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衛平：後極權主義及其反抗

●全面恐怖的極權主義之所以能夠大行其道，它所針對的是切斷了與他人聯繫的原子化的個人，“恐怖只有對那些互相隔離的人才能實施絕對統治。”這種“孤獨”帶來一系列的後果：不能與他人分享自己的感受和經驗，從而喪失判斷事物的基本常識，將反常視為正常；不能感到和他人呼吸在同一個天地之中，於是造成對於他人莫名其妙的仇恨，感到這個世界正在聯合起來反對自己，同時也把自己放到反對一切人的位置上。

按薩托利在《民主新論》中的說法，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這個詞1925年才出現，並且是法西斯主義的發明。 “totalitarianism”其詞根“total”，即“總體的”、“全面的”意思，墨索里尼曾用“總體國家”（totalitarian state）來表達他的藍圖。 1941年弗羅姆出版《逃避自由》，於其中分析了現代自由所伴隨的孤獨，如何驅使人們站到一面極度權威的旗幟之下，從而滋生出極權主義怪物。卡爾·波普爾於1943年寫成並隨後出版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解剖了極權主義作為一種世界觀的根源和脈絡：從“本質主義”（“整體論”）——“歷史主義”——“烏托邦社會工程”，完成了一個類似柏拉圖的理念及其展開封閉循環，剪除了人類真實生活的所有偶然性及其未知的開放性質。 1944年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揭示了所謂“國家干預”、“計劃經濟”所存在的巨大危險——經濟活動中的壟斷控制，會導致所有領域的控制包括私人生活；喪失經濟活動中的自主性，是一個社會進入全面奴役的起點。

戰爭結束之前這些人們的著述，主要涉及人們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尤其是對於某種理想主義或唯理主義的模式進行清算，而不是針對暴力極權主義現象，實際上並沒有將極權主義和任何一種實際存在的政權形式聯繫起來，甚至沒有將法西斯主義看作極權主義。波普爾和哈耶克鋒芒所向，是社會組織過分的人為設計，是過分信任所謂人類理性能力，他們本人都比較推崇在長期人類實踐中形成的自發秩序。 1948年奧威爾的《一九八四》描述了一個極權主義國家，如何通過種種技術比如修辭術、認罪術，實現對於全部日常生活中人們思想行為的嚴密控制。儘管這部小說後來更多地被認為是預言或者影射了蘇式共產主義國家所發生的事情，但至少在當時人們並不具有這樣的聯想。

漢娜·阿倫特1951年出版的《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被公認為是極權主義研究的開山之作，主要是研究納粹主義的成因。 1958年的修訂版，增加了《意識形態與恐怖》一章，在認定“極權主義政權”時，將斯大林主義的國家也算在內，由此奠定了極權主義研究與批判的具體對象，也開始有了“右的”極權主義和“左的”極權主義之分。有關極權主義的起源，阿倫特的分析最具特色之點在於：全面恐怖的極權主義之所以能夠大行其道，它所針對的是切斷了與他人聯繫的原子化的個人，“恐怖只有對那些互相隔離的人才能實施絕對統治。”這種“孤獨”帶來一系列的後果：不能與他人分享自己的感受和經驗，從而喪失判斷事物的基本常識，將反常視為正常；不能感到和他人呼吸在同一個天地之中，於是造成對於他人莫名其妙的仇恨，感到這個世界正在聯合起來反對自己，同時也把自己放到反對一切人的位置上。在感到自身無根、缺少意義的焦慮時，一方面，喪失了對於自己的信心，失去對於自身行動的任何信心和力量；另一方面，由於某種虛無所造成的真空，十分容易被他人乘虛而入，灌輸進“假大空”的意義，以某種反常的、不可思議的舉動來證明自己。一個惡性循環就是這樣形成了：極權政權想盡一切辦法造成這種孤獨和虛無；而孤獨和虛無又在滋生極權因素和強化極權政府。在阿倫特的表述中，包含了極權政權和這種政權之下的人們互相之間不可分割的看法。

1953年一次會議之後，由弗里德利克編輯會議錄《極權主義》一書，1954年出版。其中對於“極權主義”這個概念是適用於包括古代在內的所有時代，還是僅僅留給我們這個時代；是不同國家－社會中共有的某種特徵，還是一種特殊類型的、有自己一組特徵的政治制度，抑或僅僅是一種極權主義精神，做了辨析。弗里德利克本人認為極權主義是一種制度，它有這樣六個特徵：1、一個官方的意識形態；2、一個受寡頭控制的群眾政黨；3、政府壟斷軍隊；4、政府壟斷大眾傳播工具；5、一個恐怖主義的警察系統；6、集中管理的經濟。

1956年，弗里德利克和布熱津斯基出版《極權主義獨裁和獨裁》一書。如果說阿倫特那本開山之作的主要對像是納粹主義，那麼，這兩位作者其主要特色在於成功地論述了斯大林的極權主義。由於納粹主義已成為過去，而斯大林主義仍然在這個世界上活著，所以，關於極權主義的批判的重點便轉移至斯大林主義政權。五十年代是極權主義研究的鼎盛時期，當然主要在西方。它的研究成果並不反映在蘇聯共產主義陣營國家之內。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如果說出“極權主義”這個詞，就表明與蘇式共產主義制度的決裂，是取得了一個制度之外的某種起點。

區別極權主義和權威主義（authoritarianism，又譯“獨裁主義”），是不可缺少的。當然，它們之間也有一些重疊，比如說，一個由警察力量和軍隊來保障的政府；意識形態控制（或者神權統治），以及殘酷、拷打、殺戮等。就殘酷性而言，一個權威制度的獨裁者可能比極權主義暴君更為過分。因此問題並不在於比較它們之間誰好誰壞，而是它們各自的性質。 “極權主義”正如其字面意義（total）所表明的，它是一種全面的、無所不在的控制，它所掌控的範圍、領域是權威主義不可想像的。首先是將人們經濟活動的權力牢牢掌握在一個中心之內。就這一點而言，甚至納粹主義都沒有做到。納粹德國和意大利都不存在中央調控的經濟制度。許多完成民主轉型或有待完成的地區或國家，比如皮諾切克的智利，老百姓做生意還是自由自便的。

其次是對於民間社會的空前壓制。尤其是蘇聯共產主義極權制度，斷然取消了所有自發的民間團體：行業聯盟、宗教組織、研究學會、工人和農民協會、青年或婦女聯合會，首當其衝的當然是民間黨派。如果這些組織存在的話，肯定是在接受一個核心領導的前提下，名存實亡而已，並且實際上為核心服務而不是為各種民眾服務。甚至一個年輕人的閱讀討論小組，就可能招致殺身之禍，這種將人們置於分而治之的黑暗當中的極端做法，恐怕是任何一個專制獨裁政府乃至外族入侵者所不可比擬的。取消各種自發的社會聯結，切斷所有人們之間的自發聯繫，最終導致一個沙漠化的、枯萎的、從底部被抽空，從而十分容易失去平衡的社會。

第三是對於私人生活的極度控制。從一個人的衣食住行，吃什麼樣的飯、穿什麼樣的衣服、與什麼人來往、是否撕壞了一張畫像或者想要出國；到他的思想、日記、與朋友之間的通訊、戀愛婚姻家庭生活等等，無一不在嚴密的監視、監控之中。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依筆者拙見，最好把“極權主義”這個詞限制在蘇式極權主義制度這個範圍之內。目前中文翻譯的“極權主義”，也有一個好處，就是在字面上帶出了“極端”這個含義，它在權力的控制方面是非常極端的。但是這並不是說極權主義是程度上最壞的，薩達姆政權也是惡劣透頂、殘暴之至，但是在思想和意識形態的控制及其手段方面，比如群眾性告密和互相揭發（稱之為“群眾專政”），和蘇式極權主義還是有區別的。在當今世界上還有極為殘酷的種族戰爭和恐怖主義，但是不能說它們是“極權主義的”。

進入60年代之後，包括蘇聯在內的極權制度都起了比較大的變化，極權主義理論也隨之作出相應的調整。據徐賁先生介紹，卡索夫（Allen Kassof ）於1964年提出了“無恐怖的極權”。林茲（Juan Linz）在70年代中期提出了“後極權主義”的說法，他建議用“極權主義”專指希特勒的德國和斯大林的蘇聯，以示區別日後蘇聯的“後極權主義”。華爾澤（Michael Walzer）在80年代則提出“失敗的極權”一說，他指出，“極權主義是寄生在敗死了的革命之上的”。李慎之先生曾經引用蘇聯作家阿爾馬克里的話來說，是革命的“總發條已經鬆了”的時期。在下面討論“後極權主義”之前，需要說明的是，這個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修正性的和描述性的概念，指明一種延續之後的演變，並不是十分嚴格和統一。比如捷克的哈維爾十分經常地運用“後極權主義”的概念，而波蘭的米奇尼克卻沒有用“後”這個綴詞，他仍然沿用的是“極權主義”、“極權制度”這樣的表達，雖然他也非常清楚地指向比較晚近的蘇式極權制度。可以說，米奇尼克的用法更為接近李慎之先生對於哈維爾“後極權主義”提法的辯駁，李先生的意思是，用“後期極權制度”（late-totalitarian system）比“後極權制度”（post-totalitariansystem）更為妥當。因為雖然在後期，極權主義的基本“道統”仍然沒有改變。同樣值得指出的是，即使在鬆動的六十年代及其之後，在東歐爭取民主的陣營裡，用不用這個“極權主義”這個概念也是一個分水嶺。比如意欲賦予社會主義以人性面貌的“修正主義者”，基本上不用這個詞，他們仍然在體制的框架之內，寄希望於體製本身的改革和製度的領袖。而七十年代起來走向反對前台的人們，才重新啟用這個詞，表明他們在製度之外的不同起點。在這一點上，運用“後極權主義”這個概念的李慎之先生走得比他的同代人遠得多。

哈維爾描述捷克蘇式極權主義之後的社會（“後極權”社會），關鍵詞有“恐懼”、“謊言”、“消費品”。他指出支撐著社會穩定外表的，是人們普遍的恐懼心理。從前排除異己的殘酷做法已經轉化為對於每一個人生存的壓力，人們擔心現有的東西因為不服從而隨時被拿走——生計、地位、前程以及受教育的權利等。在這種壓力的背景之下，謊言盛行。為了向上級部門有所交代，人們隨時隨地準備撒謊，不僅不臉紅甚至還會理直氣壯：“我想要聯合全世界無產者有什麼過錯？”意識形態已經完全墮落為不同的人謀取自身利益的藉口，但不是沒有意義：維持著一個極權社會的外表而不去捅破它。大多數人厭惡和當權者的爭論而把興趣轉移到私人生活方面，表現出對於消費品空前高漲的熱情，人們忙於建立自己的安樂窩，知道如何不給自己和他人添加麻煩，而在這看似擴大了的私人空間背後，是能量並非完全恰當的輸出：人們是被一隻看不見的手牽引到消費品面前，而從別的領域比如政治領域中被趕走。他們擁有的僅僅是選擇什麼牌子電冰箱和電視機的自由。在哈維爾的表述中，繼承了阿倫特關於極權制度和這個制度下的人們互相依存的觀點。即所謂“合謀”或“共謀”。

但是與此相伴隨，還有可以稱之為“後極權社會中反抗策略”的許多東西。匈牙利作家康諾德1982年寫過一本書叫做《反政治》，其中包含了許多被後來的人們追踪的議題。哈維爾經常用的概念有“反政治的政治”和“無權者的權力”、“公民的首創精神”等。既然極權的權力是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它全面撲滅來自生活的任何自發性和自主性，是對於廣大豐富的生活領域的全面攻擊和扼殺，那麼，從生活的任何一個面向、起點、領域開始，都可能造成對於極權制度的抵制和反抗。這就造成了與傳統的反抗議題之間重大區別。 “反政治的政治”不去追逐政治權力，不制定一種綱領反對另外一種綱領，不試圖以政治手段解決問題。相反，“反政治”提倡在日常生活的領域中隨時隨地展開工作。哈維爾反復指出的一個領域是“良心”的領域，在靠謊言維持的製度中，每一個人所擁有的說真話的良心，擁有一個不僅是道德的，也是政治的維度，即有可能成為一個反抗的起點。諸如此類的起點和發端就和生活本身一樣豐富多彩，所謂“公民的首創精神”，即任何人可以從任何地方開始，這就是所謂“無權者的權力”。實際上，後極權批判在東歐知識分子那裡，遠遠不是政治學者的工作，而是包括廣大的作家、電影導演、詩人在內的豐富複雜的表述，不同的藝術家擁有自己不同的與極權制度及其意識形態對話的方式和側重之點。比如捷克小說家的米蘭·昆德拉、伊万·克里瑪、博·赫拉巴爾、約瑟夫·斯可沃倫斯基（68年之後流亡加拿大，代表作有《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詩人赫魯伯等、文學評論家瓦蘇里克；波蘭有電影導演瓦依達、基斯洛夫斯基、詩人巴蘭察克、赫伯特、辛姆波斯卡，以及那位流亡多年仍然心系波蘭、最終死在故鄉的切·米沃什。

這一套後極權批判的表述，最為可貴的地方在於把反抗與價值及生活的重建聯繫在一起，而不是先來一套“推翻”，然後再進行“建設”，而是將兩個過程並作同一個過程，更加具有後座力。反抗之後的社會－政治制度包括價值理念如何建設？實際上包含在反抗的理念、方法當中，而不是事後再來設計和彌補。以暴力推翻的方式，所產生的只能是新的暴力；以奪取權力為目標，所導致的是對於權力的極度崇拜和死死抓住權力不放。而將政治返回到非政治的起源中去，返回生活領域，有可能提供一個更為妥當的政治基礎。這是因為說到底，是先有了人類蓬勃開展的生活世界，才有了政治這種人類活動的形式；先有了人類生活這個深廣的基礎及其需要，才產生了政治活動的要求和機制。人們在什麼樣的情況下生活，他們就在什麼情況下開展他們的政治活動；人類生活擁有什麼樣的性質，與此相適應，他們的政治生活就擁有什麼樣的性質。說到底，政治的活動不應該凌駕於人類生活之上，更不應該與人類生活為敵，而是符合人類生活的性質、條件和要求。這套並非來自書本、學院式的表述，其現實意義非常明顯、直接：它針對極權主義的全面控制所造成生活的窒息，包括人心中的虛無、道德力量的萎縮，想要從恢復生活、恢復個人的道德感、尊嚴感開始（起點當然不是終點），展開一場全面（total）抵制極權主義的鬥爭。

如果說，捷克的哈維爾更多地運用道德的維度，提倡個人生活在真實中和將道德的尺度放回到政治活動中去，那麼波蘭民主運動的核心人物亞當·米奇尼克（最早的獨立組織KOR的創始人、團結工會的顧問）則把重心放到了社會的自我建設方面，“獨立的社會運動”是米奇尼克和他的朋友們致力奔赴的。 1988年被問及當時的波蘭擁有一個強有力的獨立教會、農業方面是私有製並且還有大量的文化自由，為什麼還要把波蘭稱之為“極權主義”的？米奇尼克回答道：國家仍然想要集中化，想要施行極權主義的權力，但是它已經不可能做到這一點。但無論如何，它強調極權主義的一個基本規則：“領導作用”。米奇尼克認為當時的波蘭可以稱之為“暗啞的極權主義的共產主義”而不是“有著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是“一個分崩離析的極權主義制度”，“由一個極權主義國家伴隨著一個不能以極權主義方式來控制的社會所合成”，而且“極權主義的教條並沒有改變。”這就十分接近李慎之先生所說的“在道統和法統上並沒有改變”的看法。

完全可以說，對於蘇式極權主義來說，尤其是這種制度的後期，“社會的自我組織”是它最為擔心、最為防範的。在這之前，全能的權力已經不得不放鬆對於經濟活動和私人領域的嚴密控制，否則它自己也無法延續，計劃經濟的弊端已經把國家拖入滅頂之災，對私人生活的壓抑既阻礙經濟，同時製造了國家和個人之間無端和無窮的對立，影響了統治的基礎。而任何統治都需要有統治的“基礎”，否則“統治”只是一句空話。儘管是十分不情願也是十分不徹底地——經濟活動和私人生活的自主性仍然隨時隨地面臨干預的危險，在許多時刻面臨許多困境和尷尬，但是這兩個領域人們活動方式的性質，基本上限制在個人之內，是個人行為而非團體的，就整個社會而言，仍然保持著“分而治之”的格局。阿倫特的分析在這裡仍然有效：極權恐怖的訴諸對像是隔絕的、原子化的個人。對一個發動群眾造反起家、並且聲稱自己是“代表”人民的政權來說，看得見的人民群眾的社會力量和要求，是它必然十分顧忌的。這不僅使它落入自相矛盾之中，而且它從自身的經驗中，深知這種力量的危險。

必須考慮到“社會”和“政治”之間的距離。 “社會的自我組織”並不等於要求組織社會，更不等於奪取權力。即使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也不難得出社會矛盾層出不窮、無處不在的看法。雇主和被雇傭者之間、徵用土地者和在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們之間、房屋拆遷者和住戶之間、房屋管理者和住家之間、買家和賣家之間、法院和打官司的人之間、退休人員和前雇主之間、開發商和環境受害者之間、醫院和病人之間、校方和學生之間等等，沒有辦法列出人們互相之間可能發生矛盾的那些領域，不同的被雇傭者和同一個雇主之間的矛盾也不盡相同。除非社會不開放，不開放也有不開放的矛盾。所有這些矛盾，不可能全部由政府部門出面解決，很可能，與政府的矛盾也是主要的社會矛盾之一。那麼，誰來保護勞動者自己？誰替那些較少掌握資源的人們說話？替那些不能及時得到勞動報酬的人們說話？凡事要等到領導來操心，必定是矛盾積累很深。於是，社會的自我組織，即人民的自我保護必然會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1976年波蘭的庫隆、里普斯基和米奇尼克做成的KOR即“保衛工人委員會”，便是這樣一個保護勞動者利益的聯盟，他們的主要工作和興趣完全不是奪取權力，而是在經濟、法律、醫療等方面，給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人們給予幫助。但是，對於全能的權力來說，任何一個民間自發的組織，人和人之間的互相聯合和團結，都被潛在或公開地視為對於政府的一種挑戰，是富有敵意的，是要通過各種嚴格的審查，確保沒有危險比如一個足球協會，才能夠成立。同樣是一個貧困家庭急需的200塊錢，由政府部分來發放，可以；但是由一個工人自發的工會來發放，卻不行。波蘭KOR的成員不斷遇到騷擾、跟踪和逮捕。但是，矛盾的存在，必定打開了通向解決矛盾道路的空間和前景。

如果說，社會的自我組織的確給當局帶來了某種壓力，那麼，這樣的壓力正好有助於產生一個公民社會。一個全權的權力可以專斷任意地從一切方面給社會施加壓力，制定僅僅對它有利的規則，它認為必要的話，可以運用暴力手段，因而它是一種壓倒性的力量，而社會卻沒有一點還手和討價還價的能力。而獨立的社會組織，旨在反對任何單方面施加壓力，不管這壓力是來自政府、還是來自任何享有權力或者資源的部門和人們。簡單地說，組織起來的社會是一個對手，是談判桌上的另一端，是可以看得見對方的眼睛和鼻子，於是就有了談判協商、討價還價和斤斤計較的空間，有了在談判中建立雙方認可的遊戲規則的可能性，有了在對方的壓力之下不得不遵守遊戲規則的局面。所謂“公民社會”並非理想社會，也並非知識分子頭腦中構想出來的美妙圖景，米奇尼克說他們獨立的社會運動給歐洲民主文化帶來的新鮮之點在於，他們是“為了一個不完美的社會而奮鬥”。 “不完美”是指矛盾依舊存在，不同利益、興趣人們之間對抗、衝突不可避免，與極權社會的根本區別在於不是運用強制性手段來解決問題，而是在討論協商基礎上，通過制定遊戲規則來裁決。在遊戲規則面前，在民主的機構和程序面前，持不同意見爭論的各方都平等的，“每個人享有和雅魯澤爾斯基一樣的權利，受到法律的保護”。按照這個邏輯，即使在民主轉型完成之後，對於前極權社會中的掌權者，也要給予平等的地位。米奇尼克的表達是“生活在我們共同的家園。”

這套與所謂後極權社會相適應的表述，已經從根本上清除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中，有關“黑暗”與“光明”、“進步”與“反動”、“正義”和“不義”等二元對立的摩尼教式的表達，對極權主義制度和思維做了剔骨還肉式的徹底處理。

文章來源：愛思想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