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弗洛伊德到反送中看警察爲何容易濫用職權｜警暴心理學

Hello大家好，我是玛力。这是一个致力于提升你思辨能力和手撕五毛的小频道，每一期我们将结合一个政治经济案例，帮你分析下它背后的原因和不同的思考维度。

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的陪审团4月20日针对非裔男子弗洛伊德遭谋杀案做出裁决，判定白人警察肖万谋杀的三项罪名，即二级与三级谋杀罪和二级过失杀人罪都成立。这意味着肖万将面临最高40年的监禁。美国总统拜登也向佛洛依德的家属表示祝贺。这也被认为是美国自疫情爆发以来全国民意最政治正确的一次集体胜利。

同样在几天前，我听了一次在线上民间组织的香港「反送中」的亲历者的口述，其中很多人也谈到了在抗争过程中和警察对峙的故事，以及自己的遭遇。作为一个非亲历者，之前我们只能从各种媒体的眼中了解这件事的发展，至于当事者怎么说，可能并没有太多的机会看到和听到。这里我们先放下评价，看几组数据。

从香港警方在去年12月公布的数据来看，从2019年6月9日至2020年11月30日，在反修例示威活动中，一共拘捕了10,171人，检控了2,389人。其中，826人已完成司法程序，并有679人( 82%) 须承担法律后果。但目前似乎并没有可以查证到这次事件中，因为执法问题而被捕的警察的数据。

根据香港监警会在2020年5月发表的专题审视报告第15章，有多达72.6%香港市民不满意警方处理示威活动期间的整体表现，有69.5%的人认为警队使用过分武力，另有13.2%和12.6%市民分别不满警队滥用权力。

报告中对警员的调查方面，结果显示仅55%的警务人员认同「不论对方的行为如何，都应该给予每一个人同等程度的尊重」，有43%警员表示经常感到愤怒，28%经常感到紧张或绷紧。

从以上数据中，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目前香港民众对于警察的态度，以及相当部分警员对示威者的敌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个警民比例全球第五的高度法治化社会，香港警察的形象从「亚洲最精良的部队」慢慢的沦为老百姓口中「黑警」。

我们不妨回顾近几十年东亚大陆的民主化进程，从1980开始的光州事件，到1989年六四，再到2014年太阳花运动，雨伞运动，2019年的反送中，2021年缅甸军事政变，这一幕幕的冲突和悲剧不断的在上演。不管结局如何，有一个相同点就是代表国家机器的警察或者军警都扮演了不光彩的强权和镇压的角色，而并不是站在人民的一边。在中国人的理解中，警察制服的都是暴民，他们的职责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秩序，就算警察过度使用武力，也是暴民不知好歹。而且国家也立法规定不能侮辱和诋毁他们的形象，即你说警察不好，你便成了暴民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在中国人心目中和宣传的价值观中，警察、军人都是除暴安良的正面形象，无庸置疑。

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中国犯罪心理学第一人，中国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在研究警察暴力现象指出，警察心理问题和职业背景是导致警察可能产生暴力的根本原因。类似的观点在国际上也有警察问题的专家指出，总结来说：

首先，由于各国警察行业门槛不一致，从业人员的性格特征也会体现在执法中，如果遇上过分敏感，脾气暴躁，自控力弱，占有欲强这些人自然容易产生暴力。从警超过22年美国犯罪学教授的阿尔布雷希特（James F. Albrecht）在他的《警察的残暴，不当行为和腐败》一书中指出，他认为暴力警员可能天生就有某种生理缺憾，令他们能毫无愧疚感地对他人身体施行惩罚，另外也可能在成长过程中接触暴力或受到身体虐待，从而「学习」到对他人身体施暴是可接受的。有暴力倾向的人一旦成为警察，就可能把这种「潜能」释放出来，对市民人身安全构成重大威胁。比如中国的城管和基层警察在劝说违法无效后，往往态度非常不好，很容易造成警民冲突。

第二，除开原生的性格特征，警察也容易有职业心理疾病，即其工作性质决定他们所受到的刺激非常广泛。他们既有社会普通人常遇到的刺激，比如婚姻、家庭、经济、职场矛盾等问题，又有由职业本身所带来的社会刺激，如面临生死，战友受伤、牺牲，大量地接触社会阴暗面，甚至违法者的贿赂、引诱和威胁等等。这些刺激很容易使警察产生心理压力和心理疾病。有些心理疾病会使其产生对己的暴力行为，比如自杀，而更多的则导致其出现对外的极端反应或攻击行为。比如明明知道某人有犯罪嫌疑，但就是抓不到证据，由此积累的情绪往往会在一个相似的嫌疑人身上宣泄出。又或者因个人生活工作无规律，造成家庭矛盾和冲突，由此产生的不良情绪也会迁移到任意一个刺激他的人身上。在心理学上这被称为「挫折侵略假说」（Frustration–Aggression Hypothesis），即人如果遭受挫折时，将会攻击无辜的人 。如果在抗争场面，警察把内心的挫折与压力迁怒在抗议的群众之上，攻击就是最好的宣泄方式。

第三，职业习惯的特殊性，警察是一种被社会赋予特殊权力的角色。人进入某一职业（即社会角色）后都会经历一个过程：学习掌握这一角色所要求的行为方式，并按其行事；按角色的要求去思考，逐渐将自我与职业角色一致起来。其中往往无意识地形成某些角色的特定行为和思考习惯。除此之外，当人最初以某种行为方式解决问题有效时，就会更加倾向这种行为，并经过反复实施逐渐形成“行为的动力定型”。这时，这种行为也会成为一种习惯，一种态度倾向。一般来说，警察最初发生的暴力行为可能是在制止犯罪的活动中，或者发生在讯问那些令人厌恶、充满敌意和挑衅的犯罪人身上。 他们这种暴力行为是赋予了正义的色彩，与某种民意相一致。阿尔布雷希特（James F. Albrecht）认为根据犯罪学的「中立化理论」，滥暴警员都喜欢正当化自己违法和不被社会接受的行为，将「把犯人绳之于法」的使命感作为挡箭牌，拒绝承认任何个人责任及对受害人造成的伤痛。所以，这种行为方式很容易被肯定并被保留下来，并在不经意中逐渐成为一种习惯或带倾向性的行为方式，一种对他人的态度和习惯。

第四，职业背景的特殊性，警察是一种特别孤立的职业。职业所特有的危险性和紧张性使得他们总感到自己被一种敌对的力量所包围；还有就是长时间的工作和轮班使他们失去了与正常人相同的社会生活方式，以致他们的主要社交圈都限制在他们自己的专业圈子内，对圈子外的社会有一层天然的隔离。因此，每天与形形色色的违法犯罪人（他们经常貌似普通人）打交道的警察，往往对所有的普通百姓也不那么友好，表现为不信任、怀疑，甚至粗鲁相待。

美国国家警察基金会，犯罪学教授大卫·托马斯（David J. Thoma s）也指出，警察行业本身就是一个封闭的次文化，对事物有固定独有的看法，而纪律中期望服从、讲究集体思考的运作模式，逼使所有警员必须透过相同的世界观来发展凝聚力，可谓一种极为严格的洗脑文化。我们在影视剧中也不难发现，一个胆小怕事的「新扎师兄」是如何成长一个铁血的超级神探。

此外，警察体系「警警相卫」的文化也是警队容易堕落重要原因。由于警员害怕揭发警暴会影响仕途和受到同行排挤，高层则害怕警暴曝光会令警队蒙羞，所以警队上下都会建立一种「沉默的规则」，不会主动调查或报告滥权滥暴问题，也不会配合内部或外部针对警队问题的调查。

美国心理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George Zimbardo）在1971年搞了一次饱受争议的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让一群学生随机去扮演囚犯或狱警的角色，并进行任务划分，实验到了最后，扮演警察的学生会对扮演囚犯的学生进行胁迫与虐待的行为，而这个实验不得不提前终止。从而证明人性在某些条件下面是如何的不堪一击。

关于警察为何容易过度使用武力的原因还有很多，比如权威服从、从众心理、群体责任心理等等，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一一论述了。

旅欧的香港犯罪学家林慎在他的《警国论》一书中指出，现代警察概念其实比大部份人想像的短得多，是在十七世纪中叶的法国才兴起。普通民众普遍存在一种谬误，即警察是国家为了维持社会治安和巩固权力所建立。可是翻查历史，两者之间的关系往往耐人寻味。十九世纪时欧洲国家的边界与身份认同建立过程中，警察的角色和功能上类似半军事式的「宪兵」，而近代不少曾受法国时期影响的国家如法国本土、比利时、奥地利等国家依然以「宪兵」的形式存在，有巩固国界概念，并直接影响了现代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主权国家的形成。

所以警察和国家的关系，甚至是军队和国家的关系，到底是服务于统治阶级还是可以在正义和道德之上，警察是否可以不执行上级的命令？似乎已经上升到哲学层面的电车困境问题。

在普通的社会治安案件中，警察和人民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加上社会舆论普遍的「仇恶」心理，所以警察在执法过程中「以暴制暴」甚至「以黑制黑」等极端手段往往容易被结果正义而忽视，甚至是鼓励的。我们回到社会运动层面，人民成了警察的对立面，除了分析警察施暴的原因，从示威者的角度，很多方面依然可以适用以上的逻辑，所以才会出现「暴徒」和「黑警」各说各话，都认为是对方的问题。但从人权和舆论的角度来说，自然会站到相对弱势的一方，那掌控国家权利的一方必然要受到更多的监督和限制。如果一味站在执法者一方，认为警察只是「依法」对抗「暴徒」，便偏离了的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肯定是站不住脚的。

个人认为，问题的关键是还是权利机关或者统治阶层，处理抗议示威的方式和智慧。从历史的经验来看，通过军警镇压的方式必然会导致更大的社会矛盾和撕裂，特别是人民对政府更深的敌意，问题没有解决，落了一身病。从长远来看，如果转型成功，那当年的执政党必然一辈子成为反对党和人民永远戳脊梁骨的污点，比如二二八之后的国民党和韩国的军政府。如果转型失败，则像当今的中国一样，不管如何光鲜艳丽，只能把自己裹得更紧以掩饰内心的不安。

最后我们就用一名香港前线警察的话和一组数据来结束今天的主题吧，「政治问题是要政治解决，政府无能，警队高层不断把我们推去『送死』，我希望他们想清楚，终有一天，双方都会控制不住，搞出人命来大家也不想。」

（香港警务处在2020/21年度中共有919人离职，其中220名警员是自动辞职，占约24%，是各纪律部队之冠。同时，投考警队人数亦逐年下降，由2018/19年度约1.7万人减至1万人，最终警队取录了592人，当中有15人为41岁或以上人士。）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吧，我是玛力，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麻烦帮忙点赞分享订阅支持下，我们下次见，88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