弦子訴朱軍案二審庭審之後

麦烧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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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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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來matters還是在2018年朱軍案剛剛開始的時候,我們曾信心滿滿,覺得能打贏這個最受矚目的性騷擾訴訟案。過去的四年成了中國的一個轉折點,這個官司只是其中的一個縮影。

2018年7月26日早上,在票圈裡看到朋友發的關於朱軍的錘子便簽就發在了微博上,那位朋友是我認識的一個曾經在媒體工作的朋友,我信任她,也相信錘子便簽裡的內容屬實。 2018年7月是怎樣的一個月份呢?是平均每天至少會有一個人通過豆瓣、知乎、微博曝光曾經被上級、老師、同事性騷擾或者性侵。它被稱為中國的metoo。最早的曝光是從2017年5月開始的,到2018年1月曝光的性騷擾性侵事件逐漸增多,在2018年7月達到頂峰。

之前看一部電影叫做《Miss Sloane》(斯隆女士),斯隆是一位在華盛頓遊說政客攪動政治風雲的女人,她因為控槍法案找到某個州的女權組織希望能夠得到捐款,對方說你和男人之間只是差一個生殖器而已,言下之意是她從來沒有關心過女性的處境。我在2018年7月的感受就是這樣。覺得很愧疚,因為從來沒有關心過女性的處境,沒有註意過。在2018年7月除了metoo的事件達到一個峰值,我認識三個被曝光事件中的當事人,不是被強姦或被性騷擾的女性,而是騷擾和強姦他們的男性。其中有一位還是我的前同事(男)騷擾了另一位前同事(女)。這些性騷擾事件發生在媒體圈、公益圈,這些是我曾經工作過的環境。很震驚,直到曝光出來才發現原來我所處的環境是這樣的。 7月的時候,每天早上睜眼就在想今天會不會又有我認識的人被曝光出來。在把弦子的錘子便簽發到微博後,很多人開始轉發,我並不知道我發的微博為什麼得到了很多關注,因為當時也有其他人把弦子的錘子便簽發在了微博上,我的微博粉絲大概只有幾千人,並不是微博上有影響力的人。在此之前,我和弦子或者其他任何女權主義者並不認識,就是很隨機的一件事情把我和她串聯在一起。直到2018年8月15日,前同事和我說看到了朱軍起訴的消息,我才開始想應該怎樣做好法律上的準備,這時候朋友問我,是否需要聯繫弦子,因為錘子便籤的內容是她寫的,我們才建立了第一次聯繫,她說會支持我應訴。幾天之後,百度說想做一個視頻採訪,在視頻採訪現場是我和弦子第一次見面。她很瘦小也很堅定。

過去四年,這個官司對我和弦子的影響都很大。從2018年開始進入朱軍案到現在,弦子在過去四年裡幫助了很多受害者,有梁崗案的受害者,也有其他案子的受害者,還有沒有曝光出來每天都很痛苦的受害者。因為受害者的身份而彼此信任,彼此鼓勵。她把認識的媒體記者、法律援助機構、律師介紹給其他受害者,她做的事情很了不起。我沒有像她那樣幫助很多受害者,主要的原因有兩點,一是我沒有時間用來幫助受害者,我需要有穩定的收入支付房租和賺錢出國留學,還有一點是我所從事的職業以及興趣都是在環境保護上,包括我在歐洲所學的專業也與環境健康有關,我的畢業論文是關於空氣污染的內容,我不可能像弦子那樣把大部分時間用於幫助和聯繫受害者,我只能盡力而已。

在2018年的時候,我們仍然認為這個官司有可能打贏。為什麼?因為我們仍然認為曾經存在過報警記錄、走廊裡的監控視頻、把弦子帶到演播間的同學商旭、曾經和弦子一起去派出所報案的她的老師和老師的朋友(是一位律師)、在央視負責實習生管理的一位弦子學校的老師反复勸她不要將被騷擾的事情告訴別人、跑到武漢告誡弦子父母的北京警察。這些是存在的可以多人互相印證的事實。這些也是我們有可能打贏官司的關鍵證據和證人。

從2019年開始,大的環境已經不可逆轉的改變了。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把輿論變成了一個戰場,每一個社交平台都是這場輿論戰的戰場,控制這場戰爭的人能隨意給任何人炸號、讓任何人被網暴,如果一個人具有反思和質疑的思想,發表過質疑政府政策的言論,又與國外存在聯繫,那麼這個人就是網暴的靶子。哪些記者曾經拿到過國外資助的獎學金?哪些人曾經與國外聯繫?哪些人在重大事件中沒有積極表態與政府言論一致?每一個人只有積極表現才能維護自身的安全。社交媒體的大v像《哈利波特》中的食死徒一樣四處尋找下一個網暴的對象。食死徒的背後有伏地魔,這些社交媒體的大v身後也有一雙看不見的手在控制著什麼言論能夠留下,什麼言論能夠被瞬間刪除,那雙手就是中國的伏地魔。然而,接受國外政府資助最多的不就是中國政府麼?

從2019年開始,這個伏地魔不僅僅把它的黑魔法使用在輿論場中,在現實生活中,它的影響逐漸擴大到無處不在。 2019年,我的知乎、網易云音樂、微信公眾號、微博都被炸號,在社交媒體中我只是一個遊魂,沒有發言的權利,在其他人罵我的時候連回應的權利都沒有。同時,因為介入了metoo,我的存在給我之前供職的國際組織和其他同事帶來了很多麻煩和壓力,在這樣的情況下,出國留學是唯一的選擇。我的出國留學被說成是因為metoo做得成功,得到了境外資助,來歐洲學習公共關係。但在我的留學申請中,從來沒有提及任何與metoo有關的經歷,我知道,如果提及了metoo,可能會更容易被錄取,但我不想從中獲得對自己有利的好處,我所學的內容也與公共關係無關。我在英國留學的時候獲得過英國政府的獎學金,這個獎學金與metoo無關。總是有人說,你們懂得反抗一定是有人支持。難道懂得反抗不是一個生物的本能嗎?連最基本的生物體也會在被碾碎的時候知道對抗,活生生的人又為什麼不能擁有反抗的權利?這樣的本能是怎樣消失的?

疫情之後,伏地魔升級了。我的一個朋友因為把被刪除的關於疫情的報導放在區塊鏈上而在監獄裡待了一年多的時間。 2021年,彭帥的事情發生,我至今也想不出來有哪個詞、哪個成語、哪個中國歷史上的典故可以與彭帥一事所帶來的震撼相比。天津俱樂部的醫生輕車熟路地把彭帥引薦給張高麗。強奸的一方是全球知名的網球明星,強奸的另一方是一國僅次於首腦的領導人,在他們兩人之間,一定還有很多人知情,這些知情人中必然存在著其他位高權重之人,沒有這些知情人的默許,這樣的關係不可能存在幾年。到底是在怎樣的國家、怎樣的環境中才能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才會有那麼多人漠視這樣的事情發生。在事情發生後,如同《楚門的世界》一般。彭帥扮演著另一個自己,那個沒有在微博上發表過長文的彭帥;管理部門沒有啟動調查方案,扮演著假裝沒有發生任何事情的樣子;全國人民扮演著完全不知情的樣子。沒有人負責,更沒有人問責。這是在2022年的中國,一個對全球具有強大影響力的國家。

持續了四年的官司,2018年在卷宗中存在過的視頻截圖,2020年的法官否認調取過視頻;2018年存在於視頻截圖中陪著弦子進入化妝間的商旭同學,在被法院問詢時否認在事發時出現在央視,2020年的法官拒絕商旭出庭接受問詢。在庭審過程中,始終有法庭以外的力量在左右判決,到底是什麼人置身法庭之外卻擁有高於法官的權利?從2018年到2022年,這個官司是歷史轉折中的一個影子,折射出的是如1930年代納粹崛起一樣、逐漸失序的中國。

四年前的我曾經說過,如果司法不能公正的審判,那麼我們就向歷史要答案,這個答案不只回答了一個女性在封閉空間被騷擾是否只有忍耐下去,也回答了一個國家是怎樣一步步走向瘋狂的。

以上。

麥燒寫於法國。

CC BY-NC-ND 2.0 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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