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海：“老屋子”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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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5-24 來源：光明日報

在晚清政治生活中，有一個頗有點意味深長的歷史現象，那就是：幾乎所有不同政治派別的代表人物，都曾經把備受侵凌欺壓、面臨亡國滅種險境的風雨飄搖的中國比作一棟千瘡百孔、即將傾塌的“千歲老屋”。但對於這棟老房子，不同政治派別的人們表示了不同的態度，反映了他們對中國前途命運的思考和應對方略。

最早作這樣比喻的大概要算是道光皇帝。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夏，在接見即將赴四川臬司任的張集馨時，勉勵張要認真整頓吏治，說：“汝此去，諸事整頓，我亦說不了許多。譬如人家一所大房子，年深月久，不是東邊倒塌，即是西邊剝落，住房人隨時粘補修理，自然一律整齊，若任聽破壞，必至要動大工。此語雖小，可以喻大，即曲突徙薪之論也，汝當思之。”（《道咸宦海見聞錄》，第89頁）道光帝講這段話時，鴉片戰爭才過去幾年，民族危機和清王朝的統治危機已經日益顯露。他關於國家像一所“年深月久”的“大房子”的比喻，反映了他思想上有了可貴的危機意識，但他只是要求“隨時粘補修理”，卻提不出任何根本解決的辦法。

洋務派的領軍人物，曾經一度手握清王朝政治、經濟、軍事、外交重權的李鴻章，在晚年總結自己的政治生涯時，也使用過類似的比喻：“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淨室，雖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裡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風小雨，打成幾個窟窿，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吳永口述：《庚子西狩叢談》，第107頁）李鴻章是在甲午戰爭之後講這段話的。由於他對甲午戰爭的失敗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所以受到社會輿論的強烈譴責。這段話的主旨在於強調客觀，訴說苦衷，為自己開脫。所以在這段話之前，他還特別強調說：“乃無端發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業，掃地無餘，如歐陽公所言'半生名節，被後生描畫殆盡'，環境所迫，無可如何。”（同上）他所說的“環境所迫”的“環境”，就是指清王朝已經像“一間破屋”，他這個“裱糊匠”只能“勉強塗飾”，“支吾對付”，卻不料日本侵略者竟來“爽手扯破”，結果“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了。因此，他這個“裱糊匠”是不能“負其責”的。

我們且不論李鴻章的這種辯解是否有道理，他的這段自白，對我們正確了解洋務運動的性質和作用，卻是大有幫助的。有人把洋務運動看作是中國現代化的發展方向，認為如果按洋務運動的道路一直走下去，“中國早就現代化了”。這個看法顯然是難以成立的。維新派領袖梁啟超曾經充分肯定洋務運動在學習西方、引進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科學文化和生產技術方面的“蓽路開山”的歷史貢獻，但同時也嚴肅地指出，洋務運動是“根本不淨，百事皆非”。所謂“根本不淨”，是指這個運動以維護封建專制主義為根本目的，一切舉措以不觸動封建統治秩序為最高準則。但這個時候，封建統治已十分窳敗，極端腐朽，早已成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絆腳石。因此，洋務運動儘管“經劃屢年”，最終只能“一無所成”。維新派毫不含糊地指出，洋務運動是一場並未能使國家民族臻於獨立富強的失敗了的歷史活動。維新派對洋務運動的評判，在李鴻章自己的講話中得到了印證。李鴻章等人辦工廠、築鐵路、建海軍等等，無非是“勉強塗飾，虛有其表”，對“破屋子”“東補西貼”地裱糊一番。當然，修葺裱糊總比什麼都不做要好；但要靠這種辦法使“破屋子”脫胎換骨，煥然一新，顯然是緣木求魚。看來，不論是旁觀的梁啟超還是當事的李鴻章，對洋務運動的評價比今天的有些研究者似乎還要客觀和實事求是一些。

梁啟超寫文章“筆端常帶感情”，是一位充滿激情、善於鼓動的宣傳家。他也有一段關於“老屋子”的議論，至今讀來仍然讓人砰然心動。他在《變法通議》中寫道：“今有巨廈，更歷千歲，瓦墁毀壞，榱棟崩折，非不枵然大也，風雨猝集，則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猶然酣嬉鼾臥，漠然無所聞見；或則睹其危險，惟知痛哭，束手待斃，不思拯救。又其上者，補苴罅漏，彌縫蟻穴，苟安時日，以覬有功。此三人者，用心不同，漂搖一至，同歸死亡。善居室者，去其廢壞，廓清而更張之，鳩工庀材，以新厥構。圖始雖艱，及其成也，輪焉奐焉，高枕無憂也。惟國亦然。由前之說無不亡，由後之說無不強。”（《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關於“老屋子”的比喻，從道光帝那裡，我們看到了憂慮和忐忑；從李鴻章那裡，我們看到了敷衍和無奈；從梁啟超那裡，我們則看到了激憤和奮進。梁啟超批評的第三種人，實際上指的就是洋務派，在他看來，儘管洋務派在三種人裡屬於“又其上者”，但由於他們只是“補苴罅漏”，“苟安時日”，所以“漂搖一至”，仍然難免“同歸死亡”的命運。梁啟超認為，對於這棟“老屋子”，應該“去其廢壞，廓清而更張之”，也就是要實行大刀闊斧的政治改革。

幾乎與此同時，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在《檀香山興中會章程》和《香港興中會章程》中，也將中國比喻為一座即將倒塌的大廈，並大聲疾呼地號召志士仁人“亟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當時孫中山沒有對此展開論述。但在稍後的革命派的報刊上，還是利用“老屋子”的比喻進行了革命的鼓吹和宣傳。如汪東以寄生的筆名發表的《論支那立憲必先以革命》一文，就這樣寫道：“且亦知中國之削弱，所以至於此者，其故何也？則以陳陳相因，積弊不掃，而曾無一度之廓清也。日本戶水寬人嘗評吾國曰：清人之治國，如居室然，不於其未雨而綢繆之，及其敝壞已達極點，又不毀屋而重構，而維彌補漏，??以處，疾風驟雨之來，則漂矣。噫嘻！他人言之固如此其親切而有味也哉！夫今日之中國，其敝壞固已達於極點，而毀屋而重構，輪換一新，未嘗無及焉，則革命之謂也；彌縫補漏，??以處，立憲之謂也。今世各國其號稱立憲而未盡泯乎專制之性質者有之，自今以往，世界之程度愈高，則其政體之於民必愈便，百年千載，終不盡易立憲為共和不止。”（《民報》第二期）

批評洋務派“補苴罅漏”、“苟安時日”的梁啟超，轉身之間又被革命派批評為“彌縫補漏，跼蹐以處”，批評別人和被別人批評的詞句幾乎是一樣的，但內容卻有著很大的不同。革命派批評立憲派只是“補苴罅漏”，是因為革命派深信，對清王朝這棟“老屋子”，僅僅實行一點“去其廢壞”的改革是不行的，必須“毀屋而重構”，也就是徹底推翻封建君主專制主義的統治，才能為新世界的到來開闢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