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力机器：“一童一电脑”（OLPC）的生、死和遗产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学院助理副教授摩根·格·艾姆斯（Morgan G. Ames）在她的新书《魅力机器：“一童一电脑”的生、死和遗产》（The Charisma Machine: A Deep Dive into One Laptop per Child）中探讨了“一童一电脑”（OLPC）项目的兴衰。在这本书中，艾姆斯审视了推动该项目的乌托邦式愿景，以及它在理解技术在教育中的作用方面的失败。
OLPC的形成期
本世纪头十年中期，在硅谷，OLPC项目仍然非常受欢迎。OLPC项目由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MIT Media Lab）联合创始人尼古拉斯·内格罗蓬特（Nicholas Negroponte）于2005年启动，旨在通过一种被称为XO的便携、耐用、廉价的笔记本电脑，改变发展中国家儿童的生活。
在与一位有兴趣加入该组织的朋友交谈之后，艾姆斯对这个项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深入研究它的一些核心假设。艾姆斯解释说，“从那时起，它逐渐发展成为一段重要的历史，然后发展成为一项人种学调查，以了解OLPC的希望在孩子们中是如何实现的。”
2007年，艾姆斯刚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学院获得信息管理与系统硕士学位不久，就开始研究OLPC项目，当时她还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她还获得了伯克利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学士学位，很高兴能重返校园，成为学校的教员：“我觉得，在很多方面，这是我的知识家园。”
到2008年春天，艾姆斯开始采访参与该项目的人。然而，大约在同一时间，该项目的联合创始人尼葛洛庞帝宣布，他想放弃他们计划在电脑上使用的开源软件，转而使用Windows。“这是对所有致力于这个项目开源软件的人的巨大背叛，”艾姆斯说。“所以人们纷纷辞职——这简直是一场灾难。” 因此，许多前员工根本不想再与这个项目有任何联系，他们拒绝或不回复她的采访请求。
就在那时，她意识到她可以从其他地方获得更多的信息。“实际上，我发现他们在邮件列表、网上和其他地方的公开讨论，比我的采访更能捕捉到他们对这个项目的想法，以及他们对这个项目想法的演变，”艾姆斯说。在跟踪这些网上帖子后，她开始拼凑一个关于笔记本电脑在世界上的用途的故事。后来，她花了3年时间，在巴拉圭待了7个月，亲眼目睹XO笔记本电脑的使用，与那里的项目负责人交谈，并与那些收到笔记本电脑的人相处在一起。
XO是如何迷倒硅谷的
在进行研究时，艾姆斯被XO笔记本电脑对科技行业的吸引力所吸引。她观察到笔记本电脑本身，而不是启发它的人，是如何体现OLPC项目背后的雄心勃勃的想法的。“我开始思考笔记本电脑是如何开始在这些圈子里拥有自己的权威的：甚至提到它是为了代表一种特殊的快乐的、技术上深刻的体验，他们希望更多的孩子拥有电脑，”艾姆斯评论道。
为了更好地理解不同形式的权威，她深入研究了社会学理论，并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魅力型权威概念应用到XO笔记本电脑上。艾姆斯将此与科学技术研究的观察联系起来，即机器自身可以有能动性（Agency），超越设计者的意图，在世界中赋予意义和行动。她还观察到社会科学是如何讨论权威的，它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由一系列已经存在的社会选择和技术约束产生的。
艾姆斯说：“魅力最终是保守的——它可能承诺迅速而毫无痛苦地改善我们的生活，但它很有吸引力，因为它只是放大了现有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根据艾姆斯的说法，OLPC项目的魅力机器“促进了对世界的展望，在那里，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儿童将有机会拥有和这些成年人记忆中使用计算机的经历是一样的体验”。 与早期计算机打交道，了解机器的来龙去脉并开始编码的记忆，与XO膝上型电脑的发展息息相关；艾姆斯称这种对童年经历的敬意为“怀旧设计”（nostalgic design）。事实上，这意味着性能低下的笔记本电脑缺乏显卡和大内存存储单元等功能，而这些功能对于丰富媒体的在线世界来说越来越重要。
本世纪头十年中期，互联网上出现了数百次将XO膝上型电脑与Commodores、Amigas和Apple IIs相提并论的讨论。这些早期的计算系统在数十年前就被OLPC开发者和许多其他人使用过。“怀旧设计”（nostalgic design）被证明是一个关键的错误，忽略了接收笔记本电脑的孩子的需求和愿望。“他们想要一台可以利用丰富媒体网络的电脑，而XO却无法做到这一点，”艾姆斯说。
在巴拉圭的孩子和老化的机器之间
OLPC项目的开发人员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孩子之间的这种脱节，导致他们无法实现曾经为项目提供动力的乌托邦目标。2010年，艾姆斯在巴拉圭发现，收到XO笔记本电脑的孩子中，有一半以上对使用它们不感兴趣。这台机器落后了10年，使用起来令人沮丧，大多数人宁愿出去和朋友家人呆在一起。大约15%的机器坏掉了。其余的大多数人想用他们的笔记本电脑上网、看电影、听音乐和玩简单的游戏。
不过，也有一些孩子在使用XO笔记本电脑方面显示出了潜力。艾姆斯强调了消费行为和生产行为之间的区别，这是教育界的研究人员经常关注的，部分原因是OLPC项目特别关注那些表现出更多生产行为的孩子。在寻找符合这些标准的孩子时，她发现了一些：有些人写照片博客，有些人学习一些基本的修复技巧，还有一些人加入了代码俱乐部，对Scratch很感兴趣。
“2010年，”她说，“那时候有大约4000个孩子有笔记本电脑，大概有40个孩子在做类似的事情。” 到2013年，几乎没有孩子使用笔记本电脑。
此外，艾姆斯发现这些孩子之所以成功，不仅是因为他们“天生”感兴趣，但主要是外部原因，主要是家庭原因。她强调说，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教育研究表明，家庭和指导作为学习过程中的社会因素的一部分，对孩子的教育成功至关重要。此外，这种兴趣的影响最终相对较小。“我认为这个项目以各种方式丰富了他们的生活，但我不认为它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艾姆斯说。
技术驱动的教育改革的未来
在更广泛的技术世界背景下审视OLPC项目，艾姆斯发现了一些相似之处。“在OLPC之后，许多技术开发项目变得更加谦逊了，”艾姆斯评论道，并指出最近一些技术项目的更现实的目标。但更多的时候，她会遇到一种“房间里最聪明的人”（smartest person in the room）的心态，这种心态在科技界很普遍，这种心态倾向于短期的“干扰”而不是有效的教育改革。
艾姆斯指出，反思技术驱动的教育改革项目的现状，“人们仍然倾向于极度乌托邦，与学校完全脱节，与学生和教师的实际经验完全脱节。”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她建议“不要只让当地人参与进来，而是真正地围绕他们和他们的需求、经验和复杂情况。” 通过思考教育的社会因素，反思教师和学生的实际经验，艾姆斯认为未来的项目会取得更大的成功。
“人是教育的源泉，”艾姆斯说。“学习是社会性的。”
编译自：Morgan Ames’ The Charisma Machine: A Deep Dive into One Laptop per Chi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