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八个中国

这是一个邀请，我想邀请大家一起书写你的每个中国体验。

中国是一个很抽象的故事：文化中国、经济中国、地理中国、政治中国，各种对中国的理解互相纠缠，而且往往因为一时需要而被挪用错置。最常见的是把中国作为一个文化虚衔和政治实体作概念偷换，成为情感动员的工具，同时又弄出各种逻辑矛盾和落差。

中国也是一个很实在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他们的渴望与焦虑，虽然日常生活中未必会刻意想太多宏大论述，但互相交织中却成就出真实的中国。这个中国有很多内部差异和内在矛盾，同时又互相关连：北京金融街的中国、深圳城中村的中国，和武汉封城下的中国，虽然都不一样，却也在同一个制度之下。

不少中国人每当听到来自中国大陆以外的批评时会近乎本能反应的说对方「不了解中国」，因此认为这些批评不值一顾。先不说这做法本身不太理性，我总觉得后面那个自以为「了解中国」的假设很危险。中国这么大，谁有资格能说自己理解呢？不如退一步，大家都来承认自己的认识是片面的。但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一小片拿出来，又说不定可以拼凑出一些什么。

抛砖引玉，我会先分享我身为香港人这四十年来的各个中国体验。

一、乡土中国

对于父亲来说，和很多香港人一样，能够来到香港生活，避过了当时中国大陆的劫难，既感幸运，同样也难免愧疚。 ⋯⋯许多香港人对乡下的关怀往往以物质体现，各种金钱争执自然十分普遍。相对于主旋律当中那些「血脉相连」的情感动员，这些金钱争执可能才是香港人中国印象的最重要组成部份。

与很多香港人一样，我的家庭背景和中国大陆分不开。我的父亲来自广东一条农村，因为国共内战和及后的各种政治动荡，与过百万的难民一样南来香港重新开始。我的母亲则是地地道道的香港本地人，在渔船上长大。我的成长经历，有罗湖桥，也有避风塘。

按父亲回忆所述，祖上在解放前有田有地，无论经济和政治条件都很好。同样原因，来到解放后的各种政治动荡，所受的苦也特别多。文革时期祖母如何被没天没夜被批斗的故事，听过不少。对于父亲来说，和很多香港人一样，能够来到香港生活，避过了当时中国大陆的劫难，既感幸运，同样也难免愧疚。

因此，也和很多香港人一样，父亲一有机会就会想办法帮助仍在村里的家人，也会关心村里的各样发展。记得我还是小学生的时候，每年都有两、三次跟父亲长途跋涉回乡祭祖（香港人习惯说返乡下）。父亲会和我说祖上如何算到南雄珠玑巷（广府民系的发源地），让我情感上自小便意识到自己和中国相连。当然，这个关联主要是文化上的。同时期香港正经历九七前的中英争拗，政治上当时的中国对我来说就是一群言词浮夸自大的老男人，难以让人亲近。

相对于抽象的情感纽带，回乡祭祖给我更重要的记忆，是那些一同带上装满旧衣杂粮的红白蓝尼龙布袋。当时中国刚刚开放，物资仍然十分短缺，香港人回乡时会带上各种生活用品接济在中国大陆的家属，过关时还要小心中国大陆关员的敲诈勒索。现今中国已是电器出口大国，当时却会有香港厂商出产标榜可以同时接收中国大陆和香港讯号制式的电视机，让香港人带到中国大陆当礼物送赠。记得有次祖母拿到我们带上去的白面包，抱在手上双眼发光。这些记忆很深刻的让我记住中国大陆曾经的落后和贫穷，也让我对能在香港长大感到幸运。

当然，在同一时间，中国大陆的发展十分迅速。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回乡的路逐渐不再那么遥远。在我还是小学生的时候，返乡下最初的意思是再先从家中坐车到罗湖，过关后再从深圳坐火车到广州，转夜船到县城，然后再租车到村里去，全程最起码要花两天两夜的时间。因为还要上学，有时留一个晚上便又要离开赶回香港。后来香港有快速船直接到县城，航程只用四到五个小时，那可是飞跃式的进步。后来罗湖有大巴，车程不用四个小时。现在有高铁了，听说两个小时也不用。这些很现实的改变，让我第一身感受到中国大陆自八十年代起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可以变，成为我视之为理所当然的常识。

不过，每一个的改变，同时也伴随着更多的不变。正如前面说到，许多香港人对乡下的关怀往往以物质体现，各种金钱争执自然十分普遍。相对于主旋律当中那些「血脉相连」的情感动员，这些金钱争执可能才是香港人中国印象的最重要组成部份。花一笔钱在村里盖一座新房子，让当时还在生的祖母可以住得舒适一点，我当然愿意，也是尽孝道。祖母过身后，每隔两三年便听到村里各种总感到有点巧立名目的祭祀或复修祖坟集资邀请，再想到各种乡土父权关系带来的家庭问题，则只有越来越感到烦躁。有时我会怀疑，香港人对中国大陆的各种刻板印象，相对于宏大的政治或政治事件，更多是来自这些扩张家庭关系的各种日常纠缠。例如很多香港人会认为中国新富都是财大气粗和贪得无厌的暴发户，后面很可能其实是对某位远房亲戚的潜意识投射。

二、古典中国

我们这代香港人就好像电影《男人四十》当中的那位林耀国老师一样，谂了一辈子的李白、杜甫、苏东坡，到了三峡大坝完工注水的时候，才发现自己从来没有真的到过长江。

乡土中国是我成长过程中和自身关系最密切的一个中国；另一个极端，则是古典中国。这个中国完全存于想像当中，所以绝对美好。

香港中学教育的中文科，现在回想起来，明显是一个塑造香港人中国想像的工程。中文科课文范本的来源从经典古籍到新文化运动都有，本身就是一部中国文化史。初中时曾经很不喜欢文言文的课文，觉得行文艰涩难懂。当时老师还特别喜欢迫我们背默这些文言文课文，我常常不合格要重默。后来我才发现我得感谢老师，这些横跨两千年的课文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现在就好像是放在我口袋中一样可以随时拿出来用，实是幸运无比。在我学会「人文关怀」这四个字前，「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早已朗朗上口。还记得数年前下定决心退掉本来的全职工作，那天从上司的办公室走回自己的办公室路上，我还不自觉地哼起「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中国语文课也成为初中生的我的政治学和哲学入门。 《齐桓晋文之事章》的「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让我第一次思考政权和人民的关系；《论四端》的「无恻隐之心，非人也」让我第一次思考人和社会的关系；《大同篇》的「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又让我第一次思考市场以外的经济模式。当然，这些初中时代的启蒙在今天看来都是有选择性的，向我提供的是一个有限的世界观，最起码英文科就没有要我们背默林肯的《盖兹堡演说》。但仅仅作为一个思考的开端，我想还是很有意义的。

然而随着年纪越大，对从前书本中和课堂上所得的中华文化，欣赏与批判同样增加。从前尚有大学预科的时期，还设有中国语文及文化科，所选的篇章现在看来其一同样是明显带有选择性，其二是恐怕被许多老师所错误解读。例如殷海光的《人生的意义》，我就多次听过当中「人生的四个层次」被理解为「年轻人不要好高骛远，要先解决生活问题才去谈理想」。后来到我当老师了，带学生去台北的殷海光故居参观，馆长很热情的和我说有很多香港人来访，他猜想和《人生的意义》在香港被用作中学课文有关。接着，他说文章其实是殷海光最后一次公开演讲的讲稿。当时台湾处于白色恐怖时期，殷海光被国民党打压，这次政治大学的演讲本来是去不了的，主办方拿了他的本名殷福生来上报才悄悄通过审查。我想，如果所有香港老师都能以此时代背景出发，学生对这篇文章的理解会变得很不一样。

要说到误读，最有问题的还是中国历史科。我从初一到初三都有必修的中国历史，每周两节，从三皇五帝说到改革开放。近年学界对主流中国历史论述的批评，这个中国历史科基本上都犯上。例如历史都是帝王史，完全成王败寇，多谈领导少谈制度，老百姓的生活基本上看不到。历史人物的评价来来去去都是同一堆主观的四字成语，最常见的就是「刚愎自用」，但却甚少有进一步的解释。所谓的治乱兴衰基本上是紧抱中原大一统视角，领土广阔的朝代的成就会被拔高，其他时代就会被视之为「国土分裂」的例外状态，这些时期的文化或科学发展都会被忽视。现在想起来，这套由中国历史科灌输的历史观恐怕甚有「洗脑」之嫌。

九十年代初香港的中国历史科并不介意谈中国近代史，不过有很多细节都没有展开。例如我很记得课本中有《飞夺泸定桥》的油画，当时看得我热血沸腾，后来才知道这段战斗的史实考究存有不少争议。当时的教科书也很愿意讲共产中国的问题，例如三面红旗和大饥荒等。现在想来我什至有点怀疑当时我读的那本教科书有点亲台，例如会说到国民政府迁台后的发展，好像是三七五减租和十大建设，但印象中却没有提过白色恐怖和党外运动。

我们还是说回古典中国。其实我当时对书本中的美好图像已有一些怀疑，毕竟中国历史有很多片段都和古圣贤的理想国度相距甚远，也有不少故事今天看起来是明显存有时代背景的差距，解读时理应保持距离。我还记得当初读到「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时候，第一印象是觉得很恐怖。

对于还是中学生的我，即使脑海中浮现过半点的怀疑，固然没有继续深究，最重要还是考试过关。到了今天在大学课堂中谈到香港的教育制度，翻查相关的学术研究，才知道整个设计背后的政治计算。早于一九二零年代的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港英政府已意识到中国大陆的政治斗争很容易延伸到香港。二次大战后，这问题随国共在港的地下组织工作变得更为迫切，双十暴动和六七暴动都挑战到港英政府的管治。当时香港人很多都是从中国大陆逃亡而来，要香港人不理会中国是不可能的，港英政府的对策是在香港人心目中建立一个超越国共之争的理想中国，让香港人对于意识形态之争变得不屑一顾。刚好国共内战让香港迎来一批南来文人，他们同样希望在处于共产中国外的香港重建中华文化的教育。香港中学教育中的古典中国，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成型。

教育制度带有管治功能，特别是在一个专制社会中带有制造顺民的功能，自古以来世界各地的例子数之不尽，港英管治下的香港并非特例。中国大陆在八九民运后大搞爱国主义教育，后面还不是为了稳固共产党的江山。不过在很特定的情况下，本来的维稳设计也可以变成鼓励求变的火种。对我来说，我的中学生活刚好夹在八九民运和九七特区成立这两个时间点之间，我的中学老师不少都抱着强烈忧患意识来和我们谈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他们把知识份子应该关心社会的追求从孔孟到范仲淹到梁启超到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学生，一脉相承地投射到我们这些末代殖民地中学生的身上。古典中国所代表的理想中国，很大程度上是相对于现实中那个在苦难中的浮沉的近代中国而存在，对理想的追求于是变成了批判不公义的动力。

或者是基于这种强调「还可以更好」的世界观，到今天我对很多事物的理解会和中国大陆的主流说法不一。在中国大陆，讨论社会议题时往往会走向「唯结果论」，例如只要指出美国也不能解决某些问题，便仿佛不用再追究中国在相同事情上是否有所不足，又或可跳到「民主不见得更好」的结论。可能是因为相信永远还有一个更完美的境界，我和很多香港人都会追问一些应然的问题，也就是除了结果之外，我们还会问过程是否公正，责任有否被追究，记忆能否被守护等等。我们的参照对象不是过去（比文革好），不会满足于现状（高铁好棒），也不会问外国如何（疯狂的特朗普）；不要这么看轻自己，我们的目标是更完美的理想境界。

得说明，这儿说的是九十年代的香港。今天香港中学生读古典中国，所得所感和当时的我应该完全不一样。我什至怀疑我可能是最后一代还对古典中国存有幻想的香港人，毕竟在我之后的中学生都是在特区成立之后才毕业，中国对他们的成长过程来说是一个眼前的现实，古典中国所能提供的想像空间已经越来越乏力。我们这代香港人就好像电影《男人四十》当中的那位林耀国老师一样，谂了一辈子的李白、杜甫、苏东坡，到了三峡大坝完工注水的时候，才发现自己从来没有真的到过长江。

三、建设民主中国

对于一群在香港关心中国，同时追求普世价值的大学生来说，这问题却不得不问得再细致一点：到底我们是在通过普世价值追求中国强盛，还是在中国追寻普世价值？

在我的中学同学之间，没有几个人对中国政治感兴趣，大家最重视的还是考试、进大学。这不是说我们对中国的事情就完全没有想法或感受，一九九六年香港和台湾再次兴起民间保钓运动，我们一众同学就在中学校内办了个保钓运动的展览，我还带来《黄河大合唱》的光碟在会场循环播放。不过现在想起来，这活动其实很大程度上反映当时的香港时代氛围，我们对各种国家和民族的议题并没有想得很深入。

让我开始认真思考中国政治的起点，是电影《天安门》。它是一出关于八九民运的纪录片，一九九五年首映。当时的香港沉迷于邓小平南巡后到珠三角投资的机遇，很多人视中国大陆为冒险家乐园，每年到维园悼念六四镇压的人数也越来越少。 《天安门》只在一家位于湾仔专门播放非主流电影的戏院播放，虽然家中少谈政治，但在报上看到很多人谈论这出电影，我就一个人花一个小时的车程特别走到这家影院，想重新认识八九民运。

八九民运发生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学生，虽然印象模糊，但也记得当时的香港如何全城团结百万人支持北京学生。最记得的两个片段，其一是有一日下课后留在学校帮忙，晚间新闻时段时看到所有的老师都围着教员室的电视追看北京的最新消息，没有人说一句话；其二是有次美劳课老师想不到题目，让我们拿画纸自由创作，结果全班每一个小学生都在画坦克车。

到了高中，开始寻找自己的世界观，《天安门》成为了我的第一步。这出电影带来了很多争议，特别是关于柴玲的部分。后来有很多讨论和现场见证指出电影不完整之处，这儿无法逐一展开。但对于一名高中生来说，最印象深刻的却是片末韩东方的一句话。他把八九民运形容为「没有熟的果子」，吃了之后吐子痛；他说：「你说他应该不应该吃？你要说他不应该吃，他饿；你要说他应该吃，他吃的是个涩的，是不可以吃的一个东西。」

带着这些对中国民主化的疑问，我在大学参与了国事学会，并当上了我那一届的主席。国事学会是香港大专学界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源头来自七十年代的「火红年代」，不少大学生受文化大革命的感召到中国大陆考察，也因应这些考察团成立国事学会（有些叫国是学会），聚集关心中国前路的大学生一起「共商国是」。后来随四人帮的倒台，不少热血青年对中共梦想幻灭，加上面对九七前途问题，进而踏上支持中国民主的道路，学生运动也更强调支援香港本地的弱势社群。

我的大学的国事学会成立于一九八四年，可说是因应九七前途问题而存在。在我当主席的那一年间我们举搞了很多活动，分别办了两个去粤北和云南的交流团，搞了个关注国有企业改革的专题展，出版了各种刊物，还有很多很多次因应中国大陆的突发政治事件发表声明。那时候，我们都视「建设民主中国」为理所当然的目标，招募组织干事的海报是八九年「坦克人」的照片，下面写上「你如何面对这个挑战」。当天的战友，今天有的成了知名记者、传媒人，还有工会干事，都是一辈子的朋友。现在政治环境不同，本土主义兴起，国事学会这东西已变得不合时宜，听说很多大学的国事学会都已经解散。中国大陆流行说港英时代的殖民教育使得香港人没有爱国情怀，我的经历却是刚刚相反，香港年轻人对中国大陆的抗拒情绪其实是很近期的事情，港英时代与特区初年的大学生反而比现在的更关心中国大陆，更想作出贡献。

当时搞国事学会有个说法：「落庄才是一个国事人的开始」，意谓参与国事学会对个人成长的影响往往要到卸任后才浮现。毕竟在任的一年都忙于办活动，停下来思考的时间很少。到我卸任之后，发生了北约误炸塞尔维亚中国使馆事件，当时香港各大专院校的国事学会联合发动到美国驻港领事馆抗议。或者是因为想和中国大陆同时发生的民族主义爆发区分开，这次游行以「反战、爱和平」作为主题。不过当游行大队到达领事馆后，却遇上几位在港的塞尔维亚侨民。他们说他们反对北约行动已经超过一个月了，怎么你们现在才来啊？

我当场哑口无言。在中国大陆，爱国和渴望中国强大，基本上是被视为理所当然和无可质疑的。但对于一群在香港关心中国，同时追求普世价值的大学生来说，这问题却不得不问得再细致一点：到底我们是在通过普世价值追求中国强盛，还是在中国追寻普世价值？这两句话有很细微但重要的分别：普世价值是工具，还是目标本身？我们是中国人，还是首先是人？

四、农村与发展中的中国

你不事先调查就去捐款建水井，那个水井恐怕一定会建在村长门口，其他村民都用不上，两年后因为无人修养而报废。但如果你先开个水资源小组，让村内的人民主参与，那么大家觉得这口井是自己的，就会自发管理维护，人人持续可用。那时候我想，如果能在中国也这样搞，把民主和发展同时从基层开始做起，你说多好？

当年的国事人除了讨论中国问题，也很希望可实际参与。做不到直接支援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那么支持山区儿童的基础教育总可以吧？我们当时很简单的相信中国要改变，教育永远是第一步，就去办教育吧。于是我们便在大学办筹款活动，到粤北建小学。

那时候在香港筹款支持中国大陆赈灾或扶贫发展并不困难。回到一九九一年的华东水灾，香港各界只用了十天便筹了将近五亿港元。香港人对捐款中国大陆的质疑，是要到了二零零八年四川大地震之后的各种援建争议，特别是绵阳紫荆民族中学的迁建风波，以及见到和校舍倒塌相关的维权行动被官方打压后，才在社会中爆发。

扶贫发展和政治之间的纠缠，我们这班大学生在九十年代末已亲自体会到。捐款之前，总得先实地考察弄清楚当地情况。我们一方面见到官方重点支持的学校盖得美轮美奂，民间办学的则艰苦经营，深深感受到中国社会不忧寡而患不均。同行的协办团体又处处叫我们提防当地官员小心被骗，就算是白纸黑字的协议都不可相信，文件证书一律要看正本等等。

虽然如此，我们对于支援山区的热情还是很高涨，因为行程中遇到太多触动人心的小故事。记得有一次因为本来的行程已经排得很满，回去县城的路上已经入黑。我们的「面包车」在山路上忽然被截停，吓得我还以为有山贼，原来是附近有一条村的村长知道有香港的「扶贫队」来了，在路上等了我们一整天，想邀请我们过去看。我们说天都黑了我们还要赶路，于是他便硬把材料塞在我们手上，然后指向山中遥远的一点灯光，说他们的村就在那边，叫我们记住。我真的记住了，一直到今天。

这样的事情我后来还遇过好几次。有一年我们地理系的同学一起跟教授去黄土高原，从西安开车一直走到包头。不记得是在安塞还是东胜，我们在路边摊吃羊肉串喝啤酒，和老板聊得很快乐。那羊肉串还只要五毛钱一串，我们大把大把的点，我忘了我们最后吃了多少。又不记得是在榆林还是靖边，我们请旅馆中比我们年纪还要小的服务员小妹帮我们洗衣服，她们首先没有旅馆可以替客人洗衣服这个概念，洗完了还不肯收我们的钱，要我们把钞票硬塞到她们的手中。理性的那个我告诉自己，还不是因为这地方太贫穷了，连要贪也不懂得该如何贪。有句在路边见到的标语我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光缆没铜、偷了没用」；短短八个字，信息量实在是太巨大了。然而他们每一个人简单而善良的脸孔，使我到今天还是不能如香港某些网民一样把中国人和中共一同视为敌人。共产党的管治问题再多，他们都是无辜的啊。

大学毕业之后我去了美国，读了个和国际发展相关的硕士课程，同学来自五大洲，中国同学只有一个。当时学术界流行讲「后发展主义」，对传统的发展主义有很多批判，和流行说「 发展是硬道理」的中国相距很远。我每天听那些来自非洲或南美的同学分享他们的故事，对过去在中国见到的事情有了很多反思。发展离不开政治，而且是每一个层面都离不开。例如你不事先调查就去捐款建水井，那个水井恐怕一定会建在村长门口，其他村民都用不上，两年后因为无人修养而报废。但如果你先开个水资源小组，让村内的人民主参与，那么大家觉得这口井是自己的，就会自发管理维护，人人持续可用。那时候我想，如果能在中国也这样搞，把民主和发展同时从基层开始做起，你说多好？

人生很奇妙，硕士毕业后我去了读博，本来已没有再接触农村发展的事情；但一转眼十年，因缘际会我当上了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及公民参与主任，中国农村发展成为了我的工作之一。中大自创校以来就很强调人文关怀和社会参与，不过我当时的职位却是机缘巧合下出现的。当时的校长沈祖尧教授是一个很好心肠的人，在社会中筹了数千万元来推动学生多做义工回报社会，统筹的工作落在我的头上，一大批中国大陆的发展项目要由我负责监督。

在那数年间，因为要做好项目管理，我又再有机会到中国大陆的山区跑，不过角色从学生变成老师，而且同时带着一批学生。事隔十数年，中国的发展已不可同日而语，在深山也会见到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在河谷穿插。中国面对的问题已不再是绝对贫困，我拿着中大的衔头选择立项时也要更小心，做项目前期的需求分析时要更为仔细。

记得有次我们到了某西部省份，希望找个地方和当地的大学开展合作项目。我们一行人来到省城数小时车程外的一条农村，村官十分年轻，看起来应该是个响应当「大学生村官」的大学毕业生。我们和一些村里的代表聊情况，那位代表说得兴致勃勃，不过「大学生村官」的脸色却是一沉再沉— 他比较聪明，知道那位代表说得太多了。我们越听越发现这个地方不值得做项目点，最后也就很客气的道别离开。站在这位「大学生村官」的立场，如果这事情谈成了，香港的大学生和当地重点大学的学生一起在他的村里做项目，该算是很不错的政绩，现在却落空了。

我很记得这件事，但其实我没什么介怀。这位「大学生村官」当场感到不高兴是人之常情，整套「大学生村官」的制度本身在中国大陆也有不少争议。对我来说，让学生学懂需求评估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只要最后做好把关就行。会让我介怀的是那些我无法把关的时候。

在我当中大社会及公民参与主任期间，曾经接过一些我十分讨厌的任务。让香港的大学生到中国大陆的山区农村服务，政治上是一件很讨好的事情，有很多人会争着做。香港有些团体会向香港政府承包这种工作，在我看来是出于表达政治忠诚多于真的要服务社会。这些团体的负责人大多没有国际发展相关的学历或经验，对学生工作同样一无所知。那为什么他们可以承包这些工作呢？看看各负责人的背景，不是某某富商的儿子就是某某政协委员的女儿，原来这些团体的实际功能就是让这些富二代、红三代刷履历。你要刷履历没所谓，但可以找个伤害少一点的方法吗？为了方便邀功，他们总爱搞一些每次数百人一起大合照出发，每次逗留不到一星期的所谓山区服务团，为当地带来的麻烦恐怕比好处还要多。我最后离开了大学的这个职位，和那时候经常要被迫笑着和这些人吃饭应酬，不无关系。

五、离散中国

唐人街好像是一个凝固的时空：一批人在某一个时间点来到一个地方，以他们的记忆重建了一个移民社区；但是他们原来来自的地方则继续改变，于是这个新的社区反过来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标本。

离散社群这说法是我读博时才学会的。这说法比较学术，平常的说法是海外华人；如果要强调和中国的关系，就会说「华侨」，甚至是「侨胞」。到我学会了离散社群这说法后，却发现这样说要好太多了：它既强调和中国的关系如何塑造移民社群的身份，却不至于中国本位；它能够和其他的移民研究例如犹太或非洲离散社群相连结，让我可以比较放平常心的看态华人移民社群中的各种奇谬。最后还有一个很主观的原因：我很喜欢它的沧桑感。

在我赴美留学之前，对移居海外的想法其实有点简单甚至幼稚：总有点点觉得这班人是「叛徒」。这想法应该沿于小学的时候刚好经历了香港八十年代末的移民潮，当时候同班同学四十多人，到毕业的时候只剩下不到三十人，本来挤迫的教室变得有点空荡荡。后来班主任也移民走了，去了加拿大一个叫雷霆湾的地方。我打开地图一看，很担心老师为何会跑到这个我当时想像中是鸟不下蛋的地方。可能我年纪太小，家中又少谈政治，不太理解当时社会中弥漫的九七恐慌，只觉得如果未来的香港真的如此可怕，为什么不留下来团结面对呢？

当时香港还流行一套叫《寻找他乡的故事》的电视纪录片，专门采访世界各地的华人移民故事，而且去的地方都特别小众，例如马达加斯加和多明尼加。记得摄制队有一集跑到一座位于智利和秘鲁边境的小镇，受访者的生活十分困苦。我当时觉得他挺可怜的，也淡淡地意识到「去或留」的重量。

到我赴美留学后，才真的有机会切身处地思考什么是移民和移民社区。很多到海外留学的人都有过类似经历：从前不会特别想自己是谁，在外国成为「少数族裔」后才忽然发现身份认同是个问题。有些人甚至会因此觉得自己有责任处处为「祖国」辩护，明明出国了但思想和视野却反过来变得更狭窄，甚至处处防犯自己被「反向洗脑」。我所经历的虽然没有那么严重，但也要在美国生活了很久才能放得开。

其中一个重要的调整方式是和在美国留得更久，在美国社会中打滚得更深的朋友一同生活。有段时间我在纽约居住，纽约本身有数十万华人，自成不止一个社区。在这儿和来自香港的朋友一起，移居海外从一个概念成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体验，很多过去无谓的想法就会掉去。例如「中国人」和「华人」这两个概念，终于可以分得清；华裔美国人不自称为中国人，天公地道。至于所谓「叛徒」的想法，如果把你放在一九四九年的成都，手上有一张去台湾的机票，你够胆说你真的不走？如是者，又有谁可以确定今天和一九四九年真有分别？

因为这段时光，唐人街成为我的一个研究兴趣，还曾经在美国地理学者年会发表过一篇比较美国各城市唐人街人口数据的研究。而我在纽约的朋友，也无可避免地成为了我的教材。每当我在课堂中提到移民的多重身份认同，都会说到有位朋友白天在大企业当工程师，和来自各族裔的同事一起上班；但下班后他会回到他自己在唐人街投资经营的酒吧，和客人一起唱最新从网上下载的广东歌。你说他是有还是没有融入美国社会？这根本是问错问题。

唐人街很有趣，因为它同时代表了最多的变与不变。有时我觉得唐人街好像是一个凝固的时空：一批人在某一个时间点来到一个地方，以他们的记忆重建了一个移民社区；但是他们原来来自的地方则继续改变，于是这个新的社区反过来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标本。例如我会坚持全世界最好吃的铁板餐是我在加州屋仑华埠的一家茶餐厅吃到的，理由是当时店内在播放Beyond的《灰色轨迹》，那是我成长的香港。

又话说有一次工作关系，我到访非洲国家马拉维的布兰岱市，见到旅馆附近有间「香港大酒家」，我当然去了光顾。这家唐餐馆的招牌菜是我这个香港人从来没有喝过的「香港汤」，而且相当难喝。结帐时我和老板娘用粤语打招呼，吓得她失魂落魄，说很多年没有遇过香港人。离开时看见墙上有幅好像是维多利亚港夜景的油画，但建筑物和真实的维多利亚港却不一样，想必是店主想像出来现在香港的样子。

我这个对离散中国的迷恋把我带到很多奇怪的地方：在马六甲吃娘惹菜是入门级，在新奥尔良寻找已经不再运作的「安良工商会」是进阶版，最过分的是到利马的「中国国民党驻秘鲁总支部」拍照留念。说到秘鲁，利马的唐人街倒是很有代表性。一百年前的华人流离失所，有的被「卖猪仔」到亚马逊森林打工，南美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唐人街。过后数十年，这些唐人街逐一凋零。来到二十一世纪，中国企业带着国家资本进军全世界，这次来亚马逊森林的目的变成开采天然资源，于是这儿的唐人街又重新兴旺起来。

这些改变，也在打破传统唐人街的政治平衡。在我的唐人街观察当中，其中一个要点是入口的牌匾写的是什么。例如波士顿唐人街的牌匾对外是「天下为公」，对内是「礼义廉耻」，旁边刻上中华民国赠；华盛顿市唐人街的牌匾则只有「中国城」三个字，旁边刻上「北京市长陈希同」。看这些细节，已可略知当地的政治形势。

像是波士顿这种唐人街，居民（更重要的应该是业主们）很多都是国共内战或以前已从中国大陆移居海外，普遍是中华民国的支持者，说不定祖上还捐过款给孙中山搞革命。对于中国大陆来说，通过各种方法统战这些「侨胞」是国际战略的一部分，中华公所挂的是青天白日还是五星红旗成为头等大事。这场战役到目前似乎是北京那边比较成功，其一是台湾多次政党轮替后中华民国这块招牌可提供的凭借已经改变，其二是北京的银弹攻势可以很有效的收买关系，如果不行就由新的中国大陆企业家在城外买房买地直接弄一个新唐人街出来。

这些政治上的改变，我总感到有点可惜。历史上，中国人飘洋过海之后，不少都通过思想解放而成为变革力量；赴日的有鲁迅，赴美的有胡适。今天的中国经历了四十年的急速发展，很多人误以为外国已没有事情值得学习，就算要学习也只不过是一些技艺上的东西，反而觉得应该全世界向中国社会学习才对。只要退后半步想想，任何一个社会总会有继续进步的空间，都有需要学习别人的时候；中国人到了外国却拒绝打开心窗，形成所谓的「自带墙」，其实十分可怕，也浪费了重要的学习机会。

回到我在明州读博的时候，同屋有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有天他忽然走来问我：「你反对法轮功吗？」我还未反应过来，他便说这一届的中国留学生联会「有法轮功参选」，叫我一起去会员大会把他们赶走。我说先不讲立场问题，我根本不是会员；他说不要管，反正去了再说。到会场后，发现有上百人在互相对骂。原来有很多人和我一样也不是会员，但他们接受不了他们认为的法轮功学员参选，要阻止会议进行。我出来尝试调停，说现在众怒难息，不如暂时休会，重新登记投票资格，把程序理顺才再决定好吗？可惜在场的人不管那么多，说现在就要立即表决，在场的都可以投票，直接把他们不喜欢的候选人赶走。我很记得这件事，因为这次争议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给大家一起学习什么叫民主程序，但在场的人却不管这个。这也难怪，他们在中国大陆可能也没见过选票是什么样子，跟他们说民主和多数人的暴政之间的分别，以及制度恒常性对民主巩固的重要，似乎有点复杂。毕竟谁当权才是最重要的，如何建立长远和稳妥的规则似乎并非要点。人们离开了中国，又很难真正离开中国。

六、体制中国

从我遇到的官僚或前官僚身上，我感受到在中国大陆的官场中，权力是一种不能停下来的个人实践。

中国政治当然也讲制度，只是方式和民主社会不太一样。在一个民主社会，权力要服从于制度，即使想改变制度也要按民主的方式提出、辩论，和决定；在中国大陆，制度却是权力的工具和体现，制度本身不是最高，可按当权者的需要随时废立。我不是说这些制度本身不重要，制度一旦被建立起来后还是会有后果的；只是在一个专制的政权下，这些制度的实行和修正的规则没有那么清晰。

我反对专制，常常批评中国政府，但其实我认识过不少在中国政府办事的好人，他们都很努力在他们的岗位做好被委派的工作，为人民服务。他们也很了解中国在很多方面的发展仍然和发达国家有距离，很少会重复网上流行的一些浮躁言词。而每当有机会和他们谈得比较深入，特别是工作中的细节时，总会隐隐听到一些对体制的埋怨，认为有某些制度上的安排让他们的工作无办法做得更好。再谈下去，你会听到他们对于一些关于权力的结构性问题都有自己的想法，只是到了这儿他们一般都不会愿意继续分享。他们很明白，再说下去可能就会有麻烦了。

我和体制中国最接近的时间，是我在上海做博士论文调研的时候。我的题目和中国当代城市发展有关，在上海一所重点大学待了几个月，并且四出访问不同政府部门。后来常常有人问我这个研究是如何做的，特别是为什么那些政府官员会愿意跟我谈。我的经验是其实他们都有很多工作上的苦水想吐，难得受访而且知道写出来的不会是官样文章，通常十分高兴。当然可以说什么或不可以说什么，他们还是十分有分寸的。

接触政府机构给我的最大感受，是权力、权力，和权力。我曾经访问过一个单位，办公室就设在人民公园旁的上海市人民政府。这儿要说的不是我访问到的那些官员，而是门口站岗的那两个门卫。这大楼看起来门高狗大，站岗的门卫却恐怕是我在中国大陆遇过最为诚恳有礼和服务周到的两位。平常我在中国大陆政府部门办事的经验都是很糟糕的，接待处的人员觉得自己手上有半点权力，已经可以十分目中无人。然而这两位上海市人民政府大楼的门卫却十分有纪律，就连当日跟我一起去本身在中国大陆长大的研究助理也吓一跳。我猜想是因为这些门卫处于权力中心，每天被很多对双眼睛监视，所以不得不做好表率。

那两位门卫算是例外，因为他们没有表现出我平常在中国大陆无时无刻感受到的「权力差序格局」。记得有次在华南某重点大学，因为某些原因要到校务处一敞，由一位本科的同学带路。刚走进办公室，坐在门口的那位秘书立即很不客气地用责骂的语气质问那位为我带路的同学来干什么；到他说明后面的我是香港某大学的代表时，这位秘书的态度却一百八十度反过来，变得恭敬无比。这一幕我看在眼里，其实觉得好呕心。人际交往一定要先弄清楚双方的差序关系才可开始，对我来说实在有点不习惯。在香港，如果你要到政府或公营部门办事，不管你贫穷或富有，办事人员对你的态度不会有分别；不用托什么关系，托了也不会有用。我不是说香港政府办事完全公正，它不公正的地方有很多很多，只是这个不公正起码不会在一个服务台让你这样赤裸裸的感受得到。

回到我在上海做调研的时间，我从我的访问对象中总结出三种对体制及权力的态度。第一种是比较接近权力核心的人，他们会反覆和我说他们的工作「有赖领导支持」。起初我以为这只是句客套说话，或者只是平时官样文章的习惯解释，深入调研后才发现他们原来绝对认真。要做好工作，资源是其一，而没有领导支持就没有资源；但更重要的是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毕竟没有任何工作是单一个部门可以独自完成，一定要其他部门的合作。这时候谁的领导份量够，又愿意出手罩着你，就成为你成败的关键。

第二种人刚刚相反，他们会说他们的工作「有赖领导忽视」。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是在一个本身就很少人关注的政府单位，他们的办公室也不在政府大楼，而在某个开发区当中一座很不起眼的楼房的某个角落。那位官员说，领导的不重视对他们很重要，因为这样他们才可以安静的做实事。如果领导太关注他们的话，恐怕一天到晚会忙于做面子工程，实事做不了。什么是面子工程？什么是实事？在中国大陆最常见的划分，前者就是开展新项目，最好是盖个新的工程，因为有剪彩仪式的照片可拍；后者就是维护本来已有的项目，例如数据输入和更新之类吃力不讨好，做得妥当没有人会感激，但做不好却会把原来的投入前功尽废的事情。会出现这个情况，当然是因为体制上有巨大诱因；当升迁的基础就是那些看得见的政绩工程，追寻权力的人会如何回应可想而知。

第三种人是本来在体制内工作，后来脱离体制出去经商的人。这种人最活泼，说话滔滔不绝，很愿意分享他们认为现存制度的各种问题。现今中国大陆虽然理论上已经不是计划经济，但政府仍然远远是最重要的供应者和采购者。这些从体制内出来的人，就利用他们在体制内的人脉关系，成为商业社会和政府之间的桥梁。或者正正因此，他们对各种体制内不合理或过时的做法最为清楚，也有最多不满。但不满归不满，他们也很清楚他们的角色建基于和政府保持良好关系之上，不会真的公开批评。

这数个月的博士论文调研，让我对中国政治加深了不少认识。外间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批评或赞扬，很多时候都十分空泛，满满一大堆的形容词，抽象得如入五里迷雾。但政治制度要体现在官僚体制的运作中，那些高大空的政治论述也要通过日常官僚体制的实践才有意义。对此，我有三点从官场逻辑伸延到政治制度的观察。

第一，从我遇到的官僚或前官僚身上，我感受到在中国大陆的官场中，权力是一种不能停下来的个人实践。刚才说的三种人看起来虽然不同，但面对的官场逻辑一样，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我看不到人们按稳定的规则各施其职，我看到的是许多人在不停的追逐权力；因为没有权力就不能做事，而不能做事就会失去权力，恶性循环、成王败寇。在这样的条件下，权力是没可能存而不用的；有权就要用，更要用尽，而且是即时用，否则就会失去，然后就睡得不安稳。有权不用，是和自己过不去。我怀疑这是近年中港矛盾当中最核心的问题。对于很多香港人来说，权力和人是分开的，权力存于稳定的制度中，制度说有多少就多少，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一切后果可预测；所以，即使有权也可以不用尽，形式上的权力可停留于形式，毕竟权力存而不用并不会影响其权威。中港的政治关系，北京处处有权用尽，香港强调制度稳定，碰撞是必然结果。推而广之，我什至有点怀疑外交部记者会那种自以为要咄咄逼人才算是「有底气」的幼稚做法，后面来自同一套权力观念的潜移默化。

第二，中国大陆之所以出现上述的权力观，是因为中国官场的权力由上而下。由于权力都是由上级授予，因此保障权力的唯一方法就是争取更多的权力。我不是说在一个民主的社会就没有权力斗争，民主社会当然也会有，只是过程相对规范和公开；也正正是因此，所以不至于那么成王败寇。输了一场选举，那就下次卷土重来，起码不用担心下台后随即被发送边疆甚至招来杀身之祸。在这样的环境下，个人通过有权用尽来确立自身地位的需求会减低，权力就可以藏于制度而非藏于人，当权者也不用那么多焦虑，觉得总要「把反对力量扼杀于萌芽状态」，结果不必要地自制矛盾。

第三，权力可以藏于制度而非藏于人，人才有可能平等共处。对于中国大陆那种我很抗拒的「权力差序格局」，我久经反覆思量，发觉它既是中国现存政治制度的基础，也是它无可避免的结果。在一个权力为制度服务的社会，谁比谁高半级不是那么重要，反正到最后制度才是最大的；在一个制度为权力服务的社会，谁比谁高半级就变得至关重要，因为高半级就已可代表在有需要时跳过制度，甚至改写制度，把对手弄得永不翻身。

要打破「权力差序格局」，先得让靠近权力的人永远保持战战兢兢。方法其实不难，就好像上面提到的那两个门卫，不停受到各方监督就可以。把这个监督制度化起来，就叫作民主。

七、中产中国

香港过去十数年经济转型所经历的各种阵痛，是否即将要在中国大陆以困难百倍的方式发生？香港犯过的错误，中国大陆可否少犯一点？很可惜，我很难在中国大陆提出这些问题。

抱歉除了「中产」一词外，我实在想不到一个更好的形容词来说明我在中国大陆见识过在近十数年累积到一定财富的人。 「中产」这个词很误导，因为这些人在中国大陆其实算是蛮高收入的了，所谓「中产」指的是一种比较充裕、可以追求品质或符号价值的生活模式。

前面说过，我过去经历过的中国都是相对贫穷或者正在发展过程当中的。即使我在上海做博士论文调研的期间，也是住在杨浦区的工人新村，居住条件十分基本，吃饭从来不会用多于十块钱，没有感受到魔都的繁华。到后来因为家庭关系有机会接触到中国大陆比较富裕的一面时，确实感到有点不适应的。

我太太是上海人，不过我们不是在上海认识，而是她来到香港后才认识的。我们婚后有时会回上海，不免也会参加一些同学和亲友聚会。对于她那一代人来说，能在重点中学和大学毕业，经过十多年的光景，现在普遍已成为社会中比较有地位的一批人了。和太太的旧同学和亲友交往，让我看到另一个中国：一个忽然变得相对富裕的中国。

得先说明，我对他们的印象都很好，他们待我都十分友善。我感到的不适应也绝对不是出于所谓的「从前香港人都看不起中国大陆，现在中国大陆赶上来了香港人就不习惯」。我知道这个观点在中国大陆很流行，但这绝对不是我的意思。

我猜我不适应的理由，主要来自于中国大陆本身贫穷和富裕的巨大差距：在中国大陆不同地方跑，有时前一天还在某一线城市的城中村跟进学生早前筹募的数千元捐款有没有落实到相关项目，第二天已身在上海高档餐馆的私人包厢内互相敬酒。看着餐桌上满满吃不完的菜肴，难免会感到有点超现实。

香港也有很严重的贫富差距，但它基本上相对隐藏，不易在日常人际关系中看到，甚至可以说很多香港人会刻意在日常生活中淡化贫富差距的呈现，但我在中国大陆却看不到社会对此有明显的节制。举个例，在香港无论是新年红包或是结婚贺礼都有「公价」：新年红包是二十元一封，结婚贺礼视乎宴客地点则是八百到一千多元不等。除非你本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或者你和对方特别的熟稔，你是不会超过这些约定俗成的「公价」，否则会让人感到奇怪。但在中国大陆却似乎没有这样的避讳，反而要处处小心经营「你给了我多少、我下次要回赠多少」的人情债。每次我随太太到上海过新年，见到她封红包的银码都会感到不可思议。在这样的一个社会，贫富差距会变得很赤裸裸。

我不是要怪罪任何人，谁都有权过自己喜欢的生活。我疑惑的是当一个社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距时，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可以想像，由于财富是在很短时间之内累积起来，而社会中的贫富差距又十分明显，先富起来的一群人对捍卫自身的社会地位会显得特别紧张。当中最明显的莫过于在对子女的投资：由怀胎十月便要开始打算，中小学当然要读名校，暑假外国游学各种兴趣班也是省不得，一直安排到长大后如何出国留学还有结婚买房。在这场人生竞赛（或者该说是拼爹拼妈竞赛）当中，我看到的是整个社会的无比忧虑，既不想孩子落后又害怕孩子压力太大。我猜想如果这个社会是相对平稳，上层和下层的差距不是那么明显，即使最底层也有充裕的保障……那么这场人生竞赛中无论父母或子女的压力都不会那么大。

由此关连出的另一问题，是成功指标、路径和解释的单一化。如果一个社会是相对平等的，那么不管你做什么，只要做得特别出色，也可以被视之为成功的；但当一个社会的内部差距很大，就很容易把个别能赚钱的出路理解为最合理的选择，其他的都是歧途。而按被认可的成功路径走到社会上层的人，也会很容易的相信自己的成功完全是出于自身的努力，忽视社会大环境等结构性的因素— 我这样辛苦也熬过来了，你做不到一定是你不够努力。

这些问题，我从一个香港人的角度来看一点儿也不陌生，因为香港在此问题可能只是比中国大陆走得快十到二十年而已。有些社会问题很明显是经济单向急速发展所有来的，香港过去也出现过。如是者，香港过去十数年经济转型所经历的各种阵痛，是否即将要在中国大陆以困难百倍的方式发生？香港犯过的错误，中国大陆可否少犯一点？很可惜，我发现我很难在中国大陆提出这些问题。毕竟发展阶段太不一样了，很多人还沉醉于美好的盛世图画当中，当权者为保护自己当然也愿意为盲目乐观的自我吹捧推波助澜，思考的机会就此错失。

回到某次和一群中国大陆的中产才俊吃饭，不知为何提到香港的经济状况，其中有一位很自豪的说「现在香港的办公室都十室九空，经济都是靠中国大陆的资金撑起来的」。这些假新闻我在网上见过很多，亲耳听到当然还是有点难受：为发言者活在中国官媒制造的谎言泡沫中感到难受。我当时很想告诉他所谓的十室九空不是事实，调查显示香港的甲级写字楼有严重短缺；而中国大陆资金涌港买房其实是为了走资，反映的说白了是中国大陆本身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但为免这顿饭吃不下去，这些话我都没有说，傻笑一下算了。

最后得注明我只敢把我认识的这个圈子称之为中产中国。我认识的圈子当中，条件再好的也只是工薪阶层，只是收入比一般人高，但不是企业老板。他们有车有房，说不定还有铺收租，但未至于在海外有多处房产，要做全球资产配置。那些更富有的人所属于的中国，恐怕又该分类为另一个中国了。

八、公民社会中国

我每次去北京工友之家都会被司机骂一顿，说在北京开车多年都没有听说过有这地方，结果都要反过来由我这个香港人带路。

九十年代的香港人谈「建设民主中国」，或多或少有点浪漫主义的色彩，希望自己能在八九民运后「继承英烈志」。但除了每年在维园举行的烛光晚会外，具体能为中国民主做些什么，或这个未来的民主中国应该是什么模样，能说清的人恐怕不多。因此，随着近年本土主义兴起，维园晚会也成为了被攻击的对象，批评者认为活动已变得仪式化，严重脱离了香港和中国大陆的现实。

那么到底有没有香港人尝试直接贡献民主中国？当然有，陈健民教授就是最佳例子。陈健民因为二零一四年的占领运动而经常成为中国官媒的抹黑对象，但在此前他曾长年在中国大陆奔走，为推动公民社会尽心竭力。他创办的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接待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大陆的公民社会重要行动者，利用香港的独特位置推动国际交流和组织培训。我当中大公民与社会参与主任的时候，特别请大学安排把我们两个办公室放在隔壁以便共用资源。我们一起合办过不少项目，我也因此认识了一些中国大陆公民社会（安全一点的说法是公益圈）的朋友。

有段时间我每年冬天都会带中大的学生到北京大学交流，和北大讨论行程时我会指定要去探访我们在北京的合作伙伴：北京工友之家。这地方值得去，因为他们除了为民工提供各类支援外，还办了个「打工博物馆」，入面有各种展品介绍改革开放以来的民工辛酸，从孙志刚到黑砖窑都有介绍，还有展出富士康跳楼幸存者编织的拖鞋，可以让学生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的发展。不过我每次去这地方都会被司机骂一顿，说在北京开车多年都没有听说过有这地方，结果都要反过来由我这个香港人带路。没办法，这博物馆不可能开在市中心，只好设在东六环边上的一条民工村，平常人都不会过去。民工其实也是北京的一部分，成就了北京的建设，然而司机的反应却说明北京本地人对他们的关心恐怕十分有限。听说随北京对「低端人口」的扫荡，工友之家也曾经受迫迁威胁，现在仍然艰苦经营。

提到富士康，深圳富士康厂区距离罗湖只有十多公里，数年前我也带过香港大学的学生走访附近的社区，参观当地的民工服务机构。中国城市研究有所谓「进厂不进城」的说法，意谓在宿舍为主的工厂模式下，持农村户口的民工虽然进城了，却和城市人的生活割裂，许多社会问题也由此而起。民工服务机构本来可以帮助舒缓这些问题，但中国政府对相关的民间组织者却不太友善，反过把他们视为打压对象，轻则派出所约见谈话，重则人间蒸发大半年音信全无。就我听闻过珠三角的情况，近年来的打压可说是风声鹤唳，很多机构都要被迫关门。

我对中国公民社会的认识，让我对什么是暴力有很不一样的体会。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很容易的会说「反对一切暴力」，例如香港近大半年的示威就常常因为个别的暴力行为而受到批评，好像凡动用暴力必然是一件坏事。现实是中国没有一个地方没有暴力，共产党的江山不就是暴力打回来的吗？叫喊「反对一切暴力」的人却不见得连共产党也反对。很明显，评论暴力必须要同时看暴力的处境。

放在中国的公民社会，我看到国家的暴力第一没有民众授权（最起码没有一人一票选出来的人大代表在人民大会堂质询过公安部长），第二没有章程可循（哪有条款可以让人人间蒸发的，最起码也要让家属知道去向吧）。如果香港示威者动用暴力要受到批评，那么官方毫无法则的暴力恐怕更需要被大力批判。

中国公民社会面对的打压也对它本身带来很多扭曲。因为长期处于社会边缘位置，所以无论社会中的人才或资源都不会优先流进公益圈中。而对于愿意在高风险之下留下来的人，大家又不敢互相要求太多。于是乎，一些在正常商业机构不容许发生的个人或管理问题，在公益圈当中好像特别多，而且每一个都很容易被放大。类似的问题在香港的公民社会中也有学者讨论过，只是中国大陆公益圈面对打压更为直接，于是各种内部问题也更为严重，其他人见到自然更为不敢参与，形成恶性循环。

公民社会被打压，政治上的解释往往是这些小机构就是「颠覆政权」的苗头，说白了就是政权不容许存在于政权以外自我组织的生命力。我的看法是正正因为它们拥有自己的生命力，所以值得支持。回到「建设民主中国」的追求，最常遇到的批评就是说民主会把社会搞「乱」。世上确有些地方在民主化后出现各种问题，但认真的人不会因此一下子就全盘否定民主，而会问为什么有些地方的民主化相对成功，后面有什么条件。研究发现民主化比较成功的地方通常社会肌理相对成熟，大众平时习惯有组织地参与社会，而且懂得在过程中互相信任和尊重。当一个社会在民主化之前已经有很多由下而上自发组织的社会团体，哪怕可能只是读书会或者爬山队，也可帮助日后的民主巩固。就好像前面说过的那个中国留学生联会如果能认真的做好内部管治，已是一个培育民主的机会。如是者，建设民主中国就不代表要立即推翻政权，也不是要照搬外国的政治体制来到中国。我们可以先从基层开始，例如在环保、劳工、性别、文化……各方面做多一些组织工作，把中国的公民社会搞活，大家都从生活中实践平等参与，才会有条件讨论上层政治该如何走，也才能真正避免突变式的暴力革命。

结语：既然有多于一个中国

以上是我的八个中国。它们来自我的人生经历，既互相重叠，也相距天涯，但都深刻影响我对中国各种事物以及当前中港矛盾的理解。

因为我在香港长大，有许多个中国我是注定没有机会经历的；最起码，我没有经历过林荣基在囚室中面对的「警察中国」，也没有见识过在资本市场圈钱过亿的「暴富中国」。但我觉得这件事也可以反过来思考：正正因为我不是在中国大陆长大，所以我能有幸得到另一系列在中国大陆不能得到的中国经历，而我相信它们对理解中国同样重要。

近来我很有意识地要去多些中国大陆的不同地方，丰富我仍然十分有限的认识，这三年到过的省市有天津、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和云南。如果不是疫情的话，本来今年已经去了济南看大明湖和去了大连看旅顺港。但我也知道无论我如何再跑，我对中国的认识仍然是不足的。中国太大了，无论是谁也不可能说自己已经完整地认识中国的每一方面。如是者，不如还是回到文初的那句话：大家都来承认自己的认识是片面的。

这个起点很重要，因为当每一个人都愿认承认我们的理解永远有限，很多争执就可以随之而避免。当大家对中国有不同的理解时，可以接受我们只是摸到同一只大象的不同部位，不用非要把对方说服甚至打倒不可。如果有国外的人说了一些中国不太好的方面，也不用立即义愤填膺的指责对方「辱华」。记住，受质疑的不是所有中国人，而只是多元中国其中的某些面向；我们自身不都是被攻击的对象，没有需要抱着那些有问题的面向一起受损，在捆绑的中国想像下和世界越走越远。我们大可以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从容面对，也不用理会质疑是否出于恶意，说不定对方刚好看到一些我们平时忽略了的面向。我们可多关心求证的过程，不用见到结论不合意便去扣别人帽子。世界已足够危险，自制更多敌人没有好处。

只有当我们容许、正视甚至鼓励各种对中国的不同认识，才能从各种捆绑操作中释放出来，改变才能发生。 Matters的网友来自五湖四海，大家所亲历的「中国」，不论是历史的、现实的、书本里的、想象中的，一定都非常不同。因此，我呼吁大家一起书写你的多元中国。随着疫情下中国和世界的碰撞将会被各方扩大，以扩阔对中国的理解来拒绝捆绑更是刻不容缓。我在我的生命中找到八个中国，你可以从你的生活经验写下你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