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斐伏爾談巴黎公社“神話”的複雜性：必定爆裂成不同碎片

文｜列斐伏爾

英文翻譯｜David Fernbach、中譯｜李丹

前言：本文摘自列斐伏爾的《公社宣言：1871年3月26日》。該文新近被翻譯成英語，載於Verso Book。作者指出，圍繞巴黎公社的不同元素的結合和交織，創造了一種具有巨大力量的意識形態-政治“綜合體”，因為它把情感和義務、夢想和思想、過去和未來結合在了一起。這種意識形態的力量，是一種真正的爆炸性混合物，注定要為最自發的力量開闢道路，它包含著毀滅的種子。這種混合物在實踐中經受考驗時，必定會爆裂成各種不同的碎片。

“公民們——在祖國處於極度危險的情況下，在權威和中央集權原則被判定為無能為力的情況下，我們唯一的希望在於法國各公社的愛國力量，這些公社正在通過環境的力量變得自由、自主和有主權。今天，社會進步和革命的命運取決於巴黎不可動搖的抵抗。正是巴黎有責任拯救高盧人種，巴黎有能動性……”

這是1870年10月9日二十個區的中央共和委員會向選民發表的《原則宣言》的開場白。全文把對1792年的回憶和較早的歷史參照資料混雜在一起，包括把貴族的起源歸於法蘭克人、把法國人民的起源歸於“高盧人種”的古老理論（圣西門據此試圖理解由平民構成的“第三等級”與貴族的鬥爭，用階級的概念代替種族的概念）。公社的官方出版物在4月20日和5月2日兩期上刊登了Charles Limousin的一篇文章，論述了Étienne Marcel（第三等級的代表，小手工業者的捍衛者）和中世紀的巴黎公社。

公社在1871年4月6日向各省發表講話時，其宣言的簽署人、執行委員會的成員都提到了古老的公社特許權：

“巴黎只渴望建立共和國，恢復公社的特許權，樂於為法國其他公社提供榜樣。如果說巴黎公社突破了它的正常限制，那是非常遺憾的，是它對凡爾賽政府挑起的戰爭狀態的反應。巴黎只想退回它的自治中，也充分尊重法國其他公社的平等權利……”

“特許權”這個詞恰恰是指古代政權下的公社傳統，把從征服種族法蘭克人那里奪回的自由擴大到城市資產階級。

在重新確立了部分歷史真相之後，我們現在可以轉向分析公社的意識形態。我們在這裡發現了一個非常混亂的意識形態-政治綜合體，在這個綜合體中，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方面交彙在一起，混雜在一起。當然，我們可以辨認出無產階級及其代表的行動，行動的目的是給公社革命賦予一定的社會和政治內容。但是，這種在項目和意志而不是在實際效率的層面上追求的努力，不應該向我們掩蓋其他的思想政治因素。如果只看到它，把它放大，就會歪曲歷史真相。通過貶低其他項目和意識形態而使之成為一種絕對，將意味著把過去當作宣傳而不是理解它。

[…]

有幾股意識形態潮流圍繞著這一歷史核心，並被它照亮。我們可以提蒲魯東主義潮流、布朗基主義潮流、傅立葉主義潮流，最後是激勵第一國際的各種思想，這些思想本身非常複雜。

對蒲魯東主義者來說，公社和聯邦制意味著去中心化。對布朗基主義者來說，它是1792年和1793年的革命公社，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權力集中的共和國的靈感。對最後的傅立葉主義者來說，它是互助村莊（phalanstery，獨立的烏托邦社會，500-2000人生活在一起互利合作）的實現，是一個新社會的源泉。對國際主義者來說，它是所有這一切的一點，也是別的什麼東西；那些蒲魯東主義出身的人把它看作是一種普遍的自我管理；對另一些人來說，它已經是他們夢寐以求的共產主義的簡易版本；對其他一些人來說，它又是混亂的無產階級專政。對所有的人來說，除了新雅各賓派和布朗基派之外，這裡我們觸及了本質，那就是摧毀現存的國家，並構成一個新的國家。

這些傾向之間在意識形態上的統一，除了不穩定的妥協之外，永遠不會有進一步的發展，一旦公社上台，這種不穩定就會爆發。這種意識形態上的妥協，從社會學角度分析，包含了一些無法準確界定其提議的內容：意識形態本身、神話、烏托邦。這些術語沒有貶義。恰恰相反：我們可以評估它們的有效力量和合理性。

公社有一個神話，因為對公社人來說，這個詞意味著社會團體——城鎮和鄉村——以及這些團體中的個人事實上的平等。這是一個神話，因為他們想像著一種新的廣泛的社會契約的可能性，締約雙方的自由聯繫立刻代替了與國家的聯繫。之所以是神話，是因為他們有意無意地提到了一些歷史事實，而這些歷史事實的真實內容與這一形象截然不同。

最後，它是神話，因為他們準備為一個神聖的超越形象而犧牲自己：神聖的城市，被革命去掉了神聖的色彩，並重新被奉為自由的象徵。它也是烏托邦，因為他們夢想著一種新的生活，是一天天建立起來的，在公社革命的烈火中誕生了熱情而純潔的生活，一天天地實現公社主義的願望。

最後，它是意識形態，因為社會現實-實踐被移植到一個虛幻的表像中，它只保留了其中的一部分，並使之成為一種絕對。共產黨人並沒有把社會看作是一個由不同層次的關係組成的整體，而是看作是一個實體的總和：地理上的人類社群。

這些不同元素的結合和交織，創造了一種具有巨大力量的意識形態-政治“綜合體”，因為它把情感和義務、夢想和思想、過去和未來結合在了一起。這種意識形態的力量，是一種真正的爆炸性混合物，注定要為最自發的力量開闢道路，它包含著毀滅的種子。這種混合物在實踐中經受考驗時，必定會爆裂成各種不同的碎片。

我們發現，在實踐中支持這種意識形態綜合體的社會和政治力量包括：

• 一場愛國主義和民族反抗運動，反對入侵的外國人，反對他們的幫兇，反對叛變政府的叛徒，反對被認為對戰敗負責的波拿巴主義（Bonapartist，拿破崙式軍事獨裁政策或政治體系）的軍隊和將軍們。
• 一場共和派輿論的大型運動，反對農村保守派的凡爾賽議會（13名成員中有12名是支持憲政君主制的奧爾良派）。
• 一場革命的反叛運動，反對寄生國家和屬於它的政客。
• 一場革命運動，有著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的內容，它混亂地但真誠地反對資產階級，反對資本主義（在其當時的發展階段），即使在社會和政治對手之間也是混亂的。

公社以“法國、共和國、勞動”為座右銘，使這些社會力量一時之間有效地融合在一起。用M.Dommanget（工會主義者、研究法國大革命和工人運動的歷史學者）的一個很好的公式來說：“公社既是那件事（the thing）又是集會口號，既是現實又是標誌，既是事實又是意識形態”。它既代表著極端主義，又代表著妥協。它既對應於巴黎被圍困期間形成的事態，又對應於徹底變革的希望，變革要靠把權力傳給人們認識的、選舉產生的、可撤銷的代表。它把“分散在一個過度興奮和武裝的人民的靈魂中的矛盾的、常常是對立的願望”匯集在了一起。光是它的名字就足夠了……

匯聚和流向公社的輿論潮流，以及支持公社的社會力量，並不符合任何明確的社會招募。雖然公社思想和行動的社會主義內容來自於無產階級的存在，但其堅定的愛國主義也可以吸引無產者。這個社會招募的問題，未必有天真的社會學所賦予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圍繞著一個看似精確而實際上卻很模糊的警句，可以實現行動的統一，反對統治資產階級及其國家，這種統一是無產階級、手工業者和中小商人之間的，換句話說，在工人階級與一部分小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之間。

很明顯，過早地澄清意識形態（在我們正在研究的具體條件下無論如何是不可想像的）會破壞這種統一性，甚至破壞其先決條件。這就很難支持人們經常提出的假設，即有必要建立一個集中的、單一的、具有嚴格一致的意識形態和理論的政黨。

讓我們補充一點，國際主義者的社會主義在眼前的要求（關於夜班、減少工作日等）和一個普世的共和國的願景之間搖擺不定。同樣，布朗基主義者也在永久的和純粹的革命行動之間搖擺不定，他們訴諸於1793年的埃貝爾派公社（埃貝爾派是法蘭西大革命時期與民粹主義新聞記者雅克·勒內·埃貝爾相關聯的激進的革命政治團體）和吉倫特派聯邦主義的對手雅各賓派集權主義。

布朗基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都沒有明確的國家理論，儘管他們希望打破現存的國家，而主要的傾向是建立一個會消亡的國家。這就是佔上風的趨勢。它沒有政治理論，它在意識形態上沒有發展，更不用說在概念上了。而關於國家消亡的理論的完整清晰表述，將由馬克思從1871年的經驗中做出。因此，這種經驗是在巨大的困惑中，從自發的、創造性的生活中獲得的。

蒲魯東主義和聯邦原則

首先，蒲魯東主義並不能歸結為諸如信貸和互助保險，歸結為通過保障工作權和教育權來實現平等，歸結為一個字“改革”。這些反而是一個更大的整體的一部分。馬克思主義者們強調蒲魯東主義的改良主義和唯心主義，當他們表明這些改革的不足之處時，是正確的，當他們只看到改良主義，而忽略了這一更廣泛學說的許多其他更本質方面時，則是錯誤的。其次，不能從蒲魯東與馬克思的哲學糾葛，或他在人生的某些階段對波拿巴主義的專制原則所作的暫時性讓步來界定蒲魯東主義。

在去中心理論的基礎上重建革命黨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對這些指責的回應，它再次以部分為整體，以偶發事件為本質。蒲魯東作為個人和哲學家，與蒲魯東作為政治思想家的影響可能有出入。但在1871年，去中心理論具有革命性的效力；它進入了實踐，使人們有可能設想世界的改造。在1871年，實際上，蒲魯東主義者並不蔑視從階級鬥爭中產生的革命行動。甚至把公社某些人（例如Beslay）對法國銀行的尊重歸結於公社黨人的蒲魯東主義也不確切，因為他們的老師曾明確建議採取相反的措施。

去中心化的概念再次被提上議程，恢復蒲魯東是必要的。 1871年的失敗不能證明什麼，或者至少不能證明人們有時希望它證明的東西。它既不意味著聯邦主義計劃的革命性質，也不意味著聯邦主義計劃的改革性質，也不意味著這個詞的貶義的烏托邦性質。如果我們這樣解釋，公社的失敗也損害了馬克思主義，更損害了工業化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

蒲魯東主義學說作為一項政治計劃，其最終目標與馬克思主義、圣西門思想和無政府主義的目標是一致的：國家的終結。只是手段、政策工具和實施階段根據學說的變化而變化。圣西門預計用技術官僚代替政治家，以對事物的管理來代替對人的製約權力。巴枯寧主義無政府主義者爭取立即廢除國家。蒲魯東主義者把銀行放在團體和個人的自我管理上。他們跳過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時期，而馬克思恰恰把這一時期定義為建立新型國家的時期：實質上是一個國家的枯萎期。

這種目的的部分吻合併不足以解釋1871年工人運動中不同傾向之間的妥協，因為目的還不是自覺的。革命計劃的自覺恰恰來自1871年的經驗和馬克思對它的概念闡述。另一方面，這種妥協，也就是一種意識形態-政治共同陣線的混亂基礎，延伸到了作為集中化擁護者的雅各賓派和新雅各賓派。

這種妥協是形勢所要求的。在這個具體的框架內，只有蒲魯東主義學說能夠而且確實允許巴黎向各省、工人、農民提出方案。另一方面，公社的偉大思想，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無法拒絕的思想，即由聚集在議會、委員會中的公民直接民主地管理他們的事務，也不能與首先表達這一思想的蒲魯東主義分開。

布朗基主義者和雅各賓派

布朗基主義者和布朗基本人都不太關心政治理論。他們是行動派、積極分子、無可救藥的陰謀家。布朗基充當了布朗基黨的領袖，而布朗基黨人則圍繞著布朗基展開。革命——一個永久的陰謀——力圖推翻現有政府，讓布朗基和布朗基黨上台。該黨的領袖負責組織和武裝該黨。當他寫下《關於武裝起義的指示》時，他非常認真而深刻地思考了戰術問題：起義是一種藝術。他沒有進一步思考任何問題，而是不加討論地接受了積極的少數人的歷史作用。當然，他確實想了很多，也寫了很多。但是，他總是立即讓自己投入到形勢中去，投入到政治實踐中去，而不往前看。

1869年和1870年，布朗基主義者是和平主義者，勇於反教、反公投、反戰。儘管布朗基不是什麼理論家，但他在行動中獲得了巨大的威望，這是由於他的智慧、他的火眼金睛、他的火焰，但這些也吞噬了一個被監獄過早磨損的虛弱的身體。當他說話時，他是有說服力的。當他寫作時，當他抗議對他定罪的荒謬判決和對他的誹謗時，他是雄辯的：

“在監獄里呆了二十五年，當半開的地牢之門在我所剩無幾的日子里關閉的一剎那，我再也不想回到我的夜晚而不說出我的想法......我一生都在為正義和權利而鬥爭，反對不義和特權，為被壓迫的多數人而反對壓迫的少數人。窮困潦倒的我活了下來，窮困潦倒的我將死去。我相信，沒有人比我更有權說不幸的人是我的兄弟...…”

驅使布朗基的革命和愛國熱情並沒有妨礙他在必要時進行深思熟慮的思考和計劃。在《祖國危在旦夕》（La Patrie en danger）這份排版倉促、表述經常出錯的報紙之後，他發表了一份具體的、非常詳細的經濟、社會和軍事動員計劃：把無用的嘴搬出巴黎，在各省徵用必要的資源，大規模招募並迅速培訓幹部，所有這些都附有數字和預算預測。

布朗基主義者從1792-1793年的記憶和革命公社中獲得靈感。熟悉布朗基的人有時稱他為“老人”，有時稱他為“公社之父”。當以他為中心的革命陣營想要傳播他的政治思想時，他們通過恢復埃貝爾派的記憶來進行。

[…]

布朗基主義運動最初主要由波希米亞知識分子和學生組成，但它逐漸變得無產階級化。一些布朗基主義者利用公開會議在工人中進行招募，強調1848年和1852年的失敗。在布朗基派的演講和著作中，經濟和社會的要求與政治願望聯繫在一起。 Victor Jaclard是未來的國民警衛隊指揮官，他宣稱自己既是布朗基的門徒，又是一個“理性的共產主義者”。

Émile Duval（布朗基主義積極分子）在1869年的一次公開會議上堅持認為，有必要鎮壓“封建主義的殘餘，它不再被稱為貴族，而是資產階級……我們要實現工資平等，每樣東西的價值都要以生產它的時間為基礎……我們要實行自然法則，要平等；我們要壓制繼承權、個人財產和資本，這些東西在勞動中是不能存在的……”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布朗基的支持者的革命的和社會主義的能量刺激了那些（我們將看到的）否認政治行動的重要性而只注重經濟改革和要求的國際主義者。

除了政治方案外，布朗基和他的追隨者的特徵是熾熱而耀眼的愛國主義。在巴黎被圍困期間，這種愛國主義在報紙上爆發出吶喊和呼籲：“祖國危在旦夕！”在那裡，他日復一日地以強烈的明晰性譴責對國家的威脅和來自叛國、懦弱和混亂統治的危險。

布朗基和布朗基主義者的純粹愛國主義使他們成為其他傾向之間的一種聯繫。蒲魯東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國際主義者等這些傾向都或多或少地制定了一些方案。在這一點上，他們各不相同，但在圍攻期間，他們都分享了布朗基派的愛國主義，這種愛國主義的激情多於理性。這種近乎宗教式的愛國主義，除了祖國的神聖性之外，別無其他基礎，它將激勵國民警衛隊中央委員會的絕大多數成員，他們由小資產階級組成，希望與普魯士人作戰，保衛共和國，並將其轉變為真正的民主國家。

歷史的諷刺將賦予這個中央委員會一個它並不尋求的革命角色；它拿到權力的起初不知道該怎麼做，然後它趕緊把這個權力交給了選舉產生的機構——巴黎市政府，而巴黎市政府本身將轉變為共和國的政府：公社。

在這種混亂中，布朗基主義者表現出了自己最好的一面。他們表現了出作為行動者的素質，精力充沛，意志堅定。但是然後，他們面對著一個既成事實，他們在沒有綱領或主要政治思想的情況下上台執政了，並被剝奪了他們的領袖，他們將被證明是令人失望的。他們會助長公社的分裂。在1793年的記憶中，他們成功地強行任命了一個公共安全委員會，這證實了革命力量的無力。

無政府主義

我們需要在這里區分自發性和意識形態。人們可以說，自發性是無政府主義的。它對應於一種本能的、消極的、因而具有強大破壞力的對現有體制的推動，但沒有一個確切的目標。要靠政治理論把自己嫁接到它身上，使它具有明確性和目的性，而不破壞它。這正是列寧從公社的經驗中明白的道理。公社是自發誕生的。自發性，既是必要的，也是不充分的，它很容易被“自發”粉碎；如果沒有政治組織的指導，它就會飄向改良主義或反動的立場。不過，它還是不應該被蔑視或壓制，因為它包含著基本的衝動，沒有這種衝動，任何革命理論都無法進入群眾，成為一種政治力量。

1870年和1871年，巴黎人民自發地起來反對官僚和軍事國家，反對常備軍，反對既定的警察、司法、稅收和財政機構。他們從這些方面吃了太多的苦頭，不能不恨他們。 “只有鎮壓這些，我們才會立即開始新的生活，永遠慶祝自由”——巴黎人民沒有也不可能在政治思想上走得更遠。在我們看來，這種自發性的意義和新的現實太豐富了，不能因此而受到指責。

無政府主義者們、斯蒂爾納（Max Stirner，德國無政府主義哲學家）和巴枯寧的門徒加入了第一國際。他們為第一國際爭取到了里昂和馬賽這兩個省級大城市的工人階級精英和工會協會的支持。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無政府主義只在這兩個城市得到了加強。它與非常強烈的去中心主義傾向結合在一起，隨著“中部聯盟”的建立，這種傾向幾乎達到了分離主義的程度。在里昂，正統派（Legitimists）出版了一份報紙，標題為《去中心化》。

在這個城市裡，一個無政府主義的核心對工人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在里昂和馬賽，無政府主義的領導人都是一流的組織者——這是一個相當驚人的矛盾，我們發現在工人運動的歷史上直到今天都是如此，特別是在西班牙，都能找到這種矛盾。也許他們知道如何通過公開反對任何權威來獲得個人權威，其程度就像那些試圖以權威學說的名義強加於人的領導人一樣強烈。如馬賽的Bastelica和里昂的Albert Richard。他們的意識形態是非常混亂的。似乎可以發現布朗基主義和蒲魯東主義的痕跡，以及純粹的無政府個人主義。

馬克思了解且不喜歡這些折衷主義，因為它們很混亂，他甚至指責某些法國工人領袖是“斯蒂爾納化的蒲魯東主義”。他們的意識形態被歸結為純粹的消極性。但是，消極的東西——按照馬克思的說法——必先於和預示著“積極的”東西。

巴枯寧在陰影中，在他避難的瑞士激動不安。他吹響了憤怒的號角，他在幾乎絕對的狀態下結合了普羅米修斯、浮士德、泰坦尼克和惡魔般的靈感。像布朗基一樣，他總是不停地謀劃，但總是隱蔽的，看不見的。他試圖釋放激情。他試圖摧毀國家、帝國、共和國、社會。一切，而且是立即的。他所準備的革命將是一場啟示錄，時間和歷史的終結，立即被宣布。一個宏大而幼稚的夢。

歷史的諷刺是，正是無政府主義激進分子發起了第一次起義運動：1870年9月28日在里昂，然後在11月和12月；1870年底在馬賽。這些運動是不成熟的，而且無論如何可能注定要失敗，它們在巴黎崛起之前就崩潰了。但是，我們不應過快地指責無政府主義者的冒險主義、宗派主義或脫離群眾。我們已經見到並將再次見到的各省公社，恰恰表明了去中心方案可能的有效性。而恰恰是在那些受到專制中央主義威脅的地區：法國的西南部和東南部。

在我看來，巴黎公社自發的政治天才，就是代表首都人民打破了傳統的國家集權主義，提出了一個去中心的方案。這個方案不能不混雜著最多樣的傾向：自治、分離主義、反動。但後者在混亂中很容易被區分開來。

國際主義者

第一國際在幾年內成為一個群眾組織，並從改良主義走向革命。在這一蛻變中，馬克思在1864年寫的《成立宣言》發揮了無可爭議的作用。第一國際於是成為馬克思思想與蒲魯東、無政府主義者和巴枯寧學說對抗的場所。

第一國際的轉變可以從三個方面進行分析：研究立場的對抗；研究其最有天賦和最活躍的人物瓦林（Varlin）、阿西（Assi）、馬盧（Malou）的行動；以及關注其實際干預：罷工、示威、審判。在行動過程中，在審判和壓倒第一國際的鎮壓中，人們發生了變化，直到第一國際解散。第一批領導人——例如背叛公社的托蘭（Tolain）——被新的人所取代。一個普遍的現象，第一國際幹部的更新只是其中的一個例子……然而，我們不能把公社前夕工人運動中的新情況歸結為代際差異。

第一國際使得1848年以前的秘密會社無法生存，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歷史和社會學事實。其原因不僅在於領導人的行動或政治意識形態，而且基本上在於實踐：在於工人階級的鬥爭，在於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在於它插入正在緩慢但肯定地改變的社會（歷史）意識之中。我們可以和學者Charles Rihs一起說，在公社前夕，有一套觀點正在傳播，而且這些觀點正在成為普遍的觀點：“勞動工具的集體所有製、經濟團結、階級平權，總之，社會正義”。

人民和工人階級沒有徹底消除哲學和政治理想主義的一切痕跡，而是保留了正義觀念所包含的天真和行動的可能性，他們逐漸獲得了一種新的認識，即關於可能性的認識。消滅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是可能的，即使實現這一目標的方式並沒有出現清晰明確的情況。這些新的因素豐富了人民和無產階級的自發性，正是這種自發性賦予了意識形態以及現有的製度形式和政治工具、包括公社的傳統以內容。

“1863年，國際主義者通過學習來維護自己的解放願望；1870年，他們向社會宣戰”。 1869年，在9月6日至12日召開的巴塞爾代表大會上，革命者的勝利是完全的。馬克思主義者、巴枯寧主義者和布朗基主義者，同蒲魯東主義啟發的改良主義進行了激烈的鬥爭，消滅了“互助社會主義”（我們應當避免把它同聯邦原則相混淆）。巴塞爾代表大會以54票贊成、4票反對、13票棄權通過了一項決議，宣布社會有權廢除土地和勞動工具的私有製，並將其變為集體財產。

這次投票並沒有使第一國際變得同質或“單一”，更沒有使它的法國支部及其地方支部變得單一。事實上，布朗基主義者蜂擁而至；蒲魯東主義者仍然存在，甚至以“聯邦原則”的名義鞏固了他們的影響；巴枯寧主義者繼續他們的公開行動和秘密活動。至於作為經濟和政治理論的馬克思主義，其影響並沒有佔上風。也許只有瓦林感覺到了經濟、社會和政治之間的聯繫，這種聯繫要求政治革命從根本上改變生產關係。直到1870年，他仍然高估了純粹和簡單的宣傳的優點。

無論是他還是馬克思在巴黎的其他通訊員Sérailler和Frankel，都不會在這方面的認識上有什麼進展。法國工人運動幾乎沒有任何理論上的知音。只有當工人們進入行動的時候，他們才發現正在做自己喜歡做且擅長的事情。正如恩格斯在1870年5月18日寫給馬克思的信中所說的那樣：“在那裡，他們是主人”。

在革命時期，特別是在3月18日之後，我們可以看到國際主義者的個人行動和第一國際作為一個協會的行動之間的對比。這難道不是第一國際效率低下之謎的秘密嗎？作為個人，國際主義者以迅速、快捷和權威的方式行動。他們出現在需要他們的地方，在當地，在地方或中央委員會以及公社本身。他們的思想，他們的“意見”在人民中傳播。

至於整個第一國際，它在普世共和國（歐洲或全球）計劃、公社主義或公社主義計劃以及經濟和社會需求之間搖擺不定。它在純粹的、簡單的共和主義和通過貿易（嚴格的經濟）組織工人階級之間搖擺不定。我們所掌握的文件（可能是不完整的第一國際總理事會會議記錄）似乎表明了這些不確定因素，部分原因是該組織缺乏同質性，部分原因是缺乏政治理論。在被圍困的最劇烈時期，國際主義者主要關心的是改組自己，制定新的章程和出版報紙。麵包師的夜班工作有時比政治革命更讓他們感興趣，抽象的國際主義比法國的形勢更讓他們感興趣，他們並不總是正確地認識到這一點。

3月1日，國際的激進分子是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警衛隊及其中央委員會的群眾組織的。 3月23日，當國民警衛隊中央委員會有效地奪取政權時，布朗基派領導的行動比國際主義者領導的行動多（雖然他們合作了），聯邦委員會仍在猶豫是否要完全投入；即使投入，也是為了選舉和選舉產生的公社，而不是為了革命組織、武裝人民和中央委員會。但另一方面，就個人而言，有幾個國際主義者是地方委員會的領導人，指揮各營，給中央委員會本身以革命的動力，起草或簽署海報和宣言。

因此，我們可以理解研究第一國際及其活動的歷史學家的困惑。

在閱讀了這些文件之後，我們可以毫無保留地得出一個關於第一國際和國際主義者的結論。他們為使巴黎運動及其直接派別（中央委員會，然後是公社）、思想和體制形式（民選的市政宣布自己是共和政府）具有革命的、社會主義的和無產階級的內容作出了貢獻。但他們沒有領導社會力量，沒有準備或指導運動。

第一國際困惑地試圖以政黨的身份進行干預，但沒有成功。它與其說是一個政治組織，不如說是一個運動，它只是含糊地概述了一個政黨的活動。唯有聯邦制的意識形態提供了一個政治項目，儘管可以說蒲魯東主義者有非政治性和改革主義的特點。 1870-1871年，蒲魯東受到了各方的讚譽。兩位特別客觀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提出了這一意見，我們認為我們已經說明了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