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英國歷史上的兒童——《兒童觀的社會史》梳理

最近讀完了一部童年研究著作，北本正章的《兒童觀的社會史》，副標題是“近代英國的共同體、家庭和兒童”。這本書涉及面廣，行文簡練，可惜部分文字略顯枯燥，而且結構並不完美，閱讀體驗只算一般。為給自己留存記錄，也為向其他人薦書，我決定梳理其中一些內容。

《兒童觀的社會史》共有六章，第一章介紹兒童觀社會研究現狀，以及作者的研究思路和目標，第二章概述17世紀社會情況，第三章分點詳談近代涉及兒童的社會情況，後三章是分別探究醫學、清教徒家庭意識和育兒書的專題，從不同側面展現近代育兒圖景。

本文大部分論述直接摘自著作，主要內容圍繞兩個主題，涉及兒童的個體生命狀況和社會經濟狀況，最後單獨簡談些在意的事情。

個體生命狀況

18世紀60年代英國產業革命前的人口動態，缺乏持續可信的數據，但從不同領域的片段信息中，可以得到較明確的提示：16-17世紀，英國人口動態保持著鋸齒狀波形的穩定狀態，而且是多產多死型的穩定狀態。

那個時代的人經常感受到死亡就在身邊，在他們的意識中，生與死的距離是非常接近的。日常生活中的各種場景都會遇到腐爛的屍體，甚至空氣中都飄浮著屍體的腐臭。死亡的人太多了，教會的墓石、墓地經常不夠用。因此，經常是遺體埋葬十多日後又被掘出，死屍就暴露在人們的視線中。當時人們的內心籠罩著的是，指向未來的生的連續性的斷裂與被無盡的死亡幻想左右的“生者必滅的無常感”。

16世紀後半葉至18世紀初的歐洲迎來了一段寒冷期。寒冷期帶來的長期農業減產與糧食供應不足，導致人們營養狀況惡化，疾病抵抗能力明顯下降。各種新的地方病、傳染病襲擊了處於慢性營養不良狀態的人。通商貿易的擴大伴隨著病原菌的擴散，村落中的人們對於新的疾病完全無法防備。

16-17世紀醫學的共同特點是，用各種方法將造成疾病的“壞的氣質”從身體裡趕出去。主要方法有兩種，放血療法和吐瀉法。這些方法在很多情況下都沒有治好病，反而讓患者丟了性命。醫生自身也會因空氣傳染、接觸感染等，在治療病人過程中生命受到威脅。人們對放出的血液、嘔吐物等的處理十分隨意，人群聚集的街道、小城市很可能遭受第二次感染。除此之外，各種帶有魔咒性質的處方和民間療法是主要治療方法。

女性受連續妊娠和嚴酷多產的自然生殖力的偶然因素支配，對於生殖過程毫無主體性可言。對當時的女性而言，從妊娠到做母親的心理距離非常大，生孩子幾乎等於準備死。

自古希臘時代以來，助產一直是女性的工作。英國的助產婦原來由國教會發放開業許可證，但在1902年議會通過《助產婦法》之前，沒有任何公共的資格審查，只是依據魔術性的、咒術性的知識與傳承的民間療法經驗。因此，助產婦的助產水平很低，很多情況下會帶來悲劇性的結果。

17世紀以後，男性的生產助手開始出現，社會輕視進入這個職業領域的男性，同樣這也引起了傳統的助產婦的強烈反感。產鉗發明於17世紀初，但18世紀才廣泛普及。 18世紀中葉，醫生對婦女生產、嬰幼兒的關注愈加深化，從而使嬰幼兒死率下降的種種建議和改革得到了推進。 19世紀後半葉，詹姆斯·揚·辛普森將麻醉法與助產術結合起來，實現了無痛分娩。儘管存在分娩技術改善的進展，但其起到何種程度的作用還是值得懷疑的。

18世紀以前，因為裹卷襁褓和乳母養育的習俗，嬰兒與母親的接觸時間很短。嬰幼兒被寄養的習俗是縮短母子接觸時間的最大原因，而這也是導致嬰幼兒死亡率高達千分之四百乃至七百的重要原因。

裹卷襁褓是用狹長的布條，在嬰兒出生後不久，就將嬰兒的兩手、兩腳拉直，從雙肩到兩腳，像木乃伊那樣一圈一圈地將嬰兒裹起來，使他們的手腳一動也不能動。被束縛的嬰兒，時常會被放置或懸掛在某處被遺忘，甚至會被像垃圾一樣拋棄在森林里或道路旁。被掛在釘子上的嬰兒，處於半窒息的狀態，不會發出哭聲干擾他人。襁褓壓迫著肋骨，使肺功能減弱，氧氣的吸收量減少。嬰兒呼吸很弱，經常咳嗽、嘔吐。

乳母為了讓寄養的嬰兒看上去胖，將嬰兒扎得很緊。質地很硬的亞麻布料的褶皺嵌入了嬰兒的皮膚，導致嬰兒的皮膚淤血，呈黑紅色。尿和大便黏在皮膚上也不及時處理，導致嬰兒的皮膚經常容易出現紅斑和瘰病性質的腫塊，嬰兒經常受慢性皮膚病的折磨。乳母對於幾個星期浸在自己的糞便裡開始發臭、聲音也發不出來的嬰兒放任不管，幾乎沒有任何清潔處理和衛生學上的處置。乳母依著自己的方便，時少時多地任意授乳，且授乳質量也很低劣。嬰兒經常受到胃酸分泌過多、腸發酵失常、腹痛、綠便、痙攣、腸梗阻、發高燒等致命疾病的襲擊。成人為治療嬰兒或令嬰兒安定，會給嬰兒使用藥物，沒有藥物使用的安全標準，用藥不當致命的情況更多。

魔咒性質的照看方法也是導致嬰兒高死亡率的原因之一。嬰兒食慾不振會被當作有腸蟲在作怪，很多人讓嬰兒喝水銀或錫粉，導致嬰兒經常處於衰弱狀態。對待健康兒童，成人都是用手抓著來餵食的。用白蠟、鉛、銅等材料做成的食用器皿，以及很少洗滌的哺乳用奶頭等，把重金屬等有害的毒素、病原菌持續地帶到嬰兒體內。

新生兒預期壽命不長。據推算，17世紀40年代英國新生兒的預期壽命為32年。即使到了18世紀30年代，60％的新生兒在出生5年內就死亡了。即使是度過嬰幼儿期的兒童，也幾乎都不能長壽。

在死亡極其日常化的時代，家長不會過多地對不知何時會死的孩子的將來抱以期望，並對其投射特別的感情。家長經常把生下後不久就死去的孩子的名字給下一個出生的孩子，這種行為背後蘊含著這個孩子是死去孩子替身的意味。人們盼望著遇上好運能夠有一個壽命長一點的孩子，所以同樣的名字經常要用好多次，這裡貫穿著的是，對家族連續性的強烈願望。從16世紀末起，隨著新教主義在日常生活中推廣，人們開始在家庭內做禮拜，但“家用聖經”卻很少記錄死去孩子的名字。給每個孩子專屬的名字，孩子死亡之後，在用美麗的花朵雕刻裝飾的墓碑上刻上孩子的名字，讓孩子生前的形象留在父母和其他人心中，這種感情在社會上生根，即便在上流社會，也是18世紀中葉之後才逐漸開始的。

多產多死型社會中親子關係的心理側面、意識與感情，與現代的母愛、父愛以及被稱為“親子紐帶”的感情是有很大區別的。

社會經濟狀況

傳統的家政書是為承擔管理大家庭的經濟活動和人際關係的全部責任的男性撰寫的，特徵表現為男性在承擔其重大責任上必需的樸素經驗主義的百科全書式知識體系。其內容涉及整個家庭中的人際關係，以及農場經營、果樹栽培、釀造法、藥草學、畜產學、給水、林業、兒童養育等當時自給自足的家庭經濟所必備的具體技術知識。

傳統的家政書的基礎是以農業為中心的大領主型經營。這種經營方式是以領地家庭成員的無償勞動，主人對全體成員的全面統治而得以維持，因此必然採取以男性家長人格優越為前提的“全家”結構。 “家”作為廣義的“憲法”下的一個基本社會要素而具有功能，從而形成一個“自由圈”以保證“家庭的平和”。

在這樣的社會中生存的兒童，完全是在經濟性關注的範圍中來認定其存在的意義的。在依據血緣和血統結合，對於共同體規則無防備的開放性擴大家庭裡出生的兒童，被置於相互扶助又相互監視和相互干涉的網絡。兒童依據限嗣繼承製、長子繼承製或陪嫁金制度，成為穩定經營家庭的重要工具。在這當中，通過兒童的婚形成共同體之間或共同體內部家庭間的同盟，起維持經濟勢力均衡的重要作用。支持兒童這種存在結構的是將兒童視為經濟性資本的兒童觀。

傳統的家政書與農業結合的方式是16世紀以後形成的。在重商主義時代，“男性家長之書”的特性進一步得到加強，這與其說反映了領地統治的穩定性，毋寧說是一種危機的反映。

兒童度過斷乳期，開始學會說話，牙齒長齊以後，男孩和女孩都要被送到另一個需步行一兩天的家庭裡寄養，在那裡接受與成人一樣的生活訓練。這種被稱為“寄養制”的習俗，在1500年左右的英國相當普遍。通常，兒童7歲離開家，做傭工直至14歲。

對中產與下層階級而言，寄養制是與兩種利害關係重疊在一起的。寄養的方式被一些家庭接受，是因為這些家庭正處於需要兒童勞動力的時期。兒童在得到最低限度的衣食住保證的條件下，必須忍受苛刻的勞動掠奪。而對於正處於有剩餘人口的家庭而言，將兒童送去寄養可以調整家庭人數，減輕養育負擔，在一段時間裡“減少吃飯的嘴巴”。但這種方式經常會變為永久性的“減少吃飯的嘴巴”，因為被送去寄養或做徒弟的兒童，死亡率是非常高的，主要原因是惡劣的營養狀況與苛刻的勞動掠奪，再加上包括性虐待的各種肉體與精神上的虐待。寄養制是在共同體內一些家庭的生育、養育能力與勞動需求的平衡上產生的，也是那個將兒童作為消耗品的時代的兒童觀在經濟和社會上的一種表徵。

寄養期結束後，兒童14歲後大約有7年的徒弟生活。按照1563年的《學徒法令》，兒童需要在這段時間內習得能夠自立的專業技術。這種徒弟制的推廣從內部開始侵蝕農村共同體以土地耕作為基礎的自然經濟體制，預示著不依賴土地的職業領域形成的時代到來了。

針對職業人的訓練並不僅僅局限於男性，中世紀至近代漫長的轉型過程中產生的各種職業對女性同樣是平等和開放的。女性在職業領域十分活躍。幾乎所有紡織業、絲織業，大部分機織業、釀酒業（主要是葡萄酒）都掌握在女性手中，女性能夠用自身掌握的技術養活自己。

在農村共同體向城市產業社會轉型的長期過程中，與農業生產相伴的為簡單的分工形態向與工廠生產及大範圍市場流通相伴的礦山業、製鐵業、製造業、流通業、銷售業等新的複雜的分工形態轉型。

曾經是兒童社會化榜樣的父親的職業喪失傳統價值，家長無法為孩子職業選擇提供指導，不得不依靠家庭外的傳媒出版機構。社會分工越來越複雜，這使得社會上大多數兒童和年輕人已經無法原封不動地接受傳統上父母起到的作用。

由於共同體分工的發展、自耕農階層的成長、農村工場的推廣，傳統的擴大家庭的基礎被侵蝕，呈現出十分明顯的衰退傾向。與此並行，16世紀末開始出現的清教徒的地區化，再次強化了男性家長的權威，產生了“限定父權制核心家庭”。這樣，取代以往的血緣-血統關係，以丈夫及其妻、子為中心的夫婦家庭被強化，夫婦家庭的心理、倫理關係受到重視，家庭內情愛的紐帶被強化，此外也萌生了對家庭外的人冷淡的感情。

這種近代家庭特有的心態在新興紳士階層、專業工匠階層、自耕農階層中擴散，16世紀末至17世紀前半葉形成熱潮的育兒書、教養書正是以這三個階層為對讀者對象，關注夫婦間、親子間的倫理方式，特別是逐漸強化了對兒童的道德性關注。

清教徒持有與體罰相比，心理懲罰更為有效等觀念的兒童觀，這與傳統的原罪決定論的兒童觀相比，有著本質上的差異。清教徒家庭中那些乍看十分嚴格的禁慾性管教，其實是深信兒童可教育性的一種反映。如果他們只照原樣接受中世紀的原罪說，相信兒童原罪的永久性，就不會表現出如此高漲的自我改革與教育兒童的意識。

以兒童社會化為目的的這種成人的禁慾與權威主義價值觀的單向投射和接近於冷酷的理性安排，對當時的兒童來說，只是“侵人性”“闖入性”的干涉而已，極易形成壓抑內心的親子關係。兒童被強制要求絕對服從和畢恭畢敬地順從家長，以浪漫主義的立場看，那樣的兒童被冷酷無情地壓制在被動與無權利的狀態裡了。

在育兒書、教養書開始取代傳統家政書出版的時代，為取代以往從經濟性觀點出發的支配，兒童要接受作為道德教師的父親的權威性支配。 “限定父權制核心家庭”在使兒童從共同體的舊式傳統價值體系的網絡中解放出來的瞬間，又將兒童圈入道德主義的核心家庭。這種圈攔的另一個要素則是清教主義中強調的母性，清教徒寫的家政書、育兒書十分重視母乳喂養。書中關於家庭中妻子與母親的義務的論說起到了將這個時期的女性圈入家庭的作用。父親越是以崇高的道德理念熱心地倡導家庭的神聖化，則把女性與兒童圈入家庭並施以教養就越加有明確的倫理價值，越加合理化。把女性圈入逐漸喪失生產功能的核心家庭，意味著阻塞了女性經濟上自立的道路。這是在長期的“轉型期”過程中產生的圍繞近代親子關係的最大矛盾，這一矛盾深刻地影響了其後出現的育兒論、幼兒教育論和教育思想等意識形態。

產業革命開始前後，以家庭工業為主的階層的早婚化，與上流社會的晚婚化形成鮮明對照。

在考察產業革命與兒童的關係時，一般會關注工廠中兒童勞動的悲慘狀況，而常常忽視這一時期前家庭工業中的兒童勞動問題。工廠製度給博愛主義者帶來巨大衝擊，是因為資本家的利潤直接依賴兒童勞動，且這些事實都處於公眾視線中的緣故，而兒童勞動在家庭工業中早已隱蔽地存在著。

農村中家庭工業的普及，能夠保障一定的生活水準，兒童就比以前更久地留在自己家裡了。這樣，寄養制就逐漸衰退了，家長開始考慮讓孩子盡可能長地待在自己的家裡。由於不太需要熟練度的單純勞動進入生產過程，於是就出現了可作為“窮人的資本”的兒童的單純勞動或輔助勞動的產業結構。家長為了依靠兒童的勞動，獲得按人數計算的勞動收入，開始生育更多的孩子。以前，生下來的兒童多半在不到十四五歲時就死了，現在“要是孩子死了損失就很大”。 18世紀前半葉，隨著家庭工業的景氣，要維持家庭工業的發展，就需要有盡可能多的勞動力、年輕人通過自己的勞動，可以在比較年輕的時候就建立新的家庭。初婚年齡的下降反映了這一時期傳統徒弟制的衰退。在徒弟制時代，21歲左右好不容易從師父手下的徒弟生活中解放出來的年輕人，不到30歲左右根本無法獲得自立的條件，而現在，年輕人可以通過自己的工資收入早一點結婚自立。

但是，初婚年齡的下降也存在一些問題。年輕人有了一定的經濟能力，在比較年輕的時候就有了家庭，在新婚夫婦作為勞動力都能為家庭增加收入時還可以維持，而一旦孩子出生，為了育兒，勞動力就減半了，一直到孩子作為幼小勞動力可以增加家庭收入之前，家庭經濟狀況幾乎接近破產。孩子逐漸開始乾活後，家庭收入就按兒童數量成比例增長，生活開始滋潤起來。待兒童自立並離開家庭後，家庭又一次陷入貧窮。

在產業革命正式開始的1790-1810年，同樣是經營家庭工業的親子關係與祖父輩時差異很大。村落中的年輕人，在自立的過程中可以獲得一定的生活基礎，但持續時間不長。在家庭工業生產進入飽和狀態後，工資開始降低，村落裡多餘的兒童和年輕人不得不離開村落，到鎮上或小城市去尋找新的生活來源，這樣一來，構成家庭的人數就減少了。兒童數的增加也造成城市中小家庭的增加。

貴族和地主家庭的次子、三子，大部分選擇軍隊或教會的官職等可以獲得年金的道路。上層階級與官職的密切結合逐漸受到產業資本家階層、紳士階層、大商人階層的嚴厲批判。

實業成為紳士、產業資本家、商人等階層的次子、三子通常的職業選擇，這些階層的人比之經院哲學，更重視有助於實現社會上升的實學。在家政書解體，家庭規模縮小，採用封閉性建築，重視個人隱私與舒適的家庭內在特點普遍化的發展過程中，這些階層的人更加關注對兒童發展起作用的道德與教育。對從舊式共同體中解放出來的這些階層的人來說，能夠保證其人身安全與穩定的，不是有相互扶助的要素、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共同體與土地，而是通過教育掌握知識，以及能在實業界生存下去的一技之長。運氣好的一些人，父輩已積聚財產，為了維持實業，也為了使上升中的家庭在下一代能夠繼續繁榮，最重視兒童的教育。在整個18世紀，流傳著“父母的責任是在贈予下一代社會性地位與家業後才完成”的說法，這種說法包含著十分明確的危機意識。

這一時期實科學院、文法學校、私立學校與律師學院的增加，正是這樣的社會階層教育要求高漲的反映。與這種為中產階級開辦的學校並行，1700-1770年，在各地的村鎮上，相繼設立了以中下層子弟為對象的“老闆娘學校”“夜校”以及其他形式的“小學校”，教育產業迎來了一個穩定發展的時期。對非常關注兒童教養與教育的近代核心家庭中的家長來說，作為“家長的代理”期待在全面照看兒童中提高教育效果的是，社區裡學生規模較小的學校。這一時期的學生數，並不像今天那樣由國家的介入來決定，而是教師的生計需要與家長對學校教育期待程度之間的妥協，家長擁有對學校規模的選擇權。 “小學校”裡無法教授讀寫算以外的內容，音樂、舞蹈、製圖、擊劍等科目是由定期來鎮上訪問的“巡迴教師”以個別付費的形式來教授的。與家長的支付能力相對應，學校的規模與教育的內容可供選擇。

不過，家庭與學校之間這種微妙的關係，在18世紀80年代以後發生了變化。在這一時期開始正式出現的教育熱潮中，家長開始提高選擇學校的標準，因此，學校間、教師間為招攬學生展開激烈的競爭，入學費與學費的降價相繼出現。這樣競爭的結果出現以下兩種情況：一方面，教師由於學費過於便宜，難以維持生計，在教學之外兼做借書店、小雜貨店、夜間補課等副業，但也不足以補充生計的不足，只能通過增加學生數來尋找活路；另一方面，在家長那裡，特別是以前由於學費太貴無法送孩子上學的中產階級的下層人士，由於學費的降價，雖然因人數多只能統一授課，在教學質量上要付出代價，但還是得到了受教育的機會。這也意味著受教育機會的擴大。

體現親子感情關係成為流行主題的另一個新動向是，新出現的兒童文化的商業化極其成功。自己童年基本沒有上學機會的中產階級，給學校付了大量的費用，競相為孩子購買變得很便宜的掌上小書、教育遊戲器具、兒童服裝、玩具等物品。

由於出現了許多熱心教育的家長，比之以前，教育熱潮更加高漲，其內容更帶有教訓和訓育的色彩。而到18世紀70年代以後，有超過30種的教育遊戲進入家庭。 18世紀末，以福音主義運動為背景的“知識婦女”將道德讀物強加給兒童，致使中產階級通過教育為實現社會上升而努力的這種指向變成一件十分鬱悶的事。

近代重視情感的核心家庭中的親子關係，產生了新形式的控制兒童的心理和社會結構。城市的家長早已不再把兒童看作負有原罪的亞當與夏娃的後裔，取代這種宗教觀念，他們把兒童看作為社會競爭的媒介或手段。兒童在某種意義上成為炫耀的對象，家長以兒童養育費的多寡、對兒童的教育與倫理性關注的深度為指標相互炫耀。兒童在這種指標的上限與下限之間徘徊，成為家長的高級寵物，他們或是被嬌寵而不成材，或是被當作動物寵物般，當成一般物體來處理。兒童生來具有的樸素的感受性與豐富的想像力被壓制，以至於導致這些能力無法自由地、創造性地發展成高貴的情感。在背後操縱這種上下流動的是敏感的企業家，他們將兒童看作是一個新的市場。在“作為經濟性資本的兒童觀”之後出現的是，“作為社會上升槓桿的兒童觀”和“作為經濟性債務的兒童觀”。

一點感想

我在閱讀“ 管教與學校騷亂”時，有種奇妙的愉悅感。

我小時候就嚮往無限制的自由，且認為阻礙行動和塑造思想都會侵害自由。我會產生施暴欲，上學期間就有過驅逐、毆打乃至殺死同學和教師的念頭，不過，在不傷害他人的理念和社會對暴力的各種限制影響下，絕大部分都沒有實施。

看見關於學生暴力的內容，我就不由得感到興奮，如“學生之間或師生之間的一些小事或誤解就很容易會發展成殺傷事件”“被驅逐的教師在窗外揮舞鞭子試圖讓學生安靜下來，但這種威嚇毫無效果，學生在手持長劍的頭領的指揮下，將教材、教具破壞殆盡”“為了鎮壓學生的騷亂，當地政府甚至出動了裝備數門大砲的兩個連的軍隊”。

在我看來，學校就代表著禁錮和壓抑。學校是控制和馴化學生的機構，靠思想灌輸和利益脅迫等方式，讓學生適應和接受權力結構，安於受壓迫的處境。認真關注學生心理和身體所受傷害，就會發現這一群體具備極強的忍耐力和服從性。倘若家庭和社會對學生的束縛和洗腦不夠成功，年輕人製造的暴力事件定會更為頻繁和激烈，例如，熱衷體罰或語言暴力的教師，需擔憂的不是秋後算賬而是血濺當場，在殘酷壓迫學生的中學，“誓師大會”就會變成“弒師大會”。

相較過去的兒童，現在許多兒童生存狀況確實更好，而且更受重視，但文明表象之下存在的陰影也值得注意。大眾對於兒童的浪漫化想像與理想化期待，同樣會禁錮兒童，限制其發展可能性，並對其施加隱蔽且被合理化的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