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權力讓渡給撈取利益而缺乏公民意識的人控制，並排擠掉某些醫患的合理權益，其結果只會是急功近利和不擇手段的專制管理。

在武漢市第四醫院，上級機構、保護傘以及某些領導的破壞不僅限於信息的屏蔽、作惡觀念的灌輸、特權的干預，還包括濫權所造成的對人性、精神、倫理和思維的毀壞。首先，上級機構、保護傘以及某些領導為了維護自身利益的和睦以及達成權貴門派朋黨共識的壓力而壓制常識，就會造成災難性的公共決策，所以法規不彰、權力渙散、綱紀不振、有規不循、風氣敗壞，酷吏當道。

第二，行政管理權力讓渡給撈取利益而缺乏公民意識的丁祥武等人控制，並排擠掉某些醫患的合理權益，其結果只會是急功近利和不擇手段的專制管理，這不僅僅是危及醫院長遠發展的利益，而且始終危及所有人（醫患雙方）的個人權利和現代生活。加上一些醫務人員處於對各種社會組織或民間組織的低參與、絕少閱讀、封閉性職業習慣、經濟上不安全感的狀態，決定了在壓力和引誘下，很容易成為專制機器上的齒輪慣性作惡。

第三，很多人認為是藥品耗材器械設備基建等方面的腐敗把醫務人員貶低為見利忘義的生意人，將本為仁術的神聖醫學貶低為“賺錢術”，但實際上是上級機構、保護傘以及某些領導以“共同富裕”的謊言把醫院改造成謀取權力政績的鬥獸場和維護幫派利益的提款機，醫院的一些中層幹部難以擺脫對權力和經濟依附的命運，只不過變成趨惡共舞如同跗骨之蛆，準確的找到自己和專制的結合點。

第四，在武漢市第四醫院“等級體系”中，如果丁祥武等人腐敗和濫權，他只要搞定自己的直接上級，甚至直接上級的上級（可能類似薄週徐郭蘇孫等關係網），通常就沒事兒（出了事情，上級會罩著）。反之，如果丁祥武等人的上級拉他下水，（為了保住烏紗帽）他也不敢不從。顯然，在這樣的官僚系統中，一旦出現腐敗和濫權，很容易演變為“窩案”。一旦演變為“窩案”，徹查的時候就會牽連很廣、阻力會很大。比如明清兩朝出現的一些腐敗大案，波及數省，牽連幾千名官員。而且，一些醫患早就習慣了這些等級制度和身份歧視，逆來順受，沒有絲毫反抗行動，自己的不幸淡然處之，別人的不幸漠然對之。鳥兒被囚禁久了，早就不知如何飛翔！悲乎？

所以，勇敢說出真相有用嗎？當說“不”意味著下墜的風險、人身安全遭受恐嚇與報復，是否能夠堅守？當說“不”意味著被孤立，誰也不敢同情，搞成幫派既得利益者的敵人，繼而剝奪醫患的基本權利，任何一個人都能隨意侮辱。既然如此，醫患雙方還不如身處夾縫中戚戚然惶惶然，如喪家之犬，如涸轍之魚。

每當醫務人員只考慮自己，蜷縮於狹隘的個人小團體主義之中，公益品德就會被完全窒息。直到今日，無論是酷吏奴才當道、道德淪喪、偽劣氾濫、是非顛倒、官僚腐化、不公不正，還是醫患及醫醫衝突四起、暴戾橫溢、權力濫用等等觸目驚心的災難延綿不斷，都說明對武漢市第四醫院歷史和現行事件的隱瞞歪曲壓制導致了醫院人際環境、人文，心理等各個層面的扭曲。

但是，我們還是要感謝和欽佩武漢市第四醫院的某些人，因為在其離開人間之際，完成了自己的道德涅槃，不惜冒犯醫療系統的權貴和行業的潛規則，完成了自己告別人世的最後的人生答案。人之所以為人，就是要有自己的良心。這就是最高思想境界的良心。某主任的最終決定違反潛規則的做法，為我們提供了極為難得的武漢市第四醫院真實情況的樣本。最怕的是上級機構、保護傘以及某些武漢市第四醫院領導等人將犧牲視作必然，並且遺忘了那些在醫療改革過程中被埋葬的價值與人性。只有當大多數醫務人員和患者不再崇拜權力，迷信權力，嚮往權力，依賴權力，屈服於權力時，作為弱勢的某些患者或醫務人員，才會理所當然地不斷為自己的權利而聲索。

2017年，武漢市編制辦確定醫院名稱為“武漢市第四醫院”，保留武漢市普愛醫院、武漢市骨科醫院為醫院第二、第三名稱。包括武勝路院區，古田院區，東西湖區常青花園社區衛生服務中心。

黨委書記： 院長：王嵐

武漢市第四醫院消化內科丁祥武利用職權，排除異己，瘋狂打擊迫害受害人，致多人精神心理障礙，家人處於破敗的境地。 。科室裡趨炎附勢，無恥者張揚，環境黑暗。

武漢市第四醫院有領導堅持損害一部分人利益，不顧事實，一味打壓，很多人都知道，敢怒不敢言，都是和諧社會，為什麼這裡沒有陽光。

讓我們在醫療改革過程中記住那些失去生命的人：李文亮，姜齊宏，胡淑雲，楊文，劉崇賢，郭輝，趙新兵，李小蓮，趙維萍，趙軍艷，蔣紹模，王萍，李國慶，宋應西，陳妤娜，孫明岳，王雲傑，康紅千，朱玉飛，戴光瓊，王浩，續廣軍，彭玲雲，戴春福，孫東濤，陳仲偉，王俊，李寶華等。為逝去的同胞致以深刻的哀悼。即使這些人被官方追封為烈士，但忽視了醫療系統權貴在治理結構上的根本問題，刻意淡化了追責，以及對言論自由管控的討論。對醫患權利而言，這種“勇於近距離接觸患者”的追封根本就沒有任何意義，只不過是掩人耳目繼續作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