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李香兰】 女文青的波澜人生

这部片子的资源在我的硬盘里躺了很多年，却一直没看，因为我不懂日文。

对于李香兰这位传奇色彩的女子，或者说对于中日旷日持久战争时代的电影我抱有强烈的探索心。因为，在那个时代，初创的电影工作者们怀着饱满的激情登上舞台，因为战争而流散，战后天各一方。直到今日，对我们的华语电影格局仍然有着深远的影响。在这其中，长春的满映和上海的中华是两个非常特殊的存在，因为它们是日本占领区配合日本殖民宣传的电影机器。在我们的电影史教科书上，对于这两家电影公司态度都是尽量避而远之。何苦呢？像个鸵鸟一样。对于已然发生的历史，何不放下仇恨和歧视，从影像中去重新审视当年这段离奇而迷幻的历史呢，毕竟，它们也是中国电影的一部分，不会因为个人意志而转移。

李香兰，就是这么一位能够串联起这段奇妙电影史的关键人物，关于她的生平就不再赘述了。这部剧以她在中国的半生奇缘为蓝本，分为了满洲和上海两部分。先聊聊满洲篇部分，满映当年是除了关东军之外，日本在东北的实权派，这要拜甘粕正彦所赐。在甘粕的操持下，满映从一介殖民地三流制片厂发展成可以与日本本土大公司有话语权的制片厂。甘粕是一个很难以琢磨的人物，一方面，他以强硬的态度君临满洲；另一方面，他又大力提携中方工作者，例如片中有周晓波携李香兰去往黄河拍摄影片的篇幅。可见，甘粕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既想把这个满洲建设成为一个新的国家，又逃脱不了日本的掌控，因为启用中方的工作人员本身就是一件充满矛盾且备受争议的做法。李香兰后来对于自己早期出演满映的国策电影充满了悔恨，但无论李香兰、甘粕和更多的中方工作者，都是被日本的满洲国幻想所裹挟，甚至都不理解当时自身的所作所为吧。所以，当李香兰去跟甘粕谈离开的事情时，甘粕才会毫不犹豫地一把火烧了李香兰地合同，因为他知道自己孤注一掷的满洲国从一开始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幻灭。但是，除了宣扬殖民文化之外，我们也在战后接收了满映的遗产。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桥》就是出自满映培养的中方人员之手，这时已经改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了。虽然片中的周晓波战后入狱了，但是有很多满映出来的中方人员参与到新中国的电影拍摄当中。这其中的功过是非，又岂是一句话能说明白的。再看看如今长影厂的没落，最能嘲讽人类的其实就是时间。

对于李香兰在中国后期于上海的电影活动，有着不亚于满映的特殊性。上海，是中国第一代电影人聚集与澎湃的梦幻都市。可是，因为日本的船坚炮利，这些电影人流落四方，左派的电影人一路向西去到了延安，跟随共产党一路革命；精明的电影商人南下来到了香港，战后的邵氏兄弟盛极一时；还有追随国民党的人最后落到了台湾，现在李安仍然是最好的华语片导演。难以想像如果当年没有战争，我们的电影今天会是那般模样？可惜，当时日本占领上海之后，还留在那里的电影人就像被困在孤岛的幸存者，因此才会有“孤岛电影”的说法。日本效仿满映，在上海成立了中华，继续推行所谓的国策电影。究竟是不幸？还是万幸？掌管中华的分别是川喜多长政和张善坤。前者，同李香兰的家境一样，至少都是同情中国的日本人之一。至于张善坤，背靠黄金荣，在上海滩混得风生水起。本剧中重点提到了李香兰出演的《万世流芳》这部影片，凭借着借古讽今的故事，成为战争结束前最卖座的所谓中国电影。对于这部影片的成就，不同政治态度的人群会给出截然不同的评判。只是，我想从从业者的角度去看待，比如张善坤，战后舆论说他是汉奸。可是，事情都是两面性的，上海沦陷了，很多人都跑了，但是还有更多跑不了的人留在上海。除了拍电影没有别的谋生手段，不服从日本人是死路一条，不拍电影也是死路一条，难道这些人就不是人了吗？张善坤站了出来，明知道会被当做汉奸，还是带领着留在上海的电影人加入了中华，保护了这些电影人。可是，张善坤没有一味地迎合日本人，而是在权限内尽可能地去创作鼓舞民众的电影，也才有了后来的《万世流芳》。战争是疯狂的，战后的清算更是癫狂的，即便做出过一定贡献，张善坤还因为汉奸的嫌疑，远走香港，跟他一起的，还有马徐维邦、卜万苍和费穆这些，这些为中国电影初创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即便像费穆的《小城之春》被誉为最好的中国电影，他们的晚年境遇也很悲凉。像马徐维邦因为不适应信号灯被车撞死，费穆因为四人帮的诬陷被活活气死，相比之下，李香兰的结局要完满太多了。

由此，其实也衍生出一个话题，那就是当年中日电影之间的恩爱情仇。除了满映和中华，当时小津安二郎和山中贞雄被征召入伍，山中很快就死在了激烈的初期战场，小津虽然活着回到祖国，但战争的阴影始终无法退却。在剧中，李香兰在去往开封的列车偶遇的小说家和后来离开她的东宝保镖，都成为了战争的牺牲品。在当时中日电影有限的交流之中，其实是有一定友谊存在的，例如李香兰跟随剧组在黄河岸边等待战斗结束的那场夜戏，周晓波提到了岩崎昶这个人物，他是当年日本电影界的左派评论家，很早就看到了中日电影之间的文化依存性以及战争的荒谬性，只是这些声音都被军人的狂吠淹没了。战后，他的弟子佐藤忠南也是左派的电影人士，孜孜不倦地谱写着中日电影合作的篇章，他专门撰写了《炮声中的中国电影》这本书，是我读过的对于那段特殊历史时期中国电影最详细、最认真、最动容的一本书，战争早已过去了，像李香兰和佐藤忠南这些为了修补中日之殇的人物更不应该被忘记。

当李香兰最终得已踏上回国的船只时，船上的广播却播放出《夜来香》这首歌。这首歌当时被批判为靡靡之音，多年后随着港台音乐的流行再次进入到公众视野。而这首歌的创作者，是当时赫赫有名的“黎家八骏”之一的黎锦光，还有他的大哥黎锦晖，为当时的中国影视流行文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其实，剧中对于黎家有一个隐藏的彩蛋，那就是李香兰在北京求学时，有一段她和友人坐在故宫内畅聊的戏，背景是一群小孩在唱讽刺朱元璋的凤阳花鼓，殊不知黎家八兄弟就是从凤阳走出来的。多年之后，家族中最小的黎锦旸在美国定居，出版了一本《花鼓歌》的英文小说，这部小说被好莱坞改编成电影，风靡一时。就在这部有日本明星出演的电影花鼓歌上映十几年之后，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们开成为改革开放最早的试水者，时代总是以奇妙的方式在轮回。

说到这里，似乎没有太着墨于李香兰本人。是的，我觉得李香兰更像是解读历史的符号，由这个名字可以串联很多史实。其实这部洋洋洒洒四个小时的剧也是如此，通过李香兰的明眸观察着动荡的中国社会，阅读着那些风起云涌的各色人等。正如，李香兰跟甘粕对话的那场戏，李香兰说到这个名字本身已然成为一种枷锁。其实，不只是李香兰，所有人都承受着时代的枷锁，想着自己笃定的前方前行。最后，有些人累了，有些人离开了，坚持到最后的也是伤痕累累，战争之下没有真正的赢家。所以，这即是李香兰的故事，也不是李香兰的故事，是时代的史诗和悲剧，从古希腊时代一路走来，最好看的永远是悲剧性的命运。

所以，当终于有了字幕的时候，一口气看完，四个小时完全不煎熬，比现在的很多作品都更好看，衷心感谢那些翻译这部作品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