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非虚构写作第一季发布会| 在黑暗中看见彼此：流行文化里的情感与创伤书写

香港在过去一年最重要的一项文化现象是一队叫MIRROR 的乐团粉丝。首奖得主赵云本身是资深供稿人，同时亦是镜粉。她作为镜粉，又同时以非常严谨的社会学方法和非虚构写作的方式，去尝试了解到底为什么在此时此刻此地的香港，会有这样狂热的流行文化社群粉丝现象，从未成为过偶像团体音乐爱好者的她，又是怎样入坑成为镜粉？她自己也是自己的观察对象之一。在这篇讲座记录中，作者赵云讲述在写作中怎样去捕捉这样的文化现象，中间又隐藏了大量的情感或创伤的密码，跟这个城市的命运息息相关。

讲者：赵云「在场」奖学金一等奖， 《在未知中同行：MIRROR歌迷的连结》作者

谭蕙芸独立记者，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阿果专栏作家，香港流行文化书写者

邓键一香港恒生大学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

• 赵云《在黑暗中看见彼此：流行文化里的情感与创伤书写》

他们是2021年初开始爆红，为什么会那么多人谈论呢？这与十年左右的「广东歌已死」背景有关，就是没有人再听广东歌。我觉得一个很好的故事可代表这时期，是我从访问听来的。受访者曾经问同学，「AGA有新歌了，你听过没有？」她的朋友问她：「这个年头你还在听AGA？」 她很惊讶地发现，原来香港人会看不起香港人听广东歌的。香港也跟亚洲其他地区一样，很喜欢韩流。所以很多人会说陈奕迅是香港最后一位巨星了。这个背景下，我们大概就了解为什么MIRROR 的出现是那么令人惊讶了。其实可以把他们列为大龄男团，他们在2018年出道时已经是19至30岁了，有一个成员今年已经34岁了，不像大陆时代少年团，都是十来岁而已，我们是在追一个中年男子的团。

如果你不喜欢MIRROR的话，在香港会活得蛮痛苦的，因为你走在街上，全部都是他们的广告，或一些粉丝的创作（应援）。你现在去铜锣湾，在最多人的百货公司外，360度看一下就能看到5个他们的广告。另外，这几天镜粉都很痛苦，因为7 月底他们会举办演唱会，但每人都在经历非常痛苦的4天的买票轮回。大家都很愤怒，经理人公司为什么让粉丝买票都那么困难。

我觉得我们不能孤立地看MIRROR，因为同时广东歌复兴的现象，我先不说那个《声生不息》的节目，我觉得要先去理解何谓复兴。因为过去十年我们最常说的是什么时候去日本或东京，樱花什么时候开。但最近大家会谈论你有没有看（音乐）颁奖典礼，那个歌手得奖时说了什么。我们过去讲流行文化经历的分众现象，你在全球的文化超市中，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每个人听的都不太一样，不知道对方在甚听什么。复兴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示是，大家听的音乐开始重叠，我们可以沟通了。

有很多人对MIRROR 现在为什么这么红有一些看法，有人说是时势造英雄，是香港的环境让他们红起来，不一定是他们个人的才能，我最后会说这个问题。但不能忽视的是，什么政治立场的人都会同意，我们传统的公民社会，在过去两年内崩溃了。包括反对派的议员，媒体，政党，工会，都没了。那然后呢？没有这些会不会有一些新的东西？

写流行文化，可以很容易，也很困难。容易的是因为每个人都会讲，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一些看法，这就是流行的本质。我举一些例子，一方面是比较负面的看法，「他们都是虚火，不能成就香港乐坛」。现在很多很明显的讲法就是「追星和听音乐就是逃避现实」，因为香港现在太痛苦了，所以人会选择逃避现实。也有「娱乐至死」，这是一本书的书名，但书的内容其实并不是大家所说的意思。很多人也会批评MIRROR技艺水平不足，要娱乐为什么不看BTS？ BTS跳唱都好得多，为什么要喜欢MIRROR？另外，追星这件事本身就有很多负面、污名化的标签，「你是不成熟，才会疯狂地沉迷。」最后一个是我上星期去一位MIRROR 成员的相片展览活动，听到一个男人说「这样跟在街上手拿着一个吹气公仔没分别。」就是说女粉丝在公开意淫这个男生。

另一方面，很多人都尝试分析MIRROR 的兴起是怎么样的。是本土意识吗？是香港人身份的失落吗？所以找一些东西去寄托吗？是因为疫情大家不能去旅行，不能飞去韩国看BTS吗？也有人说是因为看到他们的优点，就是他们很真诚，真诚到你会看到他们很多的缺点。粉丝会觉得是好事，也是看到他们的作品都蛮有想法的，就是跟以前的K歌不一样，会触及自己内心的黑暗面、世界和平、网络暴力。

我的问题是，以上的讲法对不对呢？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人的讲法都对，但当中忽略了一些细节，要看到全景靠近真相，就是要看到这些细节。

「为什么镜粉去追星」，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疑问。很多人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会研究粉丝跟偶像作品的关系，这是第一个面向。 。但我比较关心的是第二和第三个面向。我发现里面很多有趣的东西都是在偶像不在场的时候发生的，粉丝会一起聊天，一起跳偶像的舞，一起看偶像的电影，一起庆祝偶像的生日，虽然偶像并不会在当中，这就是粉丝之间网状的连结。因为科技，我们除了可以实体的相处以外，在网络上也会有很多交流，譬如每一个镜仔会跟粉丝有一个telegram group，每一个大概有2-3万人，每一秒都会有讯息，另外也有很多IG 的page，是粉丝创作的，交流的地方。

第三个面向，粉丝跟粉丝之间的网状连结，是在怎样的一个脉络之下产生呢？要阅读这个是有点难度的，因为讯息量实在太多了。当中表达了怎么样的感情呢？

看文化的话很多人习惯看文本，看生产的方式，还有猜想偶像和作品的原意是什么。但对我来说，我有兴趣的是当中的情感，情感是我们理解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但又很细微，我是想要在香港现时状态下看这个情感。现在看面书的话都没什么可看，因为大家都不再表达自己。一方面可能觉得有风险，另一方面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加上公民社会瓦解，现在社会是寸草不生。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从镜粉的连结看出什么无法言说的情感？

这就是我的问题意识。对我来说，问题意识明确的话，可能作品还没写好就成立了一半。

我是一个镜粉，又是研究者，我每天都在挣扎在两个角色中。我受过社会学的训练，我很习惯用这种视角去质疑自己的想法和行为。所以我一开始不明白为什么人会追星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是用社会学去想。我在当中有三个角度，第一个是第一身的角度，是由自己开始，如果我是这样想的，那其他人会怎么想的。我会是一个导游，带领你去进入我视角的花痴的世界，问为什么那么多人会花痴？这个好处是有一定程度的self-reflection （自省），从讲故事的角度会好看。

而且进入粉丝的身份当中，会比较容易去阅读空气，海量的资料到底在讲什么，特别是镜粉有那么多的资料。我要做focus group，有一次在我做完一次后，我的学术顾问Gary说幸好我在场，因为刚才他们谈的某一首歌的意义时，其实他没有听过那首歌，你应该要知道某程度的insider information才可以做这个研究。但不好的方面是我可能会比较主观，也会有很多情绪起伏。我平衡自己主观问题的方法是采用社会学的方法学。我举办符合学术规范的focus group ，接触了五十多个的镜粉，好处是有一定的严谨程度，可以平衡，但不好的是写学术报告会影响阅读故事的趣味。我不断地调和当中的角色，我觉得这是最难的部分。

Focus group有八组，是基于他们不同的身份组成。问题分为两组，一组是相同的，比如入坑的过程，挑两首他们最喜欢的广东歌，或看麦当劳广告的图片，因为麦当劳是中资企业，有些人会不喜欢。另外一组的问题会不一样，譬如在男生的一组，因为追男团大部分都是女生，我会问在公共地方展示他们的affection （情感）会不会害怕。 IG 或Facebook版主的问题则是，他们的追踪者有二万人以上的时候，怎样去monitor （维持）群组，调和当中的讨论。最有趣的是同一问题，他们的答案会有细微的差别，但大方向上没有什么差别，我也疑惑，这些人追星真的都跟社会变化有关吗？会不会只是单纯追帅哥，我会不断自我质问，是不是有取样偏差。每个人都会提到社会运动的创伤，跟他们追星的关系。他们说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年轻一点的一组，和大量阅读新闻的那一组，在受访十分钟之内就会提及这一点。他们比较直接，会说自己或朋友曾经参与社运，他们的忧郁也直接。但是在妈妈的一组就不同，因为她们通常是在新闻上看到社运画面令她们有创伤，亦会在访谈后期才会提及。新闻阅读量较低的一组也会提到创伤，但他们花更多时间说在追星的过程中怎样被人与人的互动治愈，有些不一样。

我最大的感觉是觉得他们很抑郁，不开心，另外我对他们那么容易就掏心掏肺去说出自己的感受感到惊讶。 focus group 的设计是把6个不认识的人放在一起，常理来说，你不会随便在陌生人前说很私密的感受，但他们很容易就说出来，有很多组别都会哭起来，这是很少见的，尤其是现在的香港，在陌生人面前不太敢分享有关运动的参与。

我们设定问题时特别小心，没有主动提起社会运动，但他们自己会提，这是我比较震撼的一点，他们那么愿意与其他镜粉分享这么私密的感受，他们会主动提及这一点令我更确定，流行文化、追星不是只用来逃避现实，所以我会说是盛载现实。

我听到最多的词语是「放弃」，我问及什么情况他们会脱坑，很少人说不会脱坑，只有少量会说自己是死忠粉，大部分人都有提及政治价值观的问题，特别是如果有一天MIRROR的基地搬离香港，譬如北上时，那他们的用词就会比较强烈，例如「你放弃我，我都会放弃你」。很容易会用到离弃、放弃、舍弃等词。另外一种是说如果MIRROR这样选择， 我会接受但不会再那么投入，所以他们的爱是有条件的。

另外很常被提及的是「真诚」，如果看镜粉赞赏MIRROR 的用词，最常出现的一定不是唱跳好，而是他们很真诚很善良。对个人生活和作品的真诚，有一些歌提到要挑战旧的权威，他们希望偶像要做到跟作品的意思相同，这是他们口中的真诚。所以MIRROR 不需要完美，镜粉是要跟镜仔一起走一条成长的路，特别是他们从真人show形式的选秀节目出道，节目中看到他们迟到，不合群， 大家都是由失败者开始。我的感受是，这些跟以前香港黄金时代重视的特点不一样。以前90年代很提倡「醒目仔」，以前不会赞赏周星驰很真诚的。

另外focus group 为什么有那么高度的信任呢？如果大家同样是镜粉，你会知道大家有共同点，这是社群很基本的东西。我的文章提及广东歌的共鸣，他们觉得好的广东歌都是励志，但励志是要承认现在是很不好的，人不一定可以成功，不一定能胜天。要承认创伤而不是一直觉得自己会赢，不是《红日》的那种情绪。可能会失望，当中的失望是夹杂着对distant future（遥远的未来）的希望，也许不能短期内解决问题，但我们可以陪伴大家。另外一部分是关于镜粉的线下连线，比如是偶像不在场的生日派对，他们很high，那种high是很享受当中的创造性，就像写作或画画一样，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是很小的事情，但满足蛮大。同时粉丝的社群亦会有很多限制，首先内部会有很多派系，会争吵。 12个人有12种不同的粉丝会互相攻击，即便是同一偶像的粉丝也会互相攻击，也有网络暴力的可能。

最后就是资本，资本下会允许怎样的创作和能动性呢？譬如说买不到演唱会票，是因为主办单位把一半的演唱会票分给老板，即是李泽楷的其他公司。要得到演唱会票，你得先买很贵的保险或宽频套餐。资本操作的因素是很重要的，亦因为这个演唱会背后的资本操作令很多镜粉在这两星期都说要脱坑。这不是他们唱歌好不好，而是因为老板很贪心导致。

这就是社群的雏型，有凝聚力，但能不能成为一种activism （倡议力量）呢？我是带有疑问的。

到挣扎部分，我每一分钟都在挣扎。知道我得到这个奖的时候是一月底，刚好那时香港有第五波疫情，采访不能做，MIRROR的公开活动也没有，想通宵排队追星都不行，我在4月21日第一次做focus group，在两三个星期就写出来了。

最大问题是我怎样去调和粉丝和研究者两个部分，粉丝会有自己的道德伦理，天职是去保护偶像。我有时会想怎样可以超越那些一开始提及关于MIRROR热潮的general statement（粗略的说法），譬如是逃避现实，我会搬一些概念化的学术理论出来，让自己在过程中不那么心虚。我下笔的时候又要把多少自己的故事放进去？这是很大量的情感劳动，这真的跟我在饭圈的经验是相关的。我文章有提及是，当中有一两个星期，我完全不想写，去西贡看海了，因为我在网上写MIRROR的文章，只是有两、三个比较负面评语，我就很沮丧，也感受到我在公共领域是不安全的。所以每一天都在不同的感情和角色之间中挣扎，现在我还不知道成果出来后的反应，但我有写出来就已经很好。

• 「在场」讨论：赵云& 谭蕙芸& 阿果& 邓键一（Gary）

谭蕙芸：跟粉丝研究者的心理压力有关，因为讨论普及文化的时候，所有人都有话语权, 他们觉得自己比你更了解。这是很惨的，我要为她说声公道的话，研究镜？ MIRROR？不会吧，大家对专题题目是期待一些很爆炸性的，要侦查的，因为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周润发，所以我很感同身受，因为周润发是香港所有人都知道的明星。所以我能够理解他要用理论来作保护的心态，必须要先说清楚这一点。

我看文章时一直有跟她交流，最打动我的是focus group的内容，看到人的力量，听了也觉得很感人。我觉得有几句说话很感动，有些会令人会心微笑，有些镜粉会一起承认偶像表现是差的，这个心理状态真的很奇怪。明明是镜粉，却会觉得他们品质没有很好，当中又有BTS粉丝和喜欢另类音乐的人转投镜，颇令人意外。我觉得focus group 是很重要的，能让大家看到当中细致的情感。

我有一点距离感。我不是他们的粉丝。这种距离感让我来到今天的讨论是舒服的，较为没有压力。

但是我觉得赵云是痛苦的，因为她爱，用她的情感来做很研究很惨的。我用周润发来研究很惨，因为我也喜欢周润发，要把自己的情感像种子一样剥开，拿自己来虐待。当研究者要落场，进入田野，要把自己的情感来玩弄，是很辛苦的。她写香港人的忧郁，我觉得关于忧郁，及以MIRROR作为心理治愈的细节很感人。

赵云：刚才Vivian说MIRROR作为一个resilience、 一个韧性的代表，我以为我未做研究之前已经知道的，但有了细节才更加真实。有一个比较深刻的是有一个女生，说运动之后她觉得什么都不可以做，连踏出她房间门口半步都不能。她每天都看着那扇窗，想着什么时候要跳下去，但MIRROR 令她有动力走出房间去找应援点打卡。这是她唯一跟这世界连结的方法。

谭蕙芸：我觉得是很夸张的，她已差不多要自杀了。我觉得大部分香港人还没到这个地步，但你可以想像，很多人是用镜仔去疗伤的。这个例子，镜是救了他一命，所有人都被打动。很多香港人是以取笑镜粉为乐的，觉得他们好像很白痴，全世界的粉都活在自己的圈子中，但圈外的人会觉得他们很不正常。不明白为什么要奉献自己的钱给资本家，被人剥削，粉是经常被人取笑的。看完文章后，感受到那种距离感，我们在香港生活也知道他们是用来疗伤的，但看到例子，就是focus group的价值，细节很细腻，你会被打动。

另外就是赵云说到，姜涛那首歌〈Masterclass〉关于年轻人被欺压的内容。因为我们这些不是建制的人看到镜仔会作出投射，这就是这篇文的核心，会想问到，在一个没有2019 的平行时空的香港，香港人还会那么喜欢MIRROR 吗？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2019年加疫情后，MIRROR就红了。他们作为后2019现象，或许是被观众overinterpret（过度诠释），但因为观众有情感需要，就找东西去作为投射对象。 MIRROR就像黑洞，吸了很多人的情感。所以我问赵云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究竟MIRROR粉丝有没有建制派？

2019之后以及疫情加上封关，又不能追BTS，MIRROR是ViuTV的产品，他们的急速窜红，反映到一些观众对ViuTV的支持，以及对TVB的反对情绪。我觉得有两者极端化了，这样要很小心地说，TVB仿佛代表了建制派，ViuTV 代表了对建制派有所挑战的价值观，MIRROR就在这个论述内。这种说法不等于事实，有一部份是一个想像，也许有某程度上事实的基础。

所以回归刚才的问题，我觉得或许MIRROR是有建制派镜粉的，但他们是沉默的。

阿果：上年2021年时，我和赵云在观塘吃饭。我见证到她刚刚说的2019后，我见证一个未进入镜粉之前的赵云，那时她说喜欢林宥嘉，然后很自豪地说不明白为什么人会喜欢MIRROR，她很自豪地说分不清这12个成员，我很记得那个画面。之后的事情就是历史了，亲眼看着她入坑，浸在那个情感里面。

之后那两个月，不只是赵云发生这样的事情，2021年上半年的时候，是有很多香港人一起有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在2019年后，大家一起进入这个状态呢？

我后来在赵云的书写中发现了一些遗忘的片段，为什么会喜欢那些歌，为什么这些歌会打动到他们。其实跟痛苦、抑郁和创伤是很有关系的。而2021年和2020年或2019年最大的分别是，2021年经历香港公民社会全面crack down（被打压）的过程，2021年年初，由1月5日开始，有大拘捕，公民社会开始崩溃，大家觉得香港很陌生，大家觉得痛苦，亦不知所措，于是开始听歌，从音乐取得力量，或从追星那里取得力量。

大环境的确是发生镜粉现象。这是一种现象盛载，所以对流行文化的书写是很重要的， 2021年的背景是很重要的。

昨晚我再看整个故事的时候，我很欣赏作者。刚刚提到的三个身份的拉扯是很难应付的，我认为饭圈文化有时很劣质，但大家倾向把其美好化，很像教会团契一样，是大家一齐分享同一个信念，但我看文章时却感到很释怀。上半部分讲好多爱，如何拿到情绪和创伤的力量，下部份则是十分血肉和真实，例如Telegram group对于应不应该讨论偶像之外的事情，或在争拗，或是政治上的东西，或是一些公共性的东西大家也有很多讨论。

或者再极端一点，说真诚，对于偶像的要求是真不真诚，但对于粉丝自己真不真诚呢？原来首歌不好听，有进步空间，粉丝都是说不出口的。如果有人提出，就要斩头的。那个逻辑和课金卖广告一样，只可以说正面的一面。那些血肉是真实的，是在报道里面看到的。

谭蕙芸：我要称赞文章最后的部份。是把饭圈负面的东西披露出来，这样粉丝才立体。最后他是想写究竟这种组织，有没有如学术界所说的，是社会中一个健康的抵抗的可能性呢？我感到其实作者做完是有点悲观的。

赵云：我觉得我不是悲观的。年初一场讲座中，澳门学者李展鹏说得很好，他说流行文化的力量就是如此，其他问题就交给其他力量处理。不要预期流行文化可以解决社会问题，或有什么subversion（颠覆力量），这是想太多了，可能会有的，但……

谭蕙芸：但我始终相信流行文化是人民的鸦片，我当年跟马杰伟研究，一个很classic的讨论就是说一直说流行文化跟资本结合，在资本社会中本身的subversion是小的，80至90年代流行文化带有麻醉性，尤其是在六七暴动之后，TVB就开台了，很多人就被吸纳了。也是有培养到许鞍华之类的，有没有社会性呢？是有的。可能年轻一代不知道，但70年代的TVB是活泼的，把欧美思潮带回香港，也会拍到有社会性的片集。这也是《狮子山下》这种电视作品的推出背景，但我论文中也有写到，当你一开始研究挑战或另类的时候，又会因为文化产品或明星变得太流行，而被co-opt （收编）成为建制的一部份， 周润发都有这个成份的，现在周的明星文本算保持得很好的，比起成龙或陈奕迅.....

周润发的光环仍在，他会在九龙城买鸡，他真的在路上跑，在DSE考试时在考生旁跑步再被记者拍下来，那种明星的市井气息完全是想像不到的，一个巨星还在香港的街上曝光，所以大家会继续觉得他是香港人，没有离弃香港。很坦白，明明他已经发达，但他仍会在九龙城买鸡，还会搭地铁巴士，有种庶民市井的味道。

我当时研究周润发，他都有co-option（被收编）的，以前代表邋遢市井小市民，或扮演不成功的黑社会， 到后来旅游发展局也找他拍广告，很幸运的是当时社会不政治化。在广告中，他在半岛酒店喝下午茶说英文。我访问了一些的士司机是会爆粗的，觉得周去荷里活发展很好，但我还是一个的士司机，坐在大排档。周的明星文本带有阶级性，由小市民成为荷里活巨星，欺压他原来较草根的过去。小市民对周这个很温和的批评，但是要透过很多focus group，仔细研究才能看到。

对于周的粉丝，可能有些人成为中产后会觉得没问题。我们刚刚在未开始前也在讨论点，镜之后的挑战很困难。创业很难，但守业很难，现在红了，会结合大量资本，卖广告卖到粉丝要一直掏钱，先不用说演唱会那里的问题，那是一个资本大量结合的结果，粉丝或会觉得难受的。

因为他们觉得把镜仔凑大，有种感觉是，公司没有钱推广他们，粉丝投入大量金钱卖广告，去捧红儿子。出钱出力去凑大个仔，最后那间公司再向粉丝收钱，成立一个官方的粉丝会要你加入，外人看是一种很资本剥削性的事件，但也不一定会有演唱会票给你。

未来的挑战就在于，如何可以红得来又属于人民呢？还是香港人的吗？不是有钱人才可以负担到，虽然很多粉丝很有钱，特别是某几个成员的粉丝，你会看到有些是特别有钱，当中亦会有竞争。

阿果：不过我没有Vivian那么悲观。我觉得赵云的报道有说到这部分的，镜粉会说他的爱是有condition（条件）的。当中似是一种角力。

谭蕙芸：人民鸦片本质是令你麻痹， 鸦片也有社会作用，在痛苦中令你可以继续盛载某种社会讯息，但批判性有多强就要看偶像的文本。比如是Serrini 的批判性会比较大，明哥的批判性又更大，他整个的star text （明星文本）都是subversive（颠覆原本意义） 的。

阿果：追星的新世代是多了很多subversion 的，比如柳应廷的fan club 其中一项应援活动，是将《离别的规矩》做了新的创作，丰富了层次，一方面去镇痛，另一方面好的粉丝文化是可再生产新的创作，是带有公共性意义的二创，可连结人的。但同时粉丝本质仍然是盲目维护偶像至千秋万代的，不是为了公共性。当中是鸦片和公共性的角力。

谭蕙芸：以前香港80至90年代的流行文化是很像鸦片的，尤其是67暴动之后，有TVB这些大众娱乐，令人忘记之前67暴动等问题。这些是有类似的pattern（模式），带你去一个fantasy（梦幻）的世界。

（问赵云）那你觉得fans 有没有意会到自己的能动性？

赵云：我觉得他们是很自觉自己有能动性的，我亦同意他们随意骂人都是一种能动性，我没有写下去但亦很重要的一点是，整个参与式文化是怎么运作的。粉丝不只是接收者，他们亦会诠释作品。

而他们的诠释是可以跟偶像（作者）完全脱离的，是二次创作，一直都会有很多fan fiction同人，就像《哈里波特》和《星球大战》的故事你不喜欢那个结尾你就自己写成你喜欢的模样，加上科技的进步，就变得更容易了。比较多的是fans 会在镜仔接受传媒访问的片段上再二次创作，比如focus 在两人牵手上再演绎关系，其实只是一种paratext和adapation的创造。另外一点就是他们知道自己「凑大左个仔」，在公司不愿意投放资源的时候，花大钱帮他买广告牌，我最记得一点是，上年（2021年）4月MIRROR有私追的问题，开始影响到他们的工作。姜涛就很有礼貌地出来跟粉丝说：「不好意思，你们影响到我们工作的进度，想见我可以去另一个场合。」我很记得当时有一个粉丝留言说： 「我可以捧红你，我亦可以踩低你。」

这也是能动性，很简单地，你不爱就不恨。你没有能动性你就不觉得你可以影响他。

你看他们创作和活动，组织力非常强，生日应援甚至想出免费请香港人坐电车。这样创意和组织力是很厉害的。在分享中，因为他们设计的应援小物是免费派发的，比如卡片、杯垫等，当然有人出售来赚钱牟利，但大概有一半是免费或只收回成本，只求分享。

饭圈当中当然有恶意，我是带着批判的态度，但我很享受这种张力。在我一直以来的阅读和写作习惯，我觉得最迷人的就是这种能动性，人类如何在各种限制下创造和突破。

饭圈的问题是人类的问题，当然饭圈有其自己的特质，比如资本或者是把情绪放大，但我觉得70%都是一些普遍的人类的问题，如小圈子、派系、公共讨论风气、猜疑、意见不合等。

谭蕙芸：我觉得香港现在是寸草不生的年代，MIRROR就是一条草，让香港人觉得有生命力——这是我的总结。 overall（总括）来说，我对这现象是positive 的。用饭圈的幌子让香港人做到现时公共参与做不到的事情。

阿果：现在这个时期写香港，像是只能写MIRROR等流行文化现象——这也是在写香港人。

谭蕙芸：我认同，有集体性又有公共性，想书写香港只能写MIRROR，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器皿去写香港人。

赵云： 这个研究我从来都没有说我写MIRROR，我是研究镜粉和香港人。

张洁平：先回应一开始的问题，有人问，作者如何回应差异反应，指的应该是参加者者吧？你在写作的时候，在意的是社会科学上的严谨性，还是只抓住当中最动人的文学的部分？当中怎样去平冲？

赵云：这也是我其中一个最大的挣扎，我是倾向前者的。我倾向比较忠实的去写他们的意见，我有刻意把不同的意见放进去，譬如有一句歌词很多人提及「大不了死，亦不会避」很多人是觉得跟香港社会有关的，但有一个妈妈因为儿子什么都害怕，她则用这句去鼓励儿子。另外，在我听他们分享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的分歧比我想像中少很多，一开始我有跟洁平分享，focus group 的内容没有让我惊喜的地方，我想听一些想像以外的想法，但大家的意见都是大同小异，就算用不同的细节或不同阶层的语言，初衷都是殊途同归的。我每一天都问Gary （学术顾问）「你不觉得我们每一天得到的东西都很重复吗？这没有问题吗？」

张洁平：我们来看听众的问题。看社会学论文理解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理论，又很贴地的理解镜粉的思路，你如何游走在这两者之间，如何调解？

赵云：其实没有调解到。我每一天都觉得自己写不下去了，我不断问编辑洁平和朋友，你不觉得我写的都是常识吗？洁平说不是，因为你参与很深所以才会这样觉得。第二是我心很虚，所以在找一堆理论，那一位几十年前的学者说过什么。最后我没有调解到，但我唯一的方法是回到诚实本身。因为有些写作者是天才，很有技巧可以补救，但我不是，那我只能够用诚实跟真诚打动别人。我知道这是个很拙劣的答案，但没办法。

张洁平：很真实也很好的答案，一个作品如果有野心有企图心，想把微观的人的故事，和宏观的社会去观照，或是用结构分析结合在一起的话，必然会有这样的张力和分裂的。最终作者能诚实面对自己是最好的，因为你要相信你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是调和物了。我们现在邀请Gary 邓键一博士，社会科学学者，是每天跟赵云粉丝大脑对撞的社会学方面的大脑。

Gary：首先要感谢赵云，因为要是不是她，我难以近距离去接触粉丝的世界。做focus group其中一个困难在于，你要懂他们的语言，要是不懂的话，是带领不到讨论的。但同时间，正因为我跟镜粉有某种距离，我的视角可以帮助赵云去分析。

我想补充少少感受，首先我觉得在我的研究生涯里，做镜粉的focus group是做得最辛苦。从来没有想像过，受访者一坐下就准备分享情绪。很多focus group 是很拘谨的，但镜粉的小组很快就会深入分享。他们刚刚自我介绍完就讲2019 或其他详细的事。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很信任对方。大家都只是第一次见面，下一秒就这么深入地说。我是很惊讶的。他们带着一种情绪而来，这种情绪有一种复杂性，因为香港社会很创伤，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感受到的，但是在小组讨论中，他们这种创伤仿佛不断召唤你，一种不断叫「快来了解我」的感觉。

首先我想补充关于「逃避现实」，逃避现实一词很负面，我做完focus group就思考，说人们逃避现实，也要看他们在逃避一个什么现实，及背后带着什么动机。从批判理论的角度看，人们逃避的现实可能是资本主义，可能是阶级压迫，一些人会认为逃避这些是不好的。但现在的状况是，我们知道现实很恶劣，也知道个人的能力很卑微，做不了什么，在这种情况下，逃避现实是建立resillience 的方式。

因为现实的不容许，我们只能在其他部分寻求连结，寻求信任和分享。这样的逃避现实反而有resillience 的意味。

赵云的（「在场」写作计划书）讲社会运动的abeyance（休整期） 。 abeyance一般来讲是在大型运动之后，民间社会在一个比较静止的时间去维持连系，维持资源，去等新的状况出现。但现在香港的情况是，尽管仍有很多民间组织去做很多不同的事，但环境一下子变化得很大。这情况下的休整是奇怪的，因为很多组织都不再存在。

我们观察到，如果民间社会一下子萎缩得很厉害，人们想保持希望乐观去继续生活的话，正需要一个逃避现实的环境，亦可以是不同的场合，譬如是回顾香港历史、 「读多些书饮多啲水」等等。 （ 「读多些书饮多啲水」是香港创作歌手Serrini 的名言）

追星是其中一个场景，而这个情况是比较特别的，因为粉丝们在当中灌注了热情，而他们的热情会不断流转，产生各种实践。除了互相分享、信任之外，他们可能在Telegram group有争论，有时会逼粉丝做一些支持偶像的行为，当中又有很多层次。那个层次丰富到难以言说，赵云尝试结合、梳理政治理论和流行文化两个面向。这是很有挑战性的工作。

谭蕙芸：可否说一个很人性化，但不是abeyance 的例子：留下来的人。留下来的人在心理上和现实中的痛苦都很大。留下的人与离开的海外香港人是有张力在的，有很多事不能言说的。我作为留在香港的人，唯一可以表达留在香港有一个正当性，就是去演唱会。人性一定有比较的，海外的人就会展示他们的美好生活，留在香港有一个唯一的优越感---- 就是去演唱会。

Gary讲的是学者的理论，而在我观察自己则是一个状况，就是我去多了演唱会，我看书或电影是没有优越感的。我唯一能向移民群体表示香港仍有美好的东西。

赵云：我想回应一下有听众问，如何完善问题意识。我觉得要是问题意识成立的话，你已成功了一半。有很多次我觉得自己写不下去，但冷静下来我知道我的问题意识定得很准确，那其实已经帮我补了底，文章不会太差，而文章的天花板则要靠我的写作来决定了。

我不是一个有才能的写作者，但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我是一个很自省的人。要是我有什么想法或感情，我都会退后一步问为什么，我不会满足于「爱没有理由」的。很多人被问到为什么喜欢MIRROR时都会这样说，我是不相信的。学术理论帮助我很多，我最后没有把学术理论写进去，但我至少看了50篇学术论文和书本章节，没有这个底气的话，我不敢写。我的方法就是不断看其他人的理论去质疑自己的看法，如果你很相信一件事，你更应该去质疑它。第二点就是我不断找厉害的朋友来帮忙。我在计划书中以abeyance 作为切入点和研究基础，评审有指这个是一个通透的角度，因为每个人都在写镜，你要怎么写？这个想法是Gary和另一位学者朋友聊天的时候提起的，他们当时不是在说MIRROR，传统的abeyance也不是用在情感上，是关于公民社会组织的，但我听到后觉得可以借用一下。我不断用不同的方法，用很长的时间去思考，我是思考了半年才写下abeyance和计划书的。所以真的要「读多些书饮多啲水」，还要跟朋友多聊天。

之前有人问到为什么我的IG 帐号不见了，因为当中的情感劳动实在太大了，要写这个真的消耗我很多的情感。有几天我unfollow 了很多人。但我还是很喜欢他们的，我的手机桌布还是他们，但我暂时不会再写，会回去做一个快乐的观众，去看一看其他事物。

刚才说没有放进文章的东西我会放到另一个跟Gary的企划，焦点不一定是MIRRORMIRROR 而是整个流行文化，大家可以多留意阿果新做的媒体《Wave. 流行文化志》，大家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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