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播客時代故事

對廣播電台的一段私人回憶與一次過期安麗。

一九九五，風中那台紅色收音機

一九九五年，我四歲。每天早晨六點半被叫起床，七點坐在院子裡的小馬札上，對著四腳高凳吃早餐、看書、畫畫。為什麼我記得這麼清楚呢，因為每天早上我爺爺都會把堂屋大方桌上的半導體收音機拿起來，抽出拉桿天線，撥開開關，豎在院子靠牆的位置。如果是七點之前，收音機裡就會放《風從東風來》，一檔清晨音樂節目。如果是七點之後，收音機裡就會放字正腔圓的早晨新聞，轉播自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如果是整七點，收音機裡就會傳來「當—當—當—當—當—當—當！北京時間七點整。調頻一零二點四，南京交通台，祝你有個美好的清晨。

那台半導體收音機比巴掌大些，紅色塑膠外殼包覆著揚聲器形成一片曲面，底部是可以打開的黑色塑膠外殼。比起“收音機”，我爺爺更喜歡叫它“半導體”，如果要出門，他會說：“你不聽了記得把半導體關一下。”有一天，我發現我的吸鐵石竟然可以粘在這個“半導體」上，這個小盒子裡面究竟藏著什麼，我好奇又惶恐。

從前的收音機接受訊號常常不那麼穩定，這個時候有兩種方法：手指抵著齒輪狀的調頻旋鈕慢慢撥動，一毫米，一毫米。揚聲器裡的聲音彷彿被清晨的風吹稀薄了，空氣裡飄著滋滋的電波，恍惚中透著逼真。這種看不見刻度表的「盲摸」行為，想要成功顯然需要些運氣，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因為如果還是撥不出最清晰的聲音，就只有舉著收音機繞著院子緩緩走一圈。這時的我彷彿手持金屬棒探測的靈媒，小心翼翼地把天線對準各個方向，祈禱在某個瞬間可以扼住波段訊號的咽喉。

其實，我們家不只這台收音機。我爸媽結婚時正流行“三響一轉”，臥室五斗櫥上用白紗蓋著一台兩個喇叭、兩個卡帶槽的手提收音機。這台收音機架勢很大，卻極少出場，最重要的是它一般用來放磁帶而不是收聽電台。對我來說，它沒什麼意思。

二零零零，暮色遙遠，假期漫長

二零零零年，我九歲。爺爺過世後，那台收音機有好一陣子獨自躺在方桌上。一個傍晚，我茫然地打開它，外面世界的聲音響在空空無人的堂屋裡，像是有人忽然起身鼓掌又不斷激起迴響。我奶奶走過去說，好久沒聽這個半導體出聲了。

小學三年級，我爸媽一個外地出差一個天天加班，每天放學後，餐桌上只有我與奶奶。記憶中的時間好像總是夏天，西邊屋頭的爬山虎牆被曬得紛紛捲起觸鬚，金紅和金黃在田野上不斷延展著自己，然後在一秒鐘沉入地底。廚房的燈光總是有點淡，我把向同學借的漫畫或小說放在桌下兩腿上，抱著飯碗邊吃邊看，或者，打開那台紅色收音機。傍晚的好節目很多，六點到七點，文藝台有一檔《距離時尚》，女主播有時獨自向聽眾介紹最新的時尚訊息，比如米蘭時裝週發布了什麼款式，有時和嘉賓對談，比如色彩搭配師具體做什麼工作。

對我來說，這位聲音溫柔、主持有度的姐姐就是領風尚之先的代言人，而那些遙遠又陌生的時髦詞彙滿足了一個小女孩初初成長的自我意識，在別人偷偷塗一下母親的口紅時，我頂著男孩短髮像於連般盡情想著巴黎、米蘭與義大利。這檔節目的贊助廣告詞是“東方商城，距離時尚”，因此在我的心中，位於這座城市中心的這座商場就是距離我最近的時尚中心，想要一窺又遠不可攀。很多年以後，東方商城改名為東方福來德，記得這個贊助廣告的人應該不多了，而我也可以一點也毫不時髦地坦然走進商場。

《距離時尚》播出後，七點鐘是一檔男女主播聊天休閒節目《流行男女歡樂派》，還有類似風格的節目《男生宿舍》。一般這時我該獨自洗澡、寫作業了。我常把紅色收音機帶進浴室，調到最大聲，水聲沖刷著各種插科打諢，然後沿著下水口慢慢流走。

一學期就這樣流走，接下來是漫長的假期。小學時的暑假像沒有盡頭一樣，每天下午三點從午睡中醒來，望著透過百葉窗映在床上的一道道光，甚至生出些惶恐。打開收音機，聽到評書，換台，聽到戲曲，換台，聽到尋醫問藥，換台。下午三點是無人珍惜的垃圾時間，而我是個孤獨的富翁。

這時候，我聽到了音樂台的大衛主持的《流行歌曲現在式》。他的語調輕快，說起某張唱片或是某位歌手信手捏來，播放的竟然都是私藏CD。節目裡也常有歌手來宣傳新歌。他講羅大佑，也講陶晶瑩，和周華健聊天，或放金海星和許茹芸。我從這裡熟悉華語經典，也試聽最新打榜單曲，一個世界緩緩展開。在沒有盡頭的夏日午後，音樂像明黃色的油彩般流動在不知止息的蟬聲中。

二零零二，廣播台三人行

二零零二年，我十一歲。小學的廣播台開始向我們這些高年級學生招募主持人，中午午休時、傍晚放學時，我喜歡的一個男孩的聲音會出現在學校上空，而我負責供稿。喜歡的理由很簡單，因為他成績好、踢球棒，過程很艱難，因為我顯然不敢暴露一點心思。就這樣，我像小孩那樣喜歡，也像大人那樣喜歡。

有一天，班主任忽然找來了我、他和另一位男生，說縣廣播台要和我們學校學生一起做一期節目，我們就是被選中的孩子。雖然我早已不記得那一瞬間的心情，但直到今天我也十分感激這位老師。

我們仨開始碰頭研究節目內容，說是研究，當然有一大半是閒聊。學校裡的自由時間很少，不記得是誰第一個提出——一起去家裡（玩）吧，我壓著興奮的心情淡淡點了點頭：「也可以啊。」就這樣，三人組輪流去各自家裡耍了一通。父母端上果盤，笑瞇瞇地說哎呀要互相學習為校爭光啊，等他們一走，我們交換小霸王FC遊戲卡帶，互相抄自己還沒寫完的作業，分享偷看的《情深深雨濛濛》最新情節，最後不知怎麼還留在各家吃起飯來。

真奇怪，我們仨是如何聚在一起打著討論節目的名義聊天、打遊戲、抄作業的，我是如何懷著好奇與忐忑偷偷觀察那個男孩兒的家，又是如何在每一句跟他的對話背後強掩喜悅，獨自回家路上快要飛起來的甜蜜卻不敢聲張，我全都記得清清楚楚。唯獨正式錄製的那天，我們說了什麼，電台的主持人又說了什麼，我全都記不得了。只記得縣廣播電台的錄音室很大，我們前方的調音台上那麼多按鈕被推上推下，低垂的麥克風像一盞燈，頭戴式的耳機卡在耳朵上有點痛，還有上樓的時候剛好遇見電視台的主持人走出錄音間，臉上的妝濃得很滑稽。

二零零六，他讀了我的故事

二零六年，我十五歲。我不再聽那台紅色收音機，因為我有一台walkman了。其實它應該叫隨身聽，因為walkman本來特別指索尼的隨身音樂播放器。我的隨身聽是最普通的國產磁帶機，是小學畢業時表哥送的禮物。我開始獨自去音像店挑選盜版磁帶，從樸樹到班得瑞，從艾薇兒到恩雅。插上耳機，「喀噠」一聲關上銀白色的卡帶門，不再讓聲音成為所有人的共有品。

有一次參加作文比賽得獎，獎品竟然是一台德生牌收音機，寶藍色的外殼已然顯得有些土氣。我把收音機丟進抽屜。直到某天，一位高中學姊向我推薦了一檔電台節目，「感覺很適合你」。晚上九點，我翻出寶藍色收音機，調到FM九十七點五，一邊寫作業，一邊聽到廣播裡傳出不疾不徐的聲音：「大家好，我是劉偉，這裡是《藍色音樂田》。

怎麼定義這檔節目？如行星、小鳥和孩子，如天藍、孔雀藍和克萊因藍。每當一顆心在繁重的作業與成長的煩惱中起伏波蕩時，打開它，便會被自然地引入月色沉靜、星河廣遠的空間。它也為我打開了更寬闊的音樂大門：校園民謠、自由爵士、世界音樂……小柯的《冬季校園》、安德烈·波切利的CuandoMeEnamoro、靈雲樂隊的Forever、電影《永恆與一日》的原聲，我無數次為劉偉的選曲眼界感到吃驚，也如飢似渴地投入到這個更新更美的世界中。

這檔節目連題頭與片花都那麼讓人難忘。其中一個題頭是前蘇聯風格的弦樂前奏，澄澈的男聲緩緩地唱出“我在歸來的漫長路上，啊媽媽”，接著主持人的聲音升起：“倦意襲來的城市，燈火指引的歸途，藍色音樂田，每晚九點，劉偉與你共同守望。才發現它原來是李健的《一輩子的十分鐘》。還有一條片花我曾經抄寫在本子上，同樣很久以後，才知道原來它出自劉擎的詩《四月的紀念》。

從某種意義來說，這檔節目也成為我青春期的紀念與救贖。十五歲，中考倒數一百天，我寫下這些隨筆：「每天在校十小時，作業四小時，睡覺六小時，剩下四個小時吃喝拉撒，毋庸置疑，往返循環。」「現在就知道明天、後天、大後天，甚至三個月後的日子，是不是種悲哀。剛好，《藍色音樂田》會在節目中讀一些聽眾投稿的文章。我試著在網路上發布，每天打開私訊看一遍，竟然真的收到了錄用回覆。我又每日坐在收音機前等候，收聽的心情在愉悅中多了一份期待。那個晚上，初三學生的生活故事從廣播裡緩緩流了出來，聽著遙遠又熟悉的聲音念著自己的文字，我突然沒有那麼激動，反而感到一種別樣的慰藉。一個十五歲的少年聽見有人對她說：我聽見你了。

二零零八，請把我的歌帶回你的家

二零八年，我十七歲。 MP3音樂播放器取代了隨身聽，沒人想到更新換代來得這麼快，一枚小小的播放器裡放上幾百首歌，磁帶已經藏在了抽屜深處。最重要的是，網路越來越便利豐富，論壇聊天、寫部落格、觀看視頻，虛擬空間的資訊急速湧流而來，好像已經不需要一些別的聲音。

十七歲的高中生活沒有一天不是緊張的。實驗班的同學似乎都提前學過一般輕鬆流暢，而我作業要做到午夜，數學考試竟然不及格。除了作文課上和語文老師意氣風發，其他時候恨不得將自己的存在縮到看不見。直到某天，坐在後排很少交流的男生突然戳了戳我：“那個，你聽過《惠聲惠色》嗎？感覺你的聲音和那個主持人很像。”

我的聲音一點也不動聽，曾經因為不夠「童聲」而被拒絕加入合唱隊，想到還有跟我聲音相像的主持人，我感到替她可惜勝過了好奇。 《惠聲惠色》是一檔夜間節目，我做完作業爬上床，好不容易找到和磁帶放在一起的收音機，調好調好調頻關上檯燈，在黑夜中尋找那個相似的聲音。

主持人惠子是個年輕的文藝青年。說她是文藝青年，因為她會在兩個小時的節目裡一個人講最近看的書、忽然生起的心緒，播放意想不到的音樂。說她年輕，是因為她的分享裡總有些憤怒，說自己最不喜歡上樓時給領導按電梯門的人，自嘲再這樣下去遲早要辭職。和《藍色音樂田》中的那一絲溫柔敦厚不同，《惠聲惠色》是完全自我的、情緒飽滿的、對世界有意見的。只有在節目結束的時候，她突然柔軟下來，說，謝謝每一隻耳朵。

我被這個叫惠子的女生吸引住了，斷斷續續聽著她的“午夜獨白”，還會和後排的男生就昨夜聽到的節目評論一番。又是某天，後排男生突然對我說：「你知道嗎？惠子出書了，週六下午在大眾書局簽售，我打算去看看。」我說，那你去的時候幫我買一本吧。週一，我收到了那本書，扉頁潦草地寫著“惠子”，小說裡也是一個電台DJ的故事，故事的最後，主角離開了那座城市，彷彿消失了一樣。

而在現實生活中，惠子和她的節目也真的突然消失了。當然，她一定是辭職了，但我又覺得她彷彿在重述自己的小說。我想起她在節目裡說過的一件小事：她做夜間節目，早晨7點結束工作。她連續失眠暴躁不安，也許是憂鬱症？誰知道呢。在某個冬日能夠呵出白氣的清晨，她下班路過一家幼兒園，看見太陽一點一點升起來，聽見歌聲一點點傳出來。她忽然很想找個地方痛哭一場——孩子們圍在一起，唱著一支不變的旋律：“請把我的歌帶回你的家，請把你的微笑留下。”

二零一零…關不掉的光陰

二零一零年，我十九歲。我去了遠離家鄉的城市讀中文，沒有什麼不適應和思鄉病，行李裡裝著筆記型電腦和MP4播放器，後者很快也被淘汰了。我遊蕩在大學校園裡，沒想到，學校廣播台突然又出現在了生命中。

每天中午十二點，從教學大樓到食堂，廣播台一路大聲放著熱鬧的校歌，然後是輕鬆午間節目。每天傍晚六點，和兒時一樣的暮色掛在窗外，廣播台的音樂飄浮在南湖上空。其他時間廣播台當然也有節目，我當然也像大多數大學生一樣，並不在意它在說些什麼。

唯獨那一天，二零一零年的最後一天。我在下午三點的文學理論課上刷著手機，突然看到朋友在微博上發了一句「史先生走好」。瞬間愣住，不敢相信地到處找新聞查證，又好像這是一件等了很久很平常的事。我受惠於史鐵生先生良多。高中曾有過一段憂生。死的日子，臥病在家，半夜裡翻讀史先生的《我與地壇》《病隙碎筆》《務虛筆記》……它們並非如身外之遠燈照亮了我的路，而更似陪我一起困惑一起尋找，待到把心底的平靜挖出來，路就走下去了。

而今斯人遠走，黃昏時邁出同學熱情高漲的教室，在泛著雪的氣息的空氣中疾行，心中是止不住的感傷，卻無人可以共鳴。這時，廣播台傳來主持人的“插播消息”，竟然是談論這件事，我永遠記得這一秒，彷彿隔空好友傳遞來久違的消息。歲暮的氣氛在蒼白的天空下漸濃，廣播裡很快結束了討論，校長開始做無關緊要的新年賀詞。我走到食堂邊上，臘梅樹一晚開滿了黃色的小花。

二零一九年，我二十八歲。逛連鎖書店時看到文創區的小音箱，仿照多年前的收音機造型，可以聽歌也可以聽電台。我買了一台紅色的帶回家，儘管在別人看來只是單純的復古可愛，儘管我只用了它的音箱功能。二零二零年，我二十九歲。儘管在此之前斷斷續續聽過一些英文播客，但這時中文類播客正式大舉進入生活，每天上下班總要有些聲音陪伴。我好像在夏天午後發了場呆，那些收聽電台廣播的日子忽然就溜走了。從前，喜愛廣播的朋友們喜歡用一句話：“關不掉的收音機”，今天，已經成了關不掉的光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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