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中港矛盾，我被公司開除舉報

10月1日是一個無力沉重的日子，雖然我躲到家裡屏蔽一切國慶資訊，國慶的慶典氛圍還是無孔不入地侵入了我的生活。身居高牆之內，自返送中運動以來我花費許多時間閱讀資訊，與人討論，向不明真相的吃瓜群眾普及知識，甚至與人爭吵，割席斷交。隨著運動的持續和升級，我與持不同政見者交流的耐性也逐漸消磨。身為後89一代，返送中運動是我史無前例親身經驗的一場社會運動，雖不在現場卻情感與共。運動捅破了中港之間積壓多年的矛盾膿包，不僅迅猛切割香港社會，更激化了香港與大陸的仇視情緒。一場民主運動沒有喚醒非民主地區災胞，反而被多年的逆向淘汰訓練和操縱成扭曲的怪狀，抱持理性同情之心者風聲鶴唳，鬼怪嘯叫喧天，價值觀不同的人之間的溝通近乎不可能，相信自由民主價值的人突然發現他們是如此不被理解和孤立。

在高牆之內能做什麼，一直困擾著我。像往常一樣，我在朋友圈轉發了一些內容，試探微信審查的底線。沒想到被我試探出的，是人的醜惡。晚上公司上級突然給我電話，說有公司董事向他投訴我發的內容，要求我立刻刪除。從他急切的語氣中我能感覺到，我發幾條朋友圈，在某些人眼裡已經觸及到底線，要我付出代價了。

果然假日後上班第一天，三個大男人把我圍在辦公室，傳達老闆聖旨，要求我主動辭職，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否則報警。而且辭職原因必須寫他們規定的四個字“個人原因”，為了一句簡單的表述，我重簽了三次。簽過辭職申請後老闆又要求我寫悔過書。從始至終，我不覺得有過錯，更不覺得有錯要悔，我直言不會寫，於是法務經理代為操刀，打了一篇悔過書，發給老闆修改一次，才打印出來給我簽字。

當晚我被掃地出門，工作五年，被辭職，沒有任何賠償。只因為我轉發的內容，“影響惡劣”。

除了憤怒，沒有其他感覺。

第二天我在一個非正式同事群中說了我被辭職的事情，當天人事總監給我電話，問我是否否認我昨天籤的東西有效，我回復是的，他說，那我們就報警了。

五天之後，警察帶著傳喚通知書上門了，內容如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七條第一款之規定，現傳喚你於xxx到xxx接受詢問。”我問警察是否立案，警察答還未，我問罪名是什麼，警察答尋釁滋事罪。第一次到警局，沒收手機，採集生物信息，關進有鐵柵欄門，一條不銹鋼長椅和開放蹲廁的等候室，警察帶兩個在辦公室逼我辭職的人指認我，錄筆錄，寫“不在網絡或其他場合發表不當言論“保證書，我追問警察，什麼是不當言論，警察反問“你讀那麼多年書，什麼是不當言論你不知道嗎？”

我：不當言論是我定義的嗎？

警察：不是。

我：那什麼是不當言論？你能舉一下例嗎？

警察：反黨的。

警察沒有給一個不當言論的明確定義，也沒有回答我尋釁滋事傷害了誰。在公安局總耗時6.5小時，大部分時間是在等候室等待。等候室最可怕的是無聊，簡陋到空無一物的房間，碗口粗的鐵欄杆切割視線，時時提醒我不再自由，蹲坑泛出些微臭氣，隔壁警察玩手機後來打呼嚕的聲響，太陽的高度，除此以外沒有任何外界的刺激，不知道什麼時候能走，枯坐幾個小時，等待。我幻想逃亡，逃到海外，逃到一個不用因為批評政黨就要被關起來的地方。

警察在晚飯時放我出門，強調不要再發表不當言論。

回到家正好收到公司寄來的解除勞動合同通知書，解除勞動合同原因如下：“2019年國慶期間在微信朋友圈發、轉載、散播反共、反新中國、支持香港暴亂的言行涉嫌違法犯罪。”公司在解僱我次日發布的內部公告中稱：

“原員工xxx在國慶節期間在微信朋友圈發布反黨、反新中國、支持香港暴亂的圖文信息，影響惡劣、涉嫌違法。公司已於x日將其解僱，並如實向公安機關報案。

xx自成立以來，以“科技興邦，產業報國“為公司的理想，一直堅持熱愛祖國，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嚴格遵守國家法律法規，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為國家的繁榮和穩定貢獻力量。

再次重申：公司對違法犯罪行為採取零容忍態度；凡又發現，一律報司法機關處理。 ”

到頭來，我也沒弄明白，我怎麼就違法犯罪了。因為情節的急轉直下，我一直處於震驚，荒誕感和憤怒中。身處漩渦的人，有責任記錄旋渦的樣子。只是這個記錄，不知道會否成為更深旋渦的開端。我希望沒有恐懼的言說，記錄，不用擔心有關部門敲響我的門，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不用擔心因為政治問題無法就業。沒有恐懼，原來是如此高級，如此遙遠的奢求。

對於大公司而言，毀掉一個人太輕易。在我周圍，能理解，幫助我的人太少，勸我忍氣吞聲，不要把事情搞大的人太多。為什麼一件不正常的事，人人忍氣吞聲，默默承受，把非正常現象當做不可撼動的遊戲規則，順其者暢，逆其者亡。每當我想起公司的作為，憤怒噴湧而出，當我想做什麼，恐懼又籠上心頭。我害怕公司打擊報復，害怕有關部門的注意，人間充滿惡臭，好人永遠想不到壞人的手段有多壞。

我不希望改變，不希望被環境塑造成所謂成熟的人，接受扭曲的遊戲規則。那關乎我為數不多，在一些人眼裡完全不值得的一點尊嚴。人間不是匪幫，言論不應該有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