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志】3.4 疫情来时，我们流离失所

之前的几篇文章都与境外生面对的差别待遇制度有关，而接下来的文章将会描述境外生在疫情这个特殊时期遭遇的差别对待政策。我们中的许多人被不合理地拒之门外，无法入境，被迫与自己熟悉的生活、亲人、朋友、课业所切割，形同流离失所。 2020年的经验让许多境外生感到心痛，感到对台湾社会的疏远，但同时这场经历也让许多境外生在争取返台入境的过程中团结在了一起。

对于境外生来说，台湾并非只是一个求学、上课的地方，因为长期的生活与人际联系，台湾早已变成许多人的生活重心所在，甚至可以说是「家」或第二个故乡。疫情来临之前，尽管有着制度上的差别对待，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境外生们（尤其是说中文的境外生）像所有本地学生一样在校上课、做研究、打工、与朋友相聚，出没于台湾的大街小巷，并没有什么障碍。我们熟悉这里的生活，我们也认同此处的美好与缺憾，所以愿意继续在此求学。

然而，2020年新冠疫情的发生打乱了这一切。境外生中许多人遗憾地、有时是愤怒地发现，政府并没有将境外生视作社会的一员，以为透过线上教学即可满足境外生的需求。陆生、港澳生分别从1月底、2月初开始被禁止入境，此后未持有居留证的境外生也被禁止入境。无法回到熟悉的生活，疫情本身带来的恐惧，再加上政策中对境外生身分的否定和无视，让我们中许多人都感到煎熬与痛苦。

一、安心就学不安心

2月3日，因应陆生暂缓来台，教育部启动了「安心就学」措施，此后也适用于港澳学生和其他无法来台的境外生。教育部宣称这样的措施能够保障境外生的受教权。然而，我们查阅相关政策文件后却发现，所谓的「安心就学」提供的支持非常有限，教育部的付出接近于零。

大部分「安心就学」措施是对于学生修业规定的放宽，例如修课学分取消下限、报到注册可以远程办理、放宽休学退学规定等。这些措施将学生上课效果下降、无法来台当作既成事实，只是配合边境关闭的政策合法化了现况。唯一与学生受教相关的措施只有远距授课此一项，而且规定非常模糊：「学校于确保学生学习品质之前提下，请以弹性措施，如同步或非同步之远距教学协助学生修读课程。」教育部没有承诺提供人力、经费补助远距教学，也没有要求学校必须为境外生提供配套的远距教学，措辞中所用的「请」也体现这只是建议性质的条款。各大学实际执行远距教学情况如何，无人可以监督。

结果，教育部没有提供远距教学的配套措施，各学校执行情况就变得乱七八糟，有的学生甚至形容为「安心就学全靠教师个人为学生用爱发电」。有资源、有人力的顶尖国立大学，可以自己购买远距教学平台，提供教学助理为境外生们进行课堂记录。而对于缺乏资源，平常教学助理人力就捉襟见肘的大学，已经因为校园防疫要增聘人手、添置设备了，哪里还有办法为境外生提供有品质的远距教学呢？

于是，能否上课全看老师态度。如果老师不愿意，即使是重要的必修课也只能默默错过，严重的情况甚至导致学生延期毕业。老师发了善心，愿意让学生远距教学，还得看系所和学校提供的支持是否到位。同步的远距授课需要良好的网路品质、合适的连线平台，此外，相关拍摄、支撑装置都需要用心准备。没有相应的支持，远距教学往往就只能依靠同学的善意，其结果往往不能如意。小多曾投稿陆生返台推动小组，分享自己的远距授课经验：「用同学的手机连视讯上课，这是什么概念，透过手机镜头能看清什么PPT上只有最上面的大字看得清楚，其他都是糊的，网路也卡顿，我上课提问插话都没人听得到。除了老师用麦克风以外，坐得远的同学讲话或分组讨论根本听不到⋯⋯」

更麻烦的是，有时为了提供境外生远距授课，老师的授课进度会因调适设备等原因而被拖慢。这影响了班上所有学生的受教品质，也容易让境外生成为众矢之的。或者，有的课程干脆不提供同步远距授课，只有课堂PPT和录音或录影供境外生学习，这就将境外生排除出所有课程的讨论。对于不少强调小组讨论、小组报告的课程来说，无异于灾难。

疫情中，大部分国家都实行远距授课来避免群聚感染的风险。然而这些国家与台湾的差别在于，它们是所有老师与学生都进行远距授课，老师和学校都会调整授课模式、确保连线品质来让学生尽可能获得与实体授课一致的内容以及互动讨论。台湾则不是这样，绝大多数课程与学生都维持实体上课模式，只有占比极少数的境外生被迫用远距授课参与课程。于是，境外生免不了被特殊化对待，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持，无法与其他上课同学同步，连遇到问题大多时都不敢提出。

即使是幸运地在一所资源充足也负责任的大学就读、获得了老师和同学善意的帮助，也不代表境外生可以透过远距教学安心上课。因为除了讲座类型的课程外，不少系所都有实作、实验以及实习课程。这些课程是无法用网路连线来补救的。一位本打算108学年度第2学期在林口长庚实习的同学就曾对境外生权益小组说：「因为临床实习无法网路授课，四个月无法入境让我的大学生涯完全停滞，我接下来的升学计画也被打乱。」除了课程之外，实验室的任务、读书会、社团等其他更多样的学习方式也被迫中断。

教育部对外宣称的「安心就学」方案实质上只是卸责方案，教育部将维持境外生受教的任务交给各大学，各大学再交给系所，系所又交给老师。层层关系中缺乏资源支持，只有无强制性的建议。境外生的受教权于是在此被牺牲了。

二、被切断的生活

除了与学习相关的问题外，境外生在作为学生之前，首先还是一个完整的生活在台湾社会中的人。与本地学生，与这个社会中其他所有人一样，我们也需要劳动、交友、恋爱、买菜、通勤、娱乐、放空等等的生活其他部分活动。此外，人与生活的环境的互动构成地方，熟悉的地方感也是我们生活的依靠，有时我们称之为「家」。被切断于日常的生活、被排拒于熟悉的地方之外，境外生的这层痛苦往往不便直接公开表达，毕竟，这是通常被认为是「私领域」的话题，而且每个人的经验又是那么「特殊」，似乎难以被共感。所以，境外生权益小组曾举办真人图书馆活动以及协助一人一故事剧场活动，邀请有被切断经验的同学分享自己的经验。

TT是一位来自北京，在台湾长期就学的博士生，她以「中断」、「坐牢」等词语来描述自己的经验：

每天醒来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看不到我的家、我喜欢的床单、窗外台北那个天气。我台湾的家窗外有一条高架桥，但在北京，每天醒来现在都看不到了。然后我的机车、我喜欢的餐厅、咖啡馆、我喜欢散步的河堤，都从生活中消失了。我有时候我在北京醒来就下午了，或者就看到夕阳了，就只是看到北京灰蒙蒙的样子。这个感觉就好像有一只从天上掉下来的手，像夹娃娃机的夹子那样把我抓起来，丢到北京，但那里已经没有我熟悉的东西了。这有点像是坐牢的感觉：有一个强制的手，把你丢到一个空的、什么都没有的、不能离开的地方，原本熟悉的东西都不在了。这是一种中断的感觉。

这种中断的感觉是因为我对台北很熟悉，另一方面也是对北京的不熟悉。我快十年没有在北京生活了，北京很多东西也改变了。过去的朋友都上班了，很忙，或者出国了。新建的好多地铁线和路我都没见过，家人现在住的房子也不是我以前住的地方，所以基本上我就没有熟悉的东西了。

陆生返台推动小组则发起了一封名为〈声援陆生：台湾还有人情味〉的连署信，除了受教、就学的权益外，还提到了：

我们不仅是陆生，更是台湾人的学生、同学、朋友、伴侣，是课堂上那个喜欢提问的学生，是实验室里爆肝到深夜的同学，是分组报告时不算雷的队友，是某个豆花摊的常客，是中秋节被邀请烤肉时会感动的那一个……我们怀着期待来到台湾，选择在台湾度过宝贵的求学时光，如今却被一直拒绝在外。身为学生，我们不想放弃在校园接受教育的权利，更希望不要这样被切断我们和台湾的连接！

事实上，生活的连带，被切割中断的感觉也并非是境外生特殊的经验，而是跨境移动者（不论是国境、市境或其他实体及抽象的边境）普遍需要面对、处理的。它牵涉经验、情感、知识以及身体。从南部上来台北念书，离开熟悉的家进入大学校园，为了生计外出打工，远渡重洋追求更好的生活⋯⋯我们相信移动的经验普遍存在于每个人身上，境外生所遭遇的不合理的切断也可以被台湾民众所同理。但事与愿违，不少这样的分享在社群媒体上被攻击，被咒骂为情感勒索、卖弄消费。针对陆生的攻击尤其严重，因为不少人将肺炎疫情的源头指向中国政府，认为中国人皆应为此负责。或者说，疫情让仇中排外的国族主义情绪被合法地得以宣泄。关于这些攻击、谩骂的讨论，你可以往后翻到小志中〈两种「被黑者」的对话：创伤、谩骂与社会分析〉进行阅读。

三、平行交错的返台抗争

为了继续学习，为了能够入学，为了维持在台湾的生活，为了亲人爱人与朋友，境外生们从疫情稳定的5月底就为返台入境开始了抗争。这是一场平行交错的抗争，交错是因为我们共同的目标都是让境外生能早日回台，平行则是指不同身分的境外生（主要是陆生、港生、印尼学生）组建了自己的团体或发展各自的行动来试图达成诉求，相互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连结。无法回台的境外生们多利用网路或透过记者、在本地的台湾办事处表达诉求，境外生权益小组因为部分成员身在台湾，所以实际到教育部发起抗议，并尝试针对检疫费用、政治凌驾学权等问题提出较基进的诉求。

下表为境外生们所发起的主要抗争行动：

返台抗争的论述，主要是基于境外生经验的受影响陈述以及对于入境管制的科学质疑。受影响陈述包括上文所说的远距授课问题、生活被切断的痛苦、对于入境管制的质疑则主要是利用公开数据、媒体报导中的资料探讨境外生来源地疫情状况与台湾的防疫量能（尤其是居家检疫）。

境外生权益小组6月5日于教育部门前抗议时就提出，若校内检疫宿舍可配合7月暑假开放，境外生分五批入境，每校每批平均仅需安置36人，结合台湾各大专院校宿舍容量，每所学校皆能达成要求，在9月开学前让境外生全数入境。香港侨生返台关注小组与陆生返台推动组则在进行连署的同时兼做问卷调查，以数据呈现境外生返台意愿、所受的影响以及配合政府检疫的决心。例如，香港侨生返台关注小组特别强调「高达99%（295位）的香港侨生能够保证绝对遵守台湾的防疫守则」，「55.4%（165位）的同学认为维持14日居家／集中检疫、30.4%（90位）的同学愿意提升至21日的居家／集中检疫，14.2%（42位）的同学愿意提升至28日的居家／集中检疫」，为了返台甚至不惜提高隔离天数，读来让人心酸。

而印尼学生的连署，发起者和参与者几乎全部都是新生，因为持有居留证的在学生可以正常入境台湾。虽然少了两岸政治的风波，但他们的处境也有苦处，因为印尼在东亚整体疫情趋缓的暑假期间仍然维持着每日一千人以上的新增病例数，属于高风险国家。而且，新生相比于在学生，所受的学习、生活影响相对难以呈现，他们尚未进入台湾生活，但在求学、报考的过程中也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只是这部分难以被看见。所以，印尼学生的连署策略性地讲述印尼作为面积广大的群岛国的特殊性，新增病例主要集中在爪哇岛，其他区域疫情稳定，希望教育部逐地区开放印尼新生入境。

学生之外，不少教授及大学团体也发声支持境外生回台。中研院副研究员、交大社文所副教授王智明老师曾以「教育平权，全数回台」为题在教育部门前发言：

所谓「教育平权」是一个简单明白的概念，学生既然缴了学费，成为我们的学生，学校就得要提供相应的教育，让他学习与成长。这既是他作为学生的基本权利，也是学生与学校之间的契约关系。今天，学校收了学费，就有责任在能力范围内，提供最好的教育。任何使得教学无法遂行的状况，学校以及主管机关教育部，都有责任和义务予以排除⋯⋯我们今天之所以站在这里，不是为了别的，就是因为政治力的介入影响了境外生，尤其是陆生的受教权。如果在电视机和网路面前的朋友们曾经支持过「婚姻平权」和「多元家庭」，那么「教育平权，全数返台」的诉求，也值得你们支持。 「教育平权」与人权相关，亦是民主的表现。自称民主自由的台湾民众，若是不能为这些因政治因素而受伤和受害的朋友们站出来，不是枉费了我们对民主的期许，放弃了人权立国的价值。

王智明老师强调的是境外生返台受教的权利基础，以及政治力强行将学生依国籍身分区别对待的荒谬性。政大传播学院院长郭力昕也曾到场声援，举出身边有博士陆生寒假去越南做田野调查却因国籍关系不能返台的案例，批评防疫政策只看国籍不看科学。

政治力最夸张的呈现是在8月5日，当天下午教育部发函所有大专院校，准许所有在学境外生均可返台，其中包括陆生。各大学也依照此公文通知全部在学境外生返台日期，购买机票，进行返台许可的申请。然而，当不少陆生购买了机票准备入境材料时，教育部次长刘孟奇却在晚间6点受访到一半时改口称此次开放不包括陆生，因为「跟两岸相关的一些考量」。公然以两岸政治因素排拒陆生入境，这是疫情以来的首次。教育部的政策「发夹弯」迅速引起舆论批判，境外生权益小组于8月7日前往教育部抗议。国立大学校院协会、私立大学及私立科技大学校院协进会也发布声明，谴责教育部和陆委会的做法损害陆生受教权，有失公平。然而，面对教育界的抗议，教育部、陆委会及疫情指挥中心的回应却是互踢皮球，甚至出现政府部门间互批失当、推卸责任的荒唐景象。最终，迟至8月24日在学陆生才和其他境外生新生一起被准许入境，影响人数超过五千人。

四、可以入境了，然后呢？

每一次开放境外生入境都令人激动、开心，但政策上的开放并不是终点，也是许多问题的开始。我们发现，境外生入境过程中面对两大问题：第一是检疫宿舍量不足，学生被迫入住价格昂贵的防疫旅馆；第二是境外生入境需要透过学校申请教育部的许可，行政手续繁杂，不少学生因学校和教育部的行政作业问题而无法及时入境。

防疫旅馆高昂的价格成为不少境外生来台的经济障碍。根据香港侨生返台关注小组在6月初所做的调查，若于校外进行隔离检疫，65%的学生都希望每日费用控制在一千五百台币以下，只有约15%学生可以接受两千台币以上每晚的房价。然而，现实状况却是防疫旅馆趁着境外生返台大肆涨价。根据境外生权益小组在8月初所做调查，每晚房费普遍高于两千台币，十五天检疫花费高达3至4.5万元，几乎相当于境外生一学期学杂费。参与调查的境外生中九成认为防疫旅馆费用过于昂贵。 9月，随着更多境外生入境，防疫旅馆价格在此基础上更加上涨，部分学校的学生完成检疫过程需要花费五万元以上。

居家检疫，本是政府防疫政策的一环，也是入境程序的一部分。境外生有义务配合此政策来降低整体社会中疫病传播的风险，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境外生和其他入境者在此过程中也牺牲了个人的自由、牺牲了在此期间学习、工作的机会。因此，十五天的居家检疫是基于社会公共利益对个人的要求，不应该被视为一种消费行为，也不应该将居家检疫提供的公共责任推向商品市场。此外，居家检疫中也存在明显的差别对待，非中港澳学生，只要拥有台湾籍或居留证就可以在自己的住处进行检疫，而大部分此批入境的境外生不论自己是否有住处都被要求在昂贵的防疫旅馆隔离。

教育部在此过程中应负主要责任。它本应尽可能协调公共资源供境外生完成检疫。但却故意在6月中第一批境外生开放时，命令各校境外生必须于防疫旅馆进行检疫。到7月初，教育部才慢吞吞地发文给各大学说可以准备检疫宿舍申请，但各大学要准备足够的材料，向卫生局申请检疫宿舍核准，过程非常繁琐，不是想办就能立刻办的。教育部不提供协助，还拖延各大学申请的时间。结果，这两个月回台的境外生几乎都无法入住检疫宿舍，都要将钱塞进检疫旅馆的口袋里。 8月底，看到境外生返台人数不如预期，教育部在抗议之下才协调了集中检疫所相对平价的床位（一晚一千五百元）来满足学生需求。

防疫旅馆的经济门槛之外，部分境外生还因学校与教育部的行政作业问题而无法入境或被延迟。光是境外生权益小组就收到过政治大学、文化大学等境外生入境受阻的案例。

港生W同学是国立政治大学的新生。 7月底，学校说他们大概可以在8月17至19日这个时段中选择回台。于是，W同学买了一张17号的机票。但是因为申请入台证和入境批文进度过慢，8月17日他无法登机，只能花钱更改机票至26日。没想到校方在向教育部呈报资料的过程中又延误了，导致教育部以时间不足为由，单方驳回所有26日到台的批文申请。学校和教育部互相指责对方不按要求办事，无人愿意负责，受损的只有境外生。 W同学默默地一次又一次被延误回台，光是更改机票就花费3,400台币，学习被延误的损失更难以计算。

中国文化大学的情况则更严重。因为多次申报资料出错，整间学校的境外生返台申请都于8月底被教育部暂停，时间长达一周。不少学生都是在订好了机票和防疫旅馆后才被告知无法申请入境。教育部说暂停申请是为了惩罚学校，但实际上却都是境外生在默默承担损失。

返台路漫漫，一波何止三折。如今，大部分境外生都成功入境回台，也有一些同学心灰意冷而放弃返台继续学习。回望整个境外生返台（运动）的过程，我们看到，政府没有在疫情这种特殊时期选择与境外生一起共渡难关，而是采取了切割、封锁的策略来将我们作为外人排斥于门外，确保「台湾人」的健康与安全。

我们感受到不安，认识到差别，「平等地生活在台湾社会」的想像如泡泡一样被戳破。政府的推卸责任、民间社会的恶意被赤裸裸地摆在面前。从此以后，我们无法再像从前一样安心当个学生而已。恐慌、畏惧、失望、厌恶，种种情绪萦绕心头。

然而，仅止于此吗？

不。我们不安，但并未颓废。我们失望，但并未绝望。我们意识到，自己是非公民，自己是这个社会中随时有可能被剔除、切割的部分，我们所要对抗的是公民／非公民的界分与排除，我们不求政府的承认，但求民间社会可以突破国籍身分、性别、族群的疆界可以在面临危机与压迫时团结于一起。

风雨中，境外生、所有非公民、所有人民，团结起来吧。

撰文境外生权益小组 阿草

本文为境外生权益小组的小志第三辑「同样是学生，待遇大不同：境外生制度差异回顾」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