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將把我們帶向何方

民族主義（Nationalism）通常是指認同本民族文化、傳統、利益的一種意識形態，旨在追求本民族的生存、發展、興盛。 1983年出版的《想像的共同體》一書的作者，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認為“民族是一個想像出來的政治共同體”，即不是民族產生了民族主義，而是民族主義創造了民族。

首先，民族是想像出來的，因為即使是最小民族的成員，也不可能認識他們大多數的同胞，和他們相遇，或者甚至只是聽說過他們，然而，他們相互聯結的意象卻活在每一位成員的心中。其次，民族必然是有限的，因為即使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也不可能囊括所有人類，也沒有任何一個民族會把自己想像為等同於全人類。最後，民族被想像為一個共同體，因為儘管在每個民族內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與剝削，民族卻總是被設想為一種深刻的、平等的同志愛。

愛國主義是一種對國家和家園的依戀感，是一種基於自主價值判斷的個人美德，而民族主義的情感表述是：“即便我的國家會犯錯，但在情感上，不論國家對錯，她依舊是我的國家”，雖然愛國主義在本質上脫胎於民族主義，但是兩者卻存在本質差別，民族主義往往比愛國主義更加盲目、非理性，因此民族主義在實踐中往往會表現出反應過度、矯枉過正、立場大於事實的現象，比如這樣一種典型的民族主義言論：“在國家和民族的大是大非面前，有什麼資格談科學和事實。”

這種觀點可以解釋近年來在國內出現的各種奇葩新聞，比如近年來不斷出現的和服事件：2010年10月，一位成都女孩穿著一套漢服在春熙路附近的餐館就餐時，突然遭遇一群大學生圍攻，要求她脫下她穿的“和服”並當場燒掉，威逼下她不得不在公共場所脫下漢服，最後靠朋友借來的衣服才得以離開現場；2019年3月，兩名遊客因為被認為穿著和服和木屐進入武漢大學賞櫻，而與拒絕他們進入校園的保安產生肢體衝突；2020年10月，一對情侶穿著和服在西湖旁邊就著美麗的風景拍照，結果遭遇到一位大媽的“教育”：現在的年輕人不該穿日本的衣服走在街上；2021年12月，浙江嘉興一位茶藝館店長由於兼職做網店模特的需要，穿和服前往相關店鋪拍攝，卻被網友舉報稱其在國家公祭日穿和服上街，最後被警方進行批評教育，雖然她並不知道這一天是國家公祭日，但還是被迫表態自己認識到了“錯誤”，表示非常抱歉。

民族是我們想像力想像出來的東西，但這個東西回過頭來又限制住了我們的想像力。對國人穿和服如此義憤填膺的這部分人，首先恐怕並不知道自己生活中使用的各種電子設備、汽車部件、生活用品很多產自日本，或者他們即使明知自己所使用的東西很多來自日本，自己愛看日本的動漫、綜藝、影片、劇集，卻依然心安理得地參與到對穿和服人士的霸凌狂歡之中；其次，無知到分不清漢服與和服差別的他們也並不知道，和服是從中國傳到日本的吳服改造而來的，而木屐則是由中國古人自己發明的，中國古人穿木屐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非要認為和服與木屐和中國沒有任何關係，是外來事物，這不僅是對歷史事實的無知，也是對中華文化的背叛。最後，這些人思想觀念的邊界被自己所屬民族的身份所嚴重限制，他們不僅無法形成思想上的國際視野和文化上的包容心態，甚至還要主動把自己鎖進一個民族主義織就的信息繭房，拒絕自己民族之外的優秀思想文化、價值觀念與發展成果，成為一群極端排外、目空一切、不思進取的極端民族主義者。

宗教共同體（Religious Community）靠信仰維繫，王朝（Dynastic Realm）共同體靠血緣維繫，民族（Nation）共同體則是靠語言維繫，事實上民族這個概念直到18世紀才逐漸成型，且直到1789年《人權宣言》頒布後，Nation一詞才第一次具備了今天其所代表所有的政治性意味。自此以後，在反侵略戰爭、反殖民主義等國家民族存亡的危急關頭，民族主義確實能夠將特定的人群團結起來渡過危機，但民族主義也往往同時是培養戰爭販子的溫床，並培養瞭如希特勒這樣利用民族主義發動戰爭的戰爭狂魔。在互聯網時代、全球化時代，民族主義在本質上是逆全球化、對抗普世價值的，更進一步來說，極端民族主義在理論上是故步自封、閉門造車的，在實踐上則是極端排外、目空一切的，它將本民族的文化、政治地位凌駕於其他任何民族之上，認為自己民族的傳統文化與政治體制是全世界最優秀的，為了維護這個民族，極端民族主義者可以犧牲一切，也正因此，他們會把國家和民族置於道德、科學與事實之上，以服務國家利益為至高目標，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可以不擇手段，不講任何道德底線，任意屠戮其他民族，儘管這些極端行為最終都會得到科學與事實的反殺和教育，但這種反殺和教育是以綁架整個國家的人民做出痛苦犧牲的方式來實現的，在納粹德國的極端民族主義狂熱毀滅自己的帝國以前，極端民族主義者們絕對不會停下為了想像中的民族犧牲一切的腳步。

極端民族主義者也往往會將對本國政府的批評意見解釋為境外敵對勢力對本民族或國家的抹黑，他們總是能將這個社會的任何矛盾轉變為敵我矛盾、中外矛盾，把所有對這個政府提出批評意見的人稱為公知，並進行污名化，污衊他們是境外勢力贊助的敵對分子、恨國黨、漢奸。

不可否認，公知中的確有一些對外國缺乏了解的人，他們缺乏對事實的考證能力，一味誇大外國的優點，放大中國的缺點，其中有些還會造謠傳謠，對這樣的人我們必須揭露和打擊，其中有不少其實早已倒掉。但這是一個人群中不可避免會存在的人，正如粉紅群體中也同樣存在一些對外國缺乏了解的人，他們同樣缺乏對事實的考證能力，一味誇大中國的優點，放大外國的缺點，其中有些也會造謠傳謠，對這樣的人我們也必須揭露和打擊，對公知群體和粉紅群體任何一方的雙標處理都是不可接受的。

當然，民眾最關心的其實是自己的切身利益，比如社保福利、8小時工作制、勞動者權益、生育自由、購置房產、教育公平、醫療保障、廢除收容遣送制度、廢除嫖宿幼女罪等等，這些才是普通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事實上過去也有相當多的學者、作家、律師是在為民眾發聲、提供法律援助、為民眾爭取這些民生權益的，這些人中的絕大部分是希望中國變得更好、社會制度變得更合理的，他們是可以成為這個社會進步、改良的推力的，我們要做的是利用好他們，而不是本能地反對他們、封殺他們，說他們是境外勢力資助的恨國黨與漢奸，簡單地把這個群體污名化和全盤否定，不區分其中的善與惡、對與錯、好與壞，是極端和一刀切的，將他們徹底封殺的結果就是讓原本就羸弱的公民力量更加虛弱，沒有人再敢發出一點與官方不一樣的聲音，這些相應的民生權益也就不會再有人去為廣大的民眾奔走呼號。如果我們不專注於解決問題，而只專注於解決提出問題的人，這個社會就會逐漸失去進步與改良的能力。特別是到了今天，連一向善於叼盤的胡錫進都要被打成公知了，這對一個需要多元聲音的社會來說已經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信號。

如果我們一定要用一個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來定義我們的存在，我們所應該做的是盡可能地豐富與擴展這個民族的內涵與邊界，中華民族的文化，一直是一種不斷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精華，包容其他民族文化存在的文化，從開闢絲綢之路與西方進行商品交流、文化傳播開始，到玄奘歷盡艱辛西行求法普度眾生，到歷代不斷融合少數民族擴大中華民族的邊界，到近代以來大量引入歐美的現代生活方式，以至於後來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來改造我們的國家，所謂的傳統文化早已不再是中華民族的唯一內涵，所謂的傳統文化也早已不再純粹單一，而是一個融合了大量外來文化的文化集合體，這也成就了中華文化的大氣磅礴、豐富多彩、海納百川、多元包容，我們應該繼續不斷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養料，尊重每一個個體的文化選擇，不再囿於門戶之見、華夷之辨，融合自己民族之外的優秀思想文化、價值觀念與發展成果為本民族所用，這樣我們才能建成一個真正強大、充滿自信的現代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