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4 李锐绝唱：在党的钳制下讲常识|李南央

野兽按：李锐先生的著作是二十年前就开始阅读的，而李南央的著作则是从《书屋》杂志登载的那篇《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开始阅读的。

李锐绝唱（上）：在党的钳制下讲常识

李南央

2019年2月27日

父亲李锐离世已经十多天了，官方举办的追悼会也已经如期举行。李锐是2018年3月30日住进北京医院的，我在自己为父亲发出的讣告中说，父亲在最后的日子里反复书写的是同样的内容：人生在世都要受时代、知识、思想能力和个人品德这四种限制，前三种是恩格斯说的，最后一种是他加上去的。

其实，每一个生活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人，还有一种摆脱不掉的东西，那就是党的钳制。这种钳制所采用的手段的卑劣，绝对不止于造访的“卧底”客人。

父亲说过的绝大多数话，写过的绝大多数文章中所表达的思想，在民主国家都是常识。有那么多的人敬重李锐，爱戴李锐，是因为他在党的钳制下讲述常识。这需要勇气，更需要突破伸入他近旁的钳制的智慧。

中组部按照共产党的丧事制度，以“正部级待遇”在八宝山举办了李锐的遗体告别，在他身上盖上了红色的党旗。根据我跟父亲的交流和对他的理解，这完全违背了父亲的真实意愿。

实际情况也根本不是正部级待遇。那天，参加了遗体告别的朋友告诉我，追悼会才进行了半小时，不明身份的人就拦住了队尾，掐断了进入大厅的告别队伍。而经审查获批准，可以在厅内告别李锐的亲属们被“请”进休息室，在前来告别的最高首长——中组部部长陈希到达之前，不得进入停放李锐遗体的大厅。大厅门梁上没有条幅，不允许拍照。亲属中的一位拍到了一张大厅的照片，立即被不明身份的人追逼，强迫交出手机进行了删除，不允许李锐的后人留下一张他的仪容像以为纪念。

感谢纽约时报中文网同意摘录发表父亲最后的日子里我守在病床边写下的日记。相信读者会从这些白描里了解李锐最后的时光和背后的那些事儿。

日记经过编辑、删减。

2018年4月3日

下午二时左右，飞机提前落地在北京。出关口排着长蛇般的队伍，每个入境旅客的每件行李都要经过扫描机的检查。我的大行李箱底铺着满满一层的2017年10月号《争鸣》，那是杂志社托我转给大陆作者的，内中有刊了父亲为杂志创刊四十周年所写的贺词。

我提起从扫描机传送带上稳稳送出的箱子，放在行李推车上向海关出口走去。一个小伙子从屏幕后追了出来，脸上挂着友善的微笑：“阿姨，您箱子里是不是有好多书?”

我说：“是啊。”

小伙子问：“都是什么书啊？”

我说：“杂志。”

小伙子转身跑回去了，用后背身跟我说“Bye-bye！”

走出海关，心中祈祷：但愿这是个好兆头，父亲尚无大碍。

三天前的3月31日，我和丈夫巴悌忠正在美国东海岸的女儿家，是为了小外孙女的四岁生日从西海岸飞过去的。半夜连续接住在父亲楼上朋友的长途电话、朋友居住在美国的哥哥的手机短信、悌忠弟弟的来电、表弟女儿的电邮，转达了同一个信息：“3月30日你爸住院，情况不好。”

我们原计划是4月8日回国为父亲过生日。急忙唤醒已经入睡的女儿，告诉她我们必须立即改签机票，明天一早飞旧金山，然后回大陆。

我们从首都机场打的直接到了北京医院。正在西门排队办理探视手续，父亲的车开到了门口，司机满起（也是继母的女婿）招呼我们上车，不用办了。门口的警卫看到车前风挡玻璃内的“通行证”，打开铁栅栏，满起又用他的乘电梯卡将我们送上了八楼。找到815A，穿过会客间进入病房。继母张玉珍坐在靠着阳台玻璃隔屏一面的沙发椅上，二表哥力丰的妻子进进也在，老头子在昏睡。

向她们摆手打过招呼，我轻轻地走到病床边，唤了几声“爸爸”，见没有反应，便不再叫了。

向张阿姨询问情况，她说：3月27日早上八点半了，你爸还没有起床。强把他叫醒吃早饭，坐在客厅沙发里一会儿又睡了。 3月30日逼着他来医院看病，就被留住院了。一直不好，总是昏睡。

说话间，我发现父亲艰难地动了一下，像是要翻身，眼睛也微微地眨了一下。我急忙俯下身去在他耳边唤了一声：“爸爸。”父亲张开眼，很茫然地看着我，又闭上，右眼角滚出一颗大大的泪珠。

他开始说胡话：“一步、一步；两步、两步；三步，我走了第四步就明朗了。但是对方不理解，我走了第四步，就明确了，但对方不能理解......”反反复复，约三十分钟，之后渐渐地苏醒了，认出我，清楚地发问：“哦，小妹呵。你回来了。这次呆多长时间呵？”

我附在他耳边说：“二十多天。”

父亲笑了：“好，好。”随即又问：“这次呆多长时间呵？”我担心他是有点糊涂了。

我说：“很长，一时不会走，你放心。”

父亲点点头。我将悌忠让到床边，老头子立即认出了：“悌忠呵！”又看到立在床尾的进进，问:“力丰也来了?”

从进进联系到力丰，看来脑子没问题，我稍稍松了口气。

2018年4月4日

一早，乘满起的车到了医院。非探视时间，只能利用他的“通行证”进入那座高干住院大楼。走进病房，只见父亲双眼明亮地躺在床上，头微微地侧向门口。见我进来了，让小余（在父亲家做了十几年的保姆）把床摇起来。

我刚刚在床边的椅子上坐定，老头儿便开口了：“你跟我说说，外界这次对习近平如何看呵？全票通过不是笑话嘛。”显然指的是刚刚通过的废除国家主席任期两届制的宪法修正草案。 “普京当选76%赞成票，2/3得票率，这还像点话嘛。”又说：“你们那个总统家伙乱来，一塌糊涂。”跟昨天真是判若两人——还是我熟悉的父亲呵！

我笑着回答他：“可是很多人喜欢川普。”

父亲“哦”了一声。

10点40分左右，组织部秘书长、老干局正副局长连同司机一行四人，带一篮水果来看望。我唤醒了父亲，秘书薛京告诉他：“部里来人看你了。”

父亲看清了来人，满脸堆笑地伸出手一一相握、致谢。秘书长、正局长坐下来，副局长、司机退到外间恭候。我和薛京不约而同地拿出手机，拍照、录像。局长立即紧张地从坐椅上立起：“薛秘书、大姐，咱们说好，就在这儿照，不外传，一定不能外传！”又加上手势重复说：“一定不能外传，一定!”

我觉得有些搞笑，但也不想难为他：“你放心吧。我答应你，说话算话。”他这才又坐回去，继续“代表组织问候李老” 。

组织部的人走了，父亲仍然很精神，让我坐过去聊天。说他给老家湖南平江县写了一首关于彭德怀的诗。我说：“看到了，网上有。”就从手机上找到一位在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工作的朋友发给我的照片，送到他眼前：“这是网上传的你的字的照片。”老头儿一下子高兴了。我又在手机上翻出网上传的他的十九大书面发言，他兴奋了：“网这个玩意儿厉害呀，手机厉害呀！现在是网络时代，拦不住了！”

午睡过后，张阿姨的女儿小玲、女婿满起，儿子胜利来了。两点半，护士进来招呼我们去会议室开会。大家走在去会议室的路上，胜利说：“我听说插管后可以活好几年，好好的，没事儿。”我说：“那是植物人，不是真正意义的人。对我爸不是'好好的，没事儿'。”

会议室里，组织部上午来过的那位老干局副局长、两名干部还有秘书薛京已经到了，他们坐在会议桌靠门一侧的左边，把正中间的位置留给老太太，小玲、胜利依次挨着老太太的右边坐下，空给我哥一个位置，然后是我和满起。

一位副主任医生、一位神经科医生、一位内科医生随后进来在桌子的另一侧坐下。副主任先谈，没有客套，直奔主题：李老这次入院是因肺部感染，心脏也出现问题，经药物控制，目前情况已经稳定。但连日大便均带血，可以肯定有癌症，但是没有必要确诊，因为确诊后也无法进行任何治疗，而且这不会是李老的致命病症，最后威胁生命的会是心肺衰竭。鉴于李老的年龄和心脏、肺部的情况，随时会出现突变。今天请你们来谈的目的，是希望家属对是否做心脏体外复苏和切喉管上呼吸机抢救作出决定。现在大家都在，明天开始清明放假，今天需要有个决定。

老头子有癌症，这让张阿姨很意外：“怎么好好的，得了癌症呢？怎么会呢……”没有人打断她。

但是我看出医生们有些不耐烦了，只好先开口：“我表个态吧。李锐是有尊严的人，有尊严地活；走，也要有尊严地走。一切不属于治疗的抢救手段都不上。”

正在这时，我哥进来了。我简短地向他说了医院召集这个会的目的和我刚表示了的态度，他立即说：“我看得多了。不抢救。”

张阿姨有些不高兴：“你看什么多了？”

哥哥楞怔了一下，说：“我妈妈最后住院时，我看到其他病房的很多老人插着管，就那么躺着。应该让爸爸有尊严地走。”

我转向对面的医生们：“我们这一边孩子的态度很明确了，但是老太太的意见是第一位的，要以她的为准。”

张阿姨说：“得给我几天的时间想想，我现在脑子乱了、糊涂了，做不了决定。”

副主任温和但是非常坚定地说：“对不起，这个决定必须今天做。”又说：“我们还有别的事情，不能等了，我们先走，你们家属自己商量吧。”

老干局副局长和两个干部也站起身来，对秘书薛京说：“我们还有事，先走了。”

我有点着急了：“这个意见书上得有单位的签字呵，你们走了，今天不就签不成了吗？医院等着决定呢。”

副局长说：“家属不做决定，我们怎么签呢?”

我说：“你们就签：同意家属意见。”

副局长拿起笔立即签了。

张阿姨还在自语着：“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就得了癌症。我接受不了……”

小玲扶起老太太，大家一起回到病房。父亲依旧睡着，张阿姨颓丧地跌坐在沙发内喋喋自语：

“癌症，怎么会是癌症……”渐渐逼近下班时间，我无何奈何地对胜利说：“跟你妈妈说说清楚吧，五点之前怎么也得有个决定。”老太太终于在两份表上签了字：不做体外心脏复苏，不做切管上呼吸机。我松了一口气：谢天谢地，父亲可以不受罪了。

2018年4月5日

下午一点半到医院，父亲一直在昏睡。过了很久，老头子醒了，朝我比划着“拿来、拿来”。见我不明白他要什么，着急了，提高声音焦躁地说：“你那个东西，你带来的那个东西……”我试探着将昨天上午放在床头柜上的终刊《争鸣》拿给他，翻到有他的贺词的那一页，老头子安静了下来。

父亲是这样写的：

“今年10月是香港《争鸣》杂志创刊40周年，这是一件非常不易之事。虽然邓小平当年向香港人民做过'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承诺。

生活在大陆保持了独立思想的人，去年丧失了最后一块可以发出声音的阵地——《炎黄春秋》。我今年已经101岁了，该说的话早就说够了，该写的意见也早就写了，不过头脑还是难平静，因为宪政何时大开张呢？ （这是我晚年写的一本书的书名）我还在思考，还要不断地从比我年轻的人的文章中汲取营养，活到老、学到老。因此衷心地祝愿《争鸣》越办越好，继续为用自己头脑思考的人们提供一块交流和争鸣的阵地。 ”

父亲题写贺词时当然不会想到，这一期竟成了《争鸣》的谢幕篇。创刊于1977年11月的香港杂志《争鸣》在2017年10月停刊。

张阿姨陪住的床是放在用落地玻璃与病房隔开的大阳台内的，这时午睡起来，见我坐在老头子的床边，就在另一边坐下，问我：“你爸跟你说过回平江的事吗？”

我明白，她这是在跟我谈父亲后事的安排了。便说：“说过不开追悼会、不盖党旗、不进八宝山，回平江。”

张阿姨说：“你爸跟我说过'你不回平江，我也不回，我们一起回。'可是回平江是个大事儿，自己办不了，要组织出面。那个地方也不好，路不好走，人也到不了。”

我没有再说什么。

2018年4月6日

下午两点钟左右到医院。病房里的电视开着，音量很大。我惊喜地发现父亲睁眼躺在床上，精神甚好。听到声响，偏过头来。见是我，就说：“胡德华一会儿来，我要坐起来。”我把床摇起来，老头儿闭目养神。

胡耀邦三子胡德华和夫人三点过后到了，老头子高兴地跟他们握手，底气十足地说：“我难受的事儿，国家这么多年搞成这个样子，三件事要弄清楚。（老头子晚年见人就说：要搞清楚历史是怎么回事、党是个什么玩意儿、主义是个什么东西。）中国就是没有民主、科学，后来又出了个主义，一个共产党，怎么办呵？五四本来出现转机，又出了马克思、共产党、毛泽东，只有中国才能产生。”

德华应和着：“只能专制才能出共产党。”

老头子说：“中国改朝换代靠农民战争，干掉一个皇帝，又出一个皇帝。他（毛泽东）第一篇原稿我看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外国留学回来的、大学教授、大官统统是反革命。出现了习近平是你们的责任，你们要把他搞清楚。就是没文化？毛就是没文化，数学打零分。习文化很低。我很伤心，他爸爸多好，痛心得很，搞出这么个儿子。”

德华说：“习仲勋除了在（斗争胡耀邦的）生活会上说'你们这是逼宫'，他还说过，'你们批判胡耀邦的那些事情，也有我一份'。”

老头子叹气：“仲勋和耀邦是我最好的朋友。习近平我简直想不通，后来才知道没文化。你们有责任搞清楚。你爸爸多好，我每年去深圳都去看他。”

父亲去深圳看的是习仲勋，把他说成德华的爸爸，显然是累了，有些理不清了。我就跟德华说：“不聊了吧，让老头子休息。”

父亲指着我问德华：“我这个女儿怎么样?”

德华说：“我们早就认识。”

父亲说：“她硬是把她那个妈妈写出来了。”父亲非常看重我写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那篇文章，他一直跟我说：应该把你那个妈妈写出来，太典型了。但是他没想到我真地写了。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反对的人认为违反了中国的传统道德。

德华说：“李叔叔，您休息吧，我们再来看您。”

老头子点点头，随即疲倦地闭上眼睛。

2018年4月7日

下午，约一点十分到医院。走进病房，老头子醒着，见我进来，向阳台方向看去，老太太在午睡，招招手，示意我坐近些，压低声音问：“上次美国大使要来看我，她说是你搞的。是吗？”

2011年4月，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离任前想以私人身份拜访李锐，大使馆的朋友请我帮助询问父亲是否愿意见。父亲非常高兴，同意了。张阿姨当着我的面也表示了同意。但是我走后，让秘书薛京向组织部汇报此事，部里回话，说洪博培要见李锐需通过外交部申请，最后没见。

我乐了：“我哪有那个本事，能认识大使?”

老头子冲阳台抬抬下巴：“她认为是你搞的名堂，你跟她解释一下。”

我说：“没用，她不会相信我的，不解释了。”

父亲没再说什么，开始聊习近平没文化，又回忆2006年在浙江请他吃饭的事儿，我打开了手机的录音功能：“我那天跟习近平说，你现在可以打擦边球。习近平说，你可以，我哪里敢呵。”

我见他脑子很清楚，精神也不错，张阿姨又不在近旁，就贴在他的耳边一字一顿地问：“大家都很关心，你要不要开追悼会？要不要盖党旗？要不要进八宝山？”

父亲问：“哦，就是说我去世了……”

我说：“对。”

老头子望着天花板，半天、半天，足足有半分多钟才开口，倒着从最后一个问题回答我：“问题是平江人会怎么样。玉珍很可能会愿意，我们两个人火葬后回平江，放在父母亲那里（墓地）一起。”

我问：“你自己也愿意吗?”

父亲说：“那样对我父亲也好，我父亲是好人，另外玉珍愿意。留在北京有什么意思呵！放在哪里？它给你放在哪里？你说吧，有人愿意吗？那就留在我现在住的房子里，那倒是可以。再不呢，平江了，那是我愿意的，我自己也愿意。平江是个旅游区，特别是彭德怀也在那里。”

对我“要不要进八宝山”的问题，父亲虽然没有正面回答，但是明确说出了“（回）平江那是我愿意的”，算是有了答案，便转到第二个问题，问：“盖不盖党旗啊？”

父亲还是绕着说：“共产党没有科学知识啊，也（体现）在这里——这个红颜色是破坏眼睛的，你知道吧？绿颜色是保护眼睛的。共产党一革命就是红旗，到现在还是喜欢红颜色。那个电视台搞活动，都是红颜色多，唉！所以这个人类的发展啊，这个二十世纪呀，是一个特殊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苏联，搞了，垮了；中国，搞了，还没有垮，但是它XXX（作者按：隐去国骂），死那么多人，中国共产党的可怕是饿死人呵！杨继绳的父亲是饿死的。杨继绳出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两厚本书你看了没有？毛泽东这个人呐，我认为是天下最坏的人之一，能够那样死人，于心何忍？！太可怕了。”

老头子顺着毛泽东这个题目一直说下去了：“他自己的生活那么好，我不是在他家里吃过一餐饭，就是有熊掌嘛。他在延安的生活也是最好的，在延安吃什么呢？两样东西：小鸡、泥鳅。长征，就是白天抬着他睡觉，晚上起来做事情。唉呀！这个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周恩来那是对他是最讨厌的了……”

在外面阳台上午睡的张阿姨这时起了身，老头子敏感地察觉到：“噢，她起来了。”立即住了嘴。

那天以后，我再没有找到机会问父亲第一个问题：“要不要开追悼会?”

张阿姨走进病房，父亲说：“美国大使来看我，不是小妹搞的。”老太太装作没有听见。

我说：“爸爸，聊了半天，累了，你睡一会儿吧。”

李南央，机械工程师，1990年离开中国，在美国多个科研机构任职。 2014年退休后，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任客座研究员。着有《我有这样一个母亲》、《我的父亲李锐》、《异国他乡的故事》等书。



李锐绝唱（下）：怎么办啊？这个党！

李南央

2019年2月28日

日前父亲李锐“正部级待遇”的葬礼，没有悼词、没有生平介绍、没有挽联、没有哀乐……就连前来告别的人们手捧的鲜花都被拦在了大厅之外。人们愤怒地说，那是一个“无声无字”的追悼会。

我是多么地为父亲骄傲。中共在李锐生前惧怕他的声音，在他死后惧怕他的遗容。一个人能够把那个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党吓到如此的地步，他在天有灵，一定会开怀大笑。

父亲在他101岁生日的那天，在医院的病床上发出了自己的“绝唱”。他虽然最终没能彻底摆脱共产党对他的钳制，但是他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可以笑别人生。

以下是我守在父亲病床边写下的日记。经过编辑、删减。

2018年4月8日

下午一点到医院。父亲的精神不如昨日，似睡非睡。

我说：“我明天去紫阳家鞠躬，你有什么话？我带过去。”

父亲立即说：“耀邦、紫阳救了这个党，救了这个国家。紫阳在经济上比耀邦强。”

我说：“紫阳和夫人的骨灰还放在家里，安葬不了。”

父亲说：“这是岂有此理的事情。”接着跟我谈起他第一次是怎样见到紫阳的老伴儿的，时空有些混乱；又提起阎淮的新书（《进出中组部：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还是有些前言不搭后语。

我问张阿姨：“（秘书）薛京还没来？”

她说：“来，可能一会儿来。他每天都要向组织部汇报老头儿的情况。”

这时父亲在磨子潭（60、70年代两次流放的地方，位于大别山）的患难朋友、画家王申生到了北京站，他是特地从上海赶过来看老头子的，手机短信问我如何进住院大楼。大约三点钟，申生进到病房，老头子一眼认出来，说：“王沪宁，我们是患难之交！”

我用写字板写上“王申生”递到父亲的眼前。他笑了：“申生、申生。王沪宁是那个家伙。”

“申生你多少年没来了啊。”款款地回忆起自己在磨子潭流放地跟申生相识、相交的过程，清晰、准确。

2018年4月11日

父亲一直昏睡，直到下午1点48分醒来，看见我在床边，问：“你哪天回美国啊？”

我说：“20号。”

老头子转过头看着满起：“我明天下午出院。”

小余告诉我：“老头子是有东西要给你。”

果然，父亲说：“我要回家，我有东西，重要的东西要拿给你。”

我说：“你告诉满起在哪儿，让他取了交给我就成了。”

老头子摇头：“别人不知道，我自己拿给你。”

（父亲到底想给我什么，已经无法知晓。但是他的绝大部分日记原件和其他的文字原件都已经在这些年里陆陆续续地交给了我，由我按照他的意愿捐献给美国胡佛档案馆了。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情，得不到的就得不到了。也许哪一天会出现在北京潘家园的字摊上。）

一会儿进来一群医生查房，老头子高声说：“我女儿从美国回来，给我订好了三桌饭，我要出院！出去过生日！”

我确实是早就在国宏宾馆预订了三桌生日宴，准备在4月13日那天跟去年一样，请他的尚健在的不多的几位老哥们和夫人，以及几位老秘书、组织部的老部下和从各地特意进京的晚辈们为他祝寿。父亲看来是真盼着，要实实在在地过101岁的生日。

医生们走了，父亲跟我闲聊，说：“我这个人运气很好，一个老伴照顾生活，一个女儿让我历史留名。”

2018年4月12日

早晨八点一刻去医院。

九点半，秘书薛京和组织部老干局的几位干部先到，将带来的大花篮和礼品放在病房门口。留下一人守在那里，其余的人走了，我猜是去恭候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姜信治大驾。

终于，走廊那边一群白衣、黑衣人簇拥着一位身材中等、略显消瘦，也是身穿黑色夹克的人出现在病房入口处，我知道这就是现任组织部姜常务副部长了，本能地在心里将他跟过去这一位置上的李锐作了比较，不免当了一次九斤老太。

两三位白衣人和老干局局长陪着姜副部长进到病房。薛京在我耳边轻轻地说，姜副部长旁边的是北京医院院长。

闭目养神中的父亲这时睁开了眼睛，目光扫过这一群人，透出我熟悉的、李锐特有的鹰一般的锐利。姜部长走过去跟老头子握手，老头子满脸是笑，示意他坐下。老干局长从我和薛京身边走过，小声叮嘱：“不要照相，不要录像！”

老头子开口了：“谢谢你们来看我。我明天就102岁了。”随即话锋一转，开始朗声地“大放厥词”。从曾国藩教儿谈起，重复他对家中来客讲过上百遍的故事：抗战时一位美国飞行员的飞机被打下来，迫降在曾国藩家不远处，曾家七个人在，个个都会讲英语。我们搞了些什么？一建国，就学苏联，取消英语。

我不意外——父亲心里明镜似的啊，张玉珍不在，他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

姜部长的表情却是意外的，他大概对李锐在这样的场合、说这样的话，完全没有精神准备。我真是佩服他的定力，能够将开始的笑容一直凝固在脸上。

老干局局长却有些坐不住了，几次打断老头子，试图转变话题：“姜部长来看您，是给您拜寿的。”

老头子向他一摆手，那意思是：“你别插嘴！”依旧是滔滔不绝地自说自话：“现在那个人的像还挂在天安门上面，对习近平也搞个人崇拜，像什么话！”

这话一出，我都替姜部长捏把汗了：再听下去若有人汇报给习老大，可不大好解释清楚了。

姜部长确实坐不住了，站起身，伸出手给老头子：“您说了半天，累了。您休息、休息。我们告辞了。”老头子就势抓住他的手：“你别走，我还没有说完。”

老干局局长连忙上前解围，用自己的手强换下姜部长的手握住老头子：“部长忙，还有事，还有会。”然后松开，几乎是逃也一般，踩着姜部长的脚后跟离开病房。

父亲从病床上抬起上身，冲着这些人的背影大声嚷着：“你们不爱听我也要说，你们把我看成坏人好了，我不在乎。我就是要说......”

我是在场的唯一家属，想着应该代表父亲送送客，便也到了走廊，以为看到的会是一群离去的身影。没想到院长和姜部长还有主持父亲治疗的几位医生站定在那里，正在等我。不禁暗自称奇。

见我出来，好像刚才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姜部长笑容满面地对我说：“你看看，你们家属有什么要求，对医院有什么意见？”

我对张阿姨真是有些佩服了，还真有这么个议程：部长当着院长的面问家属有什么要求。我想也没想，脱口而出：“没要求，什么要求也没有。”“医生好、护士好，都好、非常好。没有任何意见。跟老百姓的条件没法比，我要是再提什么要求就太不像话了！”

看来，姜部长对我的这个回答也是没有准备，愣了一下，说：“噢，那好，那好。”

院长脸上带着诧异，但是释然地重复着：“没要求，跟老百姓比……”

2018年4月13日（李锐101岁生日）

一早，满起送我和悌忠去医院。老头子在看电视，非常精神。见我们进来就说：“今天是我的生日，不让出院，你订的饭怎么办啊？”

我说：“今天晚上我请大妹他们吃饭，然后请朋友们吃饭。你和你老哥们的那桌，给你留着，等你出院了再吃。”

父亲高兴了：“好！好！”

十一点多，原政治局常委胡启立的老秘书和现任秘书来了，送来胡启立在大红纸上亲笔写的生日贺词。老头子非常高兴，让我把贺词放在阳台玻璃隔屏下的台子上他可以看到的位置。

四点左右，李慎之的女儿尔柔、黄万里的女儿肖路和美国之音记者叶兵及一位青年摄影师带着花篮和一幅镶在长镜框里的诗走进病房。我不认识叶兵，但是因为看节目，对他的脸是熟悉的。肖路大约一个小时前跟我联络过，说是他们的庆生会刚刚散了，带着花篮正在来医院给老头子拜寿的路上。我说：老头子没吃上寿宴有点失落，见到你们会高兴的，来吧。可是参加他们聚会的美国之音记者也跟着一起来了却是我没有想到的，而且还进来，真不知如何办的探视手续。

我让肖路和尔柔把花篮放在病房门口，诗的镜框靠在对着老头子床的位置上，让他能看见。

看着这些不认识或者一时认不出的来人，老头子的表情像是在问：“你们都是谁啊？”

我向他解释：“胡德华、陆德、阎淮、牟广丰、尔柔和肖路一些人刚给你过完庆生会，现在带着花儿来看你了。”

父亲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双手作揖：“谢谢！谢谢！”

叶兵走到床边自我介绍：“我是美国之音的记者。”

我观察着老头子的表情，如果他不高兴，我就客气地请叶兵离开。

老头子的眼睛一下亮了：“噢，美国记者！”我知道父亲进入了跟昨天上午相同的境况，清醒而亢奋——张玉珍不在，要“放肆”一搏了。

我在心里大呼：“苍天有眼啊！给了李锐绝唱的机会！！”

父亲开口了：“我已经进102岁了。101岁满了嘛，吃102岁的饭了。”头绪清晰。

叶兵说：“您对美国之音提一个希望吧。”

老头子想了一下，脸上露出顽皮的笑意：“美国之音播过我一些随便讲的厉害文字（话），有一次是习（近平）上台不久，我与一个老朋友的女儿一起闲聊，她就讲了一句什么话呢？她说现在网上有这样的话：'毛病不改，积恶成习'，听说传到美国去了，美国把它公开了。”（笑）

“你知道吧？我有一本书，叫做《李锐口述往事》，最后一章就是写我接触过的高层人物。从毛泽东开始，最后一直到习近平……我那个时候也不晓得他的文化程度那么低。你们知道吧，他小学程度……当然那个时候我也没有什么看不起他，因为他是仲勋的儿子。仲勋你们知道咯，那是了不起的，我和仲勋又是好朋友……现在（摇头），他很难讲，现在到底会怎么样。”

叶兵问：“您对他有没有什么忠告？”

父亲摇摇头，又摇摇头：“做不到，我也做不到嘞……这个人现在他能接受？不可能，不可能。”

“中国这个国家啊，没有办法。它是一个什么文化传统呢……中国这个国家本来五四已经解决了缺乏什么，就是人权同科学。五四运动已经解决了，结果又来了一个马克思，马克思是一个空想的社会主义，所以到中国来就很容易被接受。”

“毛泽东这个人讨厌知识分子，他的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原文我看过，他怎么讲呢？……第一留学生，第二大学教授，第三大官，统统是反革命；第二，中学教员、中等官僚，半反革命；小学教员……”

不知什么时候进来的医生走到床边，俯下身：“李老，咱们不说了，休息了。”

父亲还想继续：“胡适之是第一反革命，那个时候……”

医生的态度变得十分坚决：“咱们休息、休息吧。该吃饭了（鼻饲）了。”

父亲无可奈何地停住了。向众人抱歉地摆摆手，告别。

2018年4月14日

下午一点一刻老头儿醒来，将我唤到身边，说：“你把你这次回来每天来的人，来的人都说了些什么记下来。还有你在外边跟人开会（老头子把聚会说成了开会），大家说的话都记下来。”

我说：“嗯，明白你的意思，我会的。”

父亲又说：“没想到胡启立也对我这样关心。我这个人还是喜欢被人吹捧的。”随即闭上眼睡过去了。

2018年4月19日

早八点四十去医院。满起在车里递给我两夹子资料，说是老头子要他复印给我的。我打开看了，是一些网上批评习近平的文章，收下了。我知道是他的那些能够翻墙的朋友从网上给他弄到的，但是他不至于以为我在美国看不到吧。

进病房，父亲在睡觉。大约中午十分完全清醒了，问我：“满起拿资料给你了吗？”

我说：“满起复印了，给我了，你放心。”

父亲说：“我要回家，我还有好多资料给你。”

我还是不知道父亲到底还想给我些什么，但我怕他着急、伤心，就安慰他说：“没关系，我还会回来的，下次我回来，你出院了，再给我。”

老头子问：“你什么时候还回来啊？”

我说：“就回来，就回来。”

快五点时，离开病房，站在病房门口默默地看着躺在床上昏睡的父亲：爸爸，请原谅我不能守在您的床边。我自己去年七月查出患有血癌，每月需验血调整化疗药物计量。我会挺住，把您的历史资料整理、注释完，您也要挺住，我们下次再见。

2018年5月-10月

5月21日我群发出“约字”短函，6月10日截稿，共收到101人，12.5万字的“送字”。 6月11日制版，12日成书《敬寄李锐》。 6月14日带入大陆的第一本却没有送到李锐手里，但7月21日，一位来美旅游回国的朋友成功地将第二本自印《敬寄李锐》亲自送到他手中。小余告诉我，老头子拿着书说：“了不起！真厉害！”

9月24日中秋节，朋友的两个妹妹带着8月在香港正式出版的《敬寄李锐》样书到医院探望父亲，小妹妹随后发来电邮：“老头子看起来身体状况还不错，每天上呼吸机也就最多两次，早和晚，平时就是鼻子吸氧，只是脑子反应有点慢，可能跟听力相关。书拿到后不撒手，一页页地翻看。”而她的姐姐在电话里告诉我的却是：“老头子已经很糊涂了，听不明白我们说的是什么。就是反复地说：'怎么办啊？这个党！'”

2018年10月26日

10月24日我们离开旧金山，25日到京。 10月26日一早去医院，被拦在西门，不让探视。小余下来接我们也无济于事。从探视室内间出来一人，对外间拒绝给我们办探视手续的女士说：“没来得及告诉你，保卫处杨伟（音）有交代，有个从美国回来的女儿可以允许探视。”但是外间的女士坚持：“让进也得下午三点后探视时间进，815A家属有嘱咐。”我说：“我也是家属，不是外人。你将心比心，你若从国外回来探视父亲，怎么能够只允许你探视时间看望，而不能像护工一样全天呆在病房照顾？”悌忠上前帮着问：“哪位家属？有什么交代，怎么说的？”那位女士有些恼怒了：“我不说了，我已经说多了。”

无可奈何，悌忠只好离去。我自己绕到医院的门诊区，曲里拐弯，设法进了高干住院楼。我在外间换衣服，听到小余在里间病房对老头子说：“你看看，谁来了？”

进到病房，看到父亲睁着眼睛躺在床上，冲我艰难地笑了笑：“你什么时候回来的？”顺畅而清晰。

我说：“昨天下午……”他的眼睛已经合上了。

小余说，老头情况与她9月底回老家前已经大不相同了，下了一个大坎儿。护工说一直发烧，不能下床活动。

2018年10月29日

早九点，坐满起车到医院。小余说老头儿昨晚发烧到39°C。但人很安静，没有烦躁的表现。我走到床边轻轻呼唤：“爸爸。”唤了几次，有了反应，轻轻地哭泣，但是没有睁眼。

董医生来，解释十月份以后为什么不再给我电邮告知病情，说是高干楼进行了保密教育，首长的病情属于机密信息，昨天刚刚考完两张保密试卷。我问：“那以后如果父亲病危，医院也不通知我吗？”董医生说：“不通知您。阿姨（小余）跟您有联系，她会告诉您的。”

我无语……

2018年10月31日

10点30分，医院召集家属和单位开会，通报李锐病情。院方有于主任，董、李两位医生，组织部来了四人。李医生主讲，说李老目前出现了DIC（弥漫性血管内凝血），判断是静脉埋管感染造成，情况凶险。医院当会尽力，但是如此高龄，没有把握。

2018年11月1日

晚上在国宏宾馆正跟几位朋友一起吃饭，突接小余电话：“小妹姐，老头子不好，你快点来！”我和悌忠急忙打的赶到医院，一路小跑成功地从门诊部绕进高干住院楼，值班的恰恰是呼吸科主治医生，告知我们病情：突然缺氧，已经上了无创呼吸机。再次向我们确认不进行创伤性抢救。一个小时后，满起开车带老太太和胜利到了，张阿姨留在病房过夜。

2018年11月4日

进入病房如昨。吸雾、吸痰后，老头子清醒了，竟然含混地说出了一句我能听懂的话：“你在哪里吃饭？”小余开顽笑说：“女儿来了，你就不理我了。”老头子向她撇撇眼，甩了一下手，很有力气的样子。我们都高兴：老头子还不糊涂，还有劲儿！

2018年11月10日

父亲今天情况不好。医生值班查房，说汪东兴（“文革”时期重要政治人物）最后都是一天到晚讲阶级斗争，那可能是他一辈子印象最深的事儿。用下巴点了点老头子：“这个老头子不错，说的是普通人的话。”又叹息说：“脑子可千万别坏了，那就太可惜了。”

父亲只醒过来一次，认出我，像小孩儿一样笑了。

2018年11月14日

一早，满起来国宏接我和悌忠，张阿姨已经坐在车里。我们一起到了医院。老头子一直在睡。张阿姨将她买好的寿衣、鞋袜、帽子一一拿给我看。我应着，说：“老头子平时最喜欢的衣服就好。”

李医生来查房，知道我要走了，说：“老头子这次从凶险的边缘拉回来了，但是上下波动很不稳定，随时都会有变化，是否能熬过这个冬天，我们真是说不好。”

十一点多，老头子醒了，认出悌忠，拼尽全力、清清楚楚地说出：“我要讲话……”然后拼命地张嘴、使劲地张，合上再张，但是除了喘气，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了。我俯下身轻轻地抚摸着他的额头：“不说了、不说了。我们都知道……”父亲疲倦地闭上了眼睛。

我们在隔门处向老头儿摆手告别，老头子伸出双手抖着，小余说：“他让老太太跟你们握手。”

我们赶紧走回去，张阿姨跟我们握手，老头子看着点点头，闭上了眼睛。

结束语

回到美国后，国内的一位朋友在电子邮件中向我发问：“你知道李老这样维持一天的费用吗？”

我回复她：“我不觉得我爸每天花多少钱是个问题，问题在于这种花费是建立在级别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人人平等的个人意愿之上的。”

父亲当年加入共产党，是以为这个党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躺在病床上已经什么也做不了的他，只能哀叹：“怎么办啊？这个党！”

但是去年在医院与父亲相处的最后那些日子里，他带给我最多的是他的笑——变得犹如孩童般快乐和纯真的笑。

父亲在回忆三峡论证过程的文章中说：“几十年来尤其直到上马之势已定后，我要说的话都已经反复说过，说够了，区区寸心，天人共鉴。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历史责任，或者聊以自慰：'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苍天有眼，在李锐一百零一岁的那天，给了他最后一搏的机会——美国之音的记者走进了他的病房，让他留下了绝唱：“毛病不改，积恶成习……”

李南央，机械工程师，1990年离开中国，在美国多个科研机构任职。 2014年退休后，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任客座研究员。着有《我有这样一个母亲》、《我的父亲李锐》、《异国他乡的故事》等书。

李锐之女起诉中国海关没收其父回忆录

张彦

2015年4月27日

北京——李南央两年前从香港乘飞机回到这里时，中国的很多历史学家和思想家对她带的一些东西充满期待：几十本她父亲的回忆录。在回忆录中，98岁的中共退休官员李锐以内部人士的身份，不加掩饰地描述了自己身居领导职位时的经历。

但当李南央在机场通关时，海关没收了那些书籍。越来越多的归国中国旅客拥有类似经历。

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审查广为人知，但其咄咄逼人地拦截将被携带入境的出版物的行为受到的关注却相对较少。希望改变这一点的李南央在北京提起了诉讼，质疑机场没收行为的合法性。她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拿回那些书，但她正在寻求的东西或许更重要：对一种审查行为的官方解释。

“李锐是共产党的元老，”李南央在接受采访时说。 “如果他都没有言论自由，谁还有？”

在一个互联网用户规模居世界之最的国家里，李南央的官司可能感觉像是属于另一个时代。但对希望避开审查的中国作家和读者来说，正是因为中国的网络过滤器相当精密，书籍和其他老式的印刷出版物才仍是一个重要的渠道。这也是中共面临的一个问题，因为它在努力限制与其被粉饰过的历史版本相矛盾的信息。

数十年来，这些书籍悄悄从香港流入中国大陆。在1997年以前，香港一直是英国的殖民地，那里的民众依然享有更大的自由。但中国的作家和出版商称，广泛的审查在近些年急剧加强，导致把禁书带到大陆的风险大大增加。

“我感到无助，我没办法改变政策，”北京大学的教授印红标说。和中国的许多学者一样，他在香港出版自己的作品，包括一些颇受推崇的历史著作，介绍毛泽东发动的那场毁灭性的文化大革命。但他在把自己的书带回家时却遇到了问题。

印红标表示，过去三年里他的书多次被海关官员没收，导致他难以与其他学者分享自己的作品。 “很难避开，”他说。

更严格的边境管控——即“南山计划”，指的是一个在大陆南端监视香港的观察站——包括更多地利用X射线扫描旅客行李，尤其是针对从香港乘飞机或火车抵达内地的华人。当局还通知了导游，要求他们对想要在香港书店购买政治类杂志和中国领导人传记的游客加以提醒。

不过，监管的重点则是带大量图书回内地的游客。书籍在X射线图像中非常容易被发现。

这些严格措施的出台要追溯到2012年让习近平掌权的中共会议前夕。那年1月颁布的规定称，所有来自香港的旅行者必须接受更严格的行李检查。

“香港已成为政治性有害出版活动的主要策源地，”一份传播范围广泛的政府通知称。上面还说，这些内容很多都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版的，它们“歪曲中国革命史、党的历史、新中国历史和改革开放，贬损党和国家领导人”。

香港的出版机构称，这些新规定的影响并没有立刻显现，不过现在已经可以看出来了。一些人说，由于内地游客都听说不能再带回一些有政治异议内容的书籍或杂志，销售大幅下降。

“销售受到的影响十分明显，”新世纪出版社的负责人鲍朴说。该机构出版了许多有关中国历史的一些敏感时期的图书。 “香港出版业受到的管控被大大收紧。”

中国的海关部门拥有很大的权力，可以没收各种物品，从色情出版物到“扰乱社会秩序”或“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作品，不一而足。然而，在没收一种出版物时，官员们很少说明它到底违反了哪条规定。这种模糊性让游客不愿再带任何会引起哪怕只是一丁点麻烦的图书或出版物进入中国大陆。

李南央的起诉决定正在迫使海关官员具体指出，父亲的回忆录中哪些内容引起了他们的反感。这让这些官员的处境颇为尴尬，一个原因是，她的父亲仍然是一位颇有名望的中共党员。

尽管几次遭到领导层的清洗——由于质疑导致了上世纪50年代末大饥荒的政策，他曾在农村劳动约20年时间——李锐在毛泽东去世后被平反，并在帮助其他党员恢复权力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些人中有的仍然颇有势力。不过，李锐经常呼吁在党内加强民主，并且支持了一本探究中共历史不那么光彩一面的杂志。

他的《李锐口述往事》于2013年在香港出版，这部467页的回忆录就是这种信念的延续。李锐坦率地描述了毛泽东推出的灾难性政策，以及反对者试图在1959年一个会议上阻止他的始末，其中包含了正史中被抹去的种种细节。对于在工作中遇到的官员，李锐也分享了自己对他们看法，包括大多数中国最高领导人。

李南央说，近十年前，中共要求父亲不得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另外他以自己年事已高为由，拒绝参与她提起的诉讼。但在2月份，他参加了一个纪念赵紫阳逝世10周年的会议。赵紫阳是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之前被解职的改革派党总书记。据两名不愿具名的在场者说，李锐谈到自己的书遭到扣押，以及中共未能建立宪政的失败。

65岁的李南央目前住在旧金山地区，之前曾在能源部的国家实验室工作，她称该诉讼是自己的个人决定，意在突显这种失败。

“我希望人们少像服从者那么思考，多像公民那么思考，”她说。 “我希望人们能够承担责任，改变中国，而不是等待上层来改革体制。”

“我不指望能赢，”她补充道，“但我想提醒大家注意海关的做法。”

李南央证实自己尽管在国外生活了近25年，但仍然是中国公民，之后北京一家法院在去年9月接受了她的诉状。根据中国法律规定，聆讯应该三个月内进行。但法院屡次推迟这个案子，最近一次是在本月。

“他们可以继续推迟这个案子，”她的律师夏楠说，“即使这不符合法律的精神。”

已被列入黑名单的政治哲学学者刘军宁认为，李南央从政府那里获得回答的可能性不大。

“如果当局想让她赢，她就能赢，”他说。 “但是，如果她胜诉了，这就会被看成是一种对其他人的鼓励。”

张彦(Ian Johnson)是《纽约时报》记者。

Li Pei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李锐葬礼上的哀悼与争议

储百亮

2019年2月21日

北京——李锐在世时曾是令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头疼了几十年的人物。他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后来成为顽固、尖锐的共产党批评者。争议并没有因为他死去而停止，就连他的葬礼也是如此。

周三，数百人聚集在北京向李锐告别，他于四天前去世，享年101岁。他的葬礼揭示了政府与哀悼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政府希望快速地办一个中共式的葬礼，而哀悼者则将李锐作为一名叛逆者来颂扬——即使是在濒临死亡的时候，他仍在抨击中共领导人、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制政策。

李锐的女儿李南央没有参加在北京西边的八宝山公墓举行的葬礼。八宝山是火化和安葬中国政治精英的地方。李南央说，父亲不想要一个用千篇一律的悼词，或者有“红色”象征的死板、正式的葬礼，这种做法给人的印象是他仍然对党忠诚。

“他的意愿肯定是要人们记住他是李锐，而不是享受正部级待遇的共产党干部，”现居加州的李南央葬礼前在电话中说。

李南央表示，在与自己的谈话中，父亲反对死后躺在一个盖着党旗的棺材里，也反对任何称赞他是一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悼词和讣告。

“关于党旗，我爸爸的意愿很清楚，因为他根本否定这个共产党，”她说。 “那个党旗就代表了它占领了人民的心。”

但最终，李锐的葬礼还是按照党的规矩办的。

从他的灵柩前走过的悼念者说，灵柩上盖着中国共产党红色的党旗。 （外国记者未被允许进入悼念大厅。）

认识李锐的前官员吴伟说，据他的遗孀和其他家人说法，他没有在遗嘱中反对按照中共的方式举行葬礼。所以，吴伟说，他们不会按照李南央所说的父亲的愿望去做。

“我现在想说的是，李锐这位百岁老人已经走了，就让他平静地走吧，”他的遗孀张玉珍在印发给参加哀悼者的信中说。

即便如此，葬礼也成为了那些支持其建设一个更民主中国愿望的人们的聚集点。

李锐是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前高级官员，但后来背叛了这个党，他的这种双重生活反映在数百名前来哀悼者的身上，他们当中有上了年纪的老干部，或步履蹒跚，或坐在轮椅上；也有老革命的子女，这些人的头发已经斑白；还有著名的史学家、异见人士，以及普通市民，他们是通过李锐写的批评毛泽东的书知道他的。

一些人举着手写的标语对李锐表示敬意，或通过简短的讲话称赞他是一位思想自由的人，不向毛泽东屈服——敢于反对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大跃进——并敦促毛泽东的继任者把中国带到更自由的方向上去。警察和官员们严密监视着参加葬礼的人，并试图阻止外国记者在整个上午与前来哀悼的人交谈。

“他是一个敢为人民说话的人，”70多岁的退休工人盛连奇（音）说，虽然自己从未见过李锐，但钦佩李锐的文章。

盛先生举着一块手写的牌子，上面有“李锐名垂千古。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头脑是清醒的”等字样。

20世纪50年代末，李锐进入了毛泽东的核心圈子，成了毛泽东的秘书之一，直到两人的关系变坏。李锐被开除职务，遭受了数十年的监禁和迫害。

但是，与许多遭到清洗的官员一样，他在毛泽东去世、疯狂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重返工作岗位。许多官员钦佩李锐是一名改革者，他试图为党增添年轻的血液，还试图纠正毛泽东时代的不公。

即使中国领导人开始厌恶李锐无休止的批评，但他们还是在周三慎重地表示了敬意。从李锐灵柩前走过的几位人士说，他们看到了习近平送的花圈，以及中国总理李克强和其他已退休或仍在职的高级领导人送的花圈。

但自从李锐上周六去世以来，中共基本上避免做任何表示，并压制了有关他的讨论。官方媒体对他的去世一直保持沉默，没有发布通常伴随一位知名官员去世而发布的讣告和悼词。

中国互联网上有关李锐生前死后的许多评论都已被审查者删除。而且，不同寻常的是，无论是在葬礼前还是葬礼上，中共都没有发布关于其“生平”的官方讣告。

中共领导人有理由保持谨慎。就在去年他101岁生日时，李锐仍在对中共和习近平进行尖锐的批评。

李锐的朋友、被免除了职务的前官员鲍彤说，开始的时候，李锐曾希望习近平会是一位相对温和的领导人，但习近平实行的坚定政策令他失望。

“他的思想是越来越清楚，”鲍彤在电话里说。 “一开始他觉得问题是在党的路线上出问题了，但后来他觉得国家整个方向上出问题了，不是一个党的问题，是一个国家的问题。”

如今，中共限制对毛泽东的批评。但李锐似乎决心要有最后的发言权。他的女儿李南央说，李锐把自己的许多资料——包括他在为党工作的几十年里写的笔记和信件，以及他记了80多年的日记——都捐给了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那里的学者们最终将能研究这些资料。

“他说了我们必须把毛泽东的问题搞清楚，不搞清楚贻害无穷，”李南央说。 “现在果然就是这样。”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

Albee Zhang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Cindy H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