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那亚与中国中产的乌托邦（下）：中国中产的阶级意识为何？

作者：房间里的人（社科研究者）

如果你在Google Scholar搜寻关键词「中产阶级的定义」，你可能会得到一个如下图的答案：

这是经济学研究常见的处理方法，把中产阶级等同于「中等收入」的阶层。

社会学家则认为中产阶级还应该包含文化维度，应该把教育程度、职业、甚至是消费方式也考虑进来，这样的话中产阶级会被定义为拥有较好教育程度的，从事白领或专业技术工作的中等收入阶层。

至于政治学家关心中产阶级是因为这个社会阶层被视为是促发政治变迁的机制之一。

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提出的「后物质主义理论」认为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人的追求会从重视物质的「世俗主义」转向更重视公平正义的「后物质主义」，这个转变过程无可避免会挑战既有的权威，进而促进「民主化」的发生。

然而，像中国、新加坡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案例显示出中产阶级并不一定是民主转型的支持者，因为以上国家的中产阶级的形成要么是本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产物，要么因为从事的职业和体制有紧密的联系(例如公务员)而享有特权，推翻既有体制等同损害自己的既有利益，自然就不乐意了。

由此也就能理解为何中国的中产阶级在如何维护自身利益上想尽办法，但在政治态度上却偏向保守。这样一种世界观也影响到他们在现实的政治参与行为，使他们在「后物质主义」和「体制的支持者」之间摇摆。

那么如果中产阶级和政府发生利益冲突，他们会如何维权呢？在讨论这个问题前，有必要先讨论什么样的人是中产。

这里我使用中国学者程金华和吴晓刚在《社会阶层与民事纠纷的解决─转型时间中国的社会分化与法治发展》一文中的划分方法。他们的社会阶层划分方法，最大的特点除了考虑了社会学常使用的职业和技术维度外，还考虑了和体制的联系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情因素。

而这点在理解中产的政治参与行为时尤为重要。因为即便从事相同的职业或同属一个阶层，是否和体制有所联系在维权方式上可能会有本质性的差异。

这里我用一篇《端》的旧报导作为例子，先来看看和体制没联系的中产会怎么办。

这篇报导的内容是2015年9月天津滨海新区的瑞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危险品仓库发生爆炸后，住在附近被爆炸摧毁了家园的中产如何维权。报导内容并不复杂，因为他们事实上并没有什么选择，最后决定上访然后感受到了社会主义鐡拳。

但是如果和体制有联系，就可以通过各种私人或制度化的渠道去解决问题。下图来自学者Kellee Tsai的代表著作《Capitalism without Democracy》 ，是她在2002年时对中国私人企业家的调查，按照程金华和吴晓刚的分类属于新中产阶级，当时江泽民刚提出「三个代表」的口号，一改中国共产党敌视资本的作用，不止容许企业家入党，还能当人大或政协代表。

问题是企业家有何激励入党？

Kellee Tsai发现混进体制的一大好处就是有意见或麻烦时可以直接和体制反映，在缺乏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中国，好处不可谓不大，也就是说假如他们是上述天津爆炸事件的苦主，不但有处可申诉，还没被打压的风险。

所以归根究底如果想用一句话去概括中国中产的阶级意识（如果有的话），以及他们和体制的关系，大概就是两个字：利益。

他们中的不少人以为乖乖赚钱就能岁月静好，直到最近几年发生的事情，才发现过去的生活原来只是一个虚幻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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