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太平洋的闽粤堂斗、抗战与黑道

槟城大暴动

宝福社，在槟城的妈祖庙附近。马来西亚的法律规定，一条街若有一种宗教建筑，其他宗教的建筑则不允许再建，而只在这条街上，目之所及有四五种信仰的建筑共存。

宝福社看门的爷爷坐着泡茶，看着远处的戏台，偶尔用台语和边上的老人攀谈两句，听到我用台语询问，他好奇的问我道，“听妳口音，好像不是在地人，妳是怡保来的吗？”怡保，位于马来半岛腹地，是客家人的聚集地，他们开发锡矿，烧制陶瓷，至今是马来西亚锡器与瓷器的骄傲。

当他听到一个福建人讲福建话时，与当地口音略有差异，便怀疑眼前这位福建人，是否是附近地方的来客。

曾经，在19世纪下叶到二战之前，许多个早晨，英殖民者看着报纸，密切关注荷兰军队围剿印尼的叛乱，海南佣人在旁操作着锡壶过滤咖啡，倒入瓷杯，给面包涂上黄油。

但客家人为什么要进入陆地，海南人为什么要当厨师和佣人，这和像槟城这样商贸要地的闽粤战斗关系密切。

南洋华人自移民开始，就不断依靠信仰和宗亲关系建立一些组织，这些组织在19世纪中期发展为跨信仰与跨亲缘的堂口，宝福社的前身建德堂是槟城最大的堂口。 1841在槟城的一处崖洞下面(我有记录这个崖洞，下次去看)，福建人邱先生与天地会南洋成员共同成立建德堂，他们歃血为盟，堂口两次迁移，现在定格于妈祖庙边上，二楼供奉着清水祖师，妈祖娘娘，这是闽南的信仰，而一楼则供奉着神农大帝，这是所有华人的最大信仰公约数。

堂口的存在，可以帮助和救济落难的本省同胞，也可以武力自卫。在移民过程中，福建人逐渐呈现出控制商贸路线，码头船坞，渔港渔业的优势，广东人则要么进入内陆开发城市贸易，要么正面与福建人竞争。客家人则进入更深处去开发锡矿或寻找陶土，海南人凭借出色的厨艺深受英殖民者喜爱。

广东人是最有实力与福建人正面竞争的族群，只不过在大航海时代中，这种竞争往往是依靠地下秩序进行的。福建人与广东人常常在一些商行或码头爆发战斗，他们用着拿破仑战争时代的火枪，也在渔船或商船上架部前膛炮，通过线报得知竞争对手的必经之路，在海上袭击，在路上偷袭，并赶在英国龙虾兵赶到之前脱身而去，英军浑身上下米色旗配色的军装红白相间，像一只张牙舞爪的龙虾，时人称之为“龙虾兵”。

经过30余年的大小冲突，到1876年时，闽粤两帮已经水火不容，建德堂动员一仟余名闽人与粤帮一万余人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火拼，(老爷子口述，但据我查到的资料是7000余闽人对阵30000余粤人)，十天十夜席卷全城的街垒和巷战，史称槟城大暴动。这场战斗其实蓄谋已久，福建人本就控制着麻六甲海峡的军火黑市，建德堂因此有充沛的火枪与弹药，广东人此前已经有段时间买不到武器了，是福建人对他们实行了武器禁运，甚至，福建人联合了马来人一起对付粤人，地位最为尴尬的是客家人。客家人是跨越省份建制的族群，他们少数选边站，被称为闽客，或者粤客，但终究是客，互不信任，骨肉相残。更多客家人为避冲突只能进入内陆发展。

英军在槟城本就空虚，只有一个六星菱形堡垒，几百名驻军和十几门固定火炮，无力镇压，这座在星加坡与印度之间的腹岛，哪个英帝国的印度洋总督会想到，如此大规模的军火和民兵会突然在眼皮底下冒出来，紧急调派星加坡的驻军乘船赶来，路途就花了7天。

英军到达后，建德堂大佬邱先生很快出面，主动寻找英军要求与粤人握手言和，既然闽人在殖民者这边得到了支援，粤人便很快放弃战斗。这条老街的观音庙里，老人们还言之凿凿，闽人和粤人的大佬在哪张桌上终止了这场血腥暴力的几万人战斗。如今这座观音庙，又被称为合福庙，取和气生福之意。纪念着1876年闽帮与粤帮在槟城大小士绅、英殖民官员与军队的见证下，用汉语、英文、台语、粤语，讨论了停止暴力，地下会社合法化。客家人也终于可以不用选边站了。但明显的闽人优势还是形成了，在槟城的闽人并不怎么会粤语，而粤人则基本会说台语。

槟城大暴动后，英殖民者要求所有秘密会社必须注册团体公开活动。就这样，这群华人开始学习作为公开的社会组织进行活动，这在祖国是从未有过的体验，民间组织可以在法律框架内活动，一切合法财产与行动受法律保护，他们继续救济着困难同胞，继续修建着华校，同时，也进行一些英殖民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活动，比如20世纪头10年，孙中山来此文宣革命，募集资金和军火。合法化，是南洋华人现代化的一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建立了福建公司，作为实体经营资产，一百多年过去，社里的固定资产有10家店铺，现全部低价出租给困难华人，房屋装修缺乏资金，福建公司便向政府申请的“可负担租屋计划”，由政府出资装修，而其他的资产据说更多，但我无从查询。

日军的闪电战与海南鸡饭

爷爷带我走到一块地砖边上，手一掰就开了，爷爷说，旗帜就从这里挖出来的。旗帜，是指建德堂一百多年前的各类战斗旌旗。 1942年初，日军在山下奉文大将的带领下闪击星加坡和马来半岛，因地制宜地用脚踏车大军创造了德军在欧洲用装甲实现的闪电战，英军很快投降，可是南洋华人参与的抵抗运动却风起云涌，在密密的热带雨林中，无数游击队神出鬼没，地下会社的组织和规模也让日军胆战心惊，侵略者开始搜捕华人，追溯参与抗日的证据，特别是和南洋机工有关的亲友。抗战爆发后，一群南洋华人回到祖国，开车，修车，开飞机，修飞机，甚至造螺丝刀，他们被称为南洋机工。光在马六甲，日军就屠杀了1000余名南洋华人。在日军登陆槟城时，建德堂把各种旗帜全部掩埋起来。

此时，随着白人殖民者的倒台，海南厨子也大量失业，他们走上街头，卖起海南鸡饭和海南咖啡，或者各种西餐。 1942年中，马来西亚沦陷不久，就立刻出现了全球第一家在政府（日军治下的傀儡政府）造册登记海南咖啡，档案上写着“琼咖啡NO.1”。这种咖啡馆往往是茶餐厅，同时兼容各种亲戚朋友一起经营，茶餐厅作为售卖饮品主体的同时，各种海南鸡饭、爪哇面、福建海鲜面的档口也一并在茶餐厅经营，仅一个硬性规定，必须点一杯饮品，将吃与喝牢牢捆绑，是马来西亚茶餐厅的经营之道，而那个坐在饮品柜后台的老板，往往脸色平静，穿金戴银，目视前方，单是这个气质都能传达给人一种感觉——他从这每一个档口，都要收一笔。

另一些海南厨子，把文昌鸡、白切鸡带到了马来半岛，名为海南鸡饭。并且在流布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口味，例如曼谷海南鸡饭比较热衷于盖饭，槟城海南鸡饭热衷于分例，马六甲海南鸡饭热衷于饭团，连酱料亦有所区别，泰国海南鸡饭的酸度要相对更高。时至今日，吉隆坡国际航空站的肯德基和泰国711，也有海南鸡饭，显然前者要更贵也更为好吃。而泰国据我所知最正宗的海南鸡饭位于清迈三王纪念碑边的发清鸡饭，老爷子七十有几，八岁左右时逢神州内战，被父母从广东省海南市抱到泰国，迄今自称广东海南人，美食界一直有关于泰国海南鸡饭究竟自大陆直接发源还是自马来间接发源两个假说，发清鸡饭便是直接发源的铁证。马来西亚与星加坡的政治间隙已渐渐纾解，而文旅界的间隙却越扩越大，海南人为此贡献颇多，因为马新两国都把海南鸡饭列为“国菜”。

与日军合谋的马来西亚法西斯们曾有一句口号，马来是马来人的马来，他们借此煽动对华人的仇恨，一位泰国贵族也写过一篇文论，号称华人是南洋犹太。而海南人的故事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马来西亚的独立，是全马来西亚人的独立。因为海南人既不需要做哪个殖民者的私人厨师或佣人，也不需要做哪个中央王朝的奴才，他们通过秀色可餐的奋斗，掌握了四分之一马来西亚人的胃。时至今日，海南鸡饭成为一笔糊涂账，大陆自媒体说不清楚，为什么曾经的海南岛没有海南鸡饭，也没有海南咖啡，自媒体们只是把这当作一种国威远播的证据，这分明是对南洋琼人的亵渎，因为抹去了血与泪的光荣与梦想是虚伪和残忍的。

1945年(口述，此处待核对，因为是年日军已撤出马来西亚)，日军开始在槟城搜查华人会社，建德堂将战旗、虎旗，龙旗等各类旌旗掩埋于地下，现在，马来西亚各处青天白日徽立于碑顶的华人抗日纪念碑有一百多处，2003古建修缮时，一百多年前的建德堂战旗也被挖掘出来，重见天日。

马来西亚原住民在密密的雨林中生生不息，曾经英殖民者视之为懒惰，这两年的东南亚人类学学术热点则是“土著懒惰的迷思”——他们并不懒惰，只是对于国家机器的命令不像华人和印度人那样在意罢了，懒惰，仅仅是殖民者与服从者的迷思。

洪青两帮在槟城

到了八九十年代，槟城仍是华人天下，马来人寥寥无几，彼时，开煮炒店的王哥仍然是洪帮的小弟，马来西亚虽独立三四十年，但警察还是穿着短裤，慢悠悠骑着脚踏车，一副英殖民地警察的装扮与清闲。

那是东南亚经济飞速发展的年代，亚洲四小龙崛起之时，黑社会争权夺势的美好时光，一个洪帮小弟，带把左轮手枪是很正常的事，但开枪是罕见的，主要是收保护费，街头砍杀，如此肆无忌惮的前提，是他们能搞到很多机车，而那群骑脚踏车的马来西亚警察追不上他们，也不想追。

台湾经济是整个太平洋最为耀眼的明星，甚至因为被驱逐出联合国，以至于敢做许多违反联合国公约的行当，比如直接出售军火给高棉军队，或者是统领海外华人的黑社会势力，从那时起，王哥就知道一个道上规矩——洪帮成员代号阿公，青帮成员代号阿婆。

在槟城，洪帮以福建人为主，青帮则以广东人为主，砍人前，大家用寻呼机或者机车挨个通知，代号是“某点某分，出来吃饭”。

如果是深仇大恨，就从泰国招募杀手，在就近邻国中，泰国杀手质量上承，价格公道，按今天的汇率来说，只需要五六万泰铢，也就是一万多人民币就可以杀一个人，他们杀完人往北进入宋卡半岛密林中，回到泰国，那也是1942年日军登陆的地方。

美好时光总是短暂的，随着马来人涌入槟城，在一系列让华人成为二等公民的政策面前，洪青之间的斗争似乎无关紧要了——马来人可以无证在街头摆摊，华人无证摆会被拆摊，马来校有大量国家投资，华校要募捐，马来警察随意搜捕华人，每每要价1.5万仙林保释费（约4000多美元）。于是华人们开始闷头赚钱，赚钱离开这里，二等公民没有希望。

王哥也是在这仟禧年后几年入狱的，一天他正炒菜，警察上门拿出一张童年朋友的照片，问逃亡何处，他努力回忆了最后一次见他，是多年以前，两人带小弟们去收保护费，那是美好时光，马来西亚被人叫亚洲四小龙、带把左轮手枪肆无忌惮的时代……他说我很多年没见过他了，接着他马上被带走，在警局他没有任何解释的机会，就投入监狱，在家人缴纳保释费后才出来。

现在他在经营一家煮炒店，不再去赌场，也不卖“那种东西”，有人问起，他就说自己是小弟。煮炒，是台语烹饪的意思，是一个在描述一个人厨艺时才会用的专有名词。每年过节，他的小弟们会鱼贯而出，各家各户收点保护费，这叫包店，一家店只能由一个帮派包，如果有人在被保护对象店里闹事，一个电话还是义不容辞。以他的店为例，一家小饭店大约一年缴纳一箱价值200元人民币嘉士伯啤酒就行，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宣示主权。出狱后，他不再打打杀杀，而是靠从前的人脉开家煮炒店，收保护费带小弟打点小架，生意红火，忙不过来，桌椅摆到街上，客人在路边排队，好景不长，马来官员又盯上这条街，命令他把煮炒店的外摆桌椅全部收起来，他只能照做，然后看着马来人的饭店外摆桌椅。如今生意寡淡，守店，与老友喝茶。

现在出面的情况很少了，除非小孩打架。小孩就是小弟，他觉得，所有的小弟都是自己的孩子。如果小孩和别人打架了，就要与对方大哥们坐在一起，讨论是哪边小弟不讲理，人在社会混，挨打要立正，不占理不仅要认错，若事态较大，还要支付赔款。

那种洪青两帮在日本街砍得血雨腥风的美好时代已经很远了。

“不论如何，显示我站在这里很重要。”他说，“所以每年竹联帮的大会，槟城飞去台湾，十个代表，我是其一。”

提示：本文仅为个人浅行马来西亚口述史之写作，深知不足之处繁多，请多指教、批评，以进我改正之，完成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