了一部《罗马斗兽场植物志》，列出这座废墟上的420种野生植物，其中56种草类，41种豆科植物，有些在西欧甚至相当罕见，可能其种子最早是藏在野兽皮毛中远道而来。不过15年后，意大利新政府将罗马斗兽场的管理权交给了专业考古学家，然后，几乎每一株植物都被从墙壁上清除掉了。

冷战结束后，英国皇家空军格林汉姆基地不再作为核基地，大自然的反击随即开始，“蝙蝠栖息在导弹发射井内，黄条背蟾蜍躲在旧弹药箱里”。1996年，劳拉·史宾妮在《新科学家》杂志上撰文，假想了伦敦在被废弃后，一点点恢复成从前那样的一片沼泽。那只需要大约250年。

作为一个建造在海滨湿地上的城市，上海如果有那一天，命运恐怕也差不多——按照伦敦的推算，两个月相当于完成了进度条上最初的1/1500。看开了就觉得，那也没什么，毕竟历史上遭到废弃的古城不计其数，有多少都已鞠为茂草。从生态恢复的角度来说，也不算是坏事。

我们所珍视的文明，在时空的尺度上，可能也不过是一段有限的生命，只不过对生活在其中的人而言，才会相信它是不死的永恒之城。这很可能是一种错觉。

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人、所有城市，都“寄生”在地球表面，地球就是我们的宿主。病毒凭借自己的生物本能，还知道杀死宿主的结果将是自己也无法存活，但人类在没有了天敌之后，才刚刚开始学习进化的这一课。

《寂静的春天》一书的扉页题词说，此书献给人道主义哲学家艾伯特·施韦策，因为是他申明了“人类已经失去预见和自制能力，人类自身将摧毁地球并随之而灭亡”之论。他当然是对的，但就像常有人说的，历史的教训是：人类从不吸取历史教训。这就看我们能不能在摧毁宿主之前，进化出新人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