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爾巴喬夫難題之七：無人能擋的命運終結者

【無人能擋的命運終結者】

身為第五代領導人的戈爾巴喬夫天然是個弱勢的總書記。

他被老同志們推上前台，主要是因為大家不願再看到領導人年邁連續死亡的危機發生，他既無強大的組織資源班底，也無法靠改革帶來的經濟收益獲取廣泛民意。

對付黨內巨大反對力量，他只能通過開放言論改變政治力量，一來可以收穫民意支持，二來老百姓「妄議中央」攻擊的都是保守派。

這是個不可輕用的選項，但戈爾巴喬夫別無選擇。

開放言論的危險性在於，國民固然可一時為獲得思想解放而精神振奮，但黨的道德資源則會因此迅速流失，以至於動搖執政合法性。而且，言論開放只可鬆不可再緊，嚐到甜頭的國民一旦遇到言論收緊，會立即出現反彈。

這是一種兩難困境：

一、黨是權力地位的來源，必須控制言論，但維護黨的地位，會出現民意流失；

二、丟掉黨這個道德負擔，直接與民意對接，則會遭遇體制反對重演赫魯曉夫悲劇；

戈爾巴喬夫必須不斷尋找平衡點，通過不斷掌控權力，推進改革。

葉利欽的崛起打破了這個平衡，戈爾巴喬夫政治改革釋放出的巨大能量，被葉利欽中途劫持，他變成了不可戰勝的終結者。

1987年，戈爾巴喬夫啟動政治改革，解除「氫彈之父」薩哈羅夫等異議人士的軟禁、流放，關著思想犯的精神病醫院人去樓空，全蘇聯的空氣都瀰漫著要求改革的呼聲。

戈爾巴喬夫有一樣判斷對了：勃列日涅夫時代被迫害的老公知，重獲自由甚至被供起來後，立即失去話題性和殺傷力，他們與時代脫節，沒什麼社會號召力。

但有一樣大家都沒預料到，那些體制內游離出來的年青一代，卻有巨大的活動能量，他們善於捕捉社會熱點、喚起大眾情緒，他們善於街頭活動，而不是在家給西方媒體寫公開信。

這股巨大的反體制力量，缺少領軍人物時，看上去是散兵游勇，一旦有了廣泛號召力的領袖人物，就會凝聚起來爆發巨大的能量。

葉利欽正是時代需要的那個人。

繼任莫斯科市委書記的表現，讓市民愈發懷念那位每天公交車上下班的市委書記，懷念他把顢頇的官員們折騰得團團轉，懷念他與市民傾心交談、懷念他真正關心菜市場……

導致葉利欽丟官的那段大放厥詞，其中一段成為廣為流傳的金句：同志們，我發現我很難向一名工人解釋，為什麼工人階級統治了這個國家70年，他們香腸裡的澱粉卻總是比肉多。

對蘇共特權統治不滿已久的老百姓，把葉利欽視作真正屬於人民的英雄。現在，這個反體制的人民英雄被逐出政治局，立即成為凝結核，各種團體組織在他身邊匯集起來。

1988年夏，蘇共召開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戈爾巴喬夫成功地把保護公民權、司法獨立、無罪假設這些觀念寫進黨的決議中。它要求改變國家的政治制度，明確劃分黨和國家機關的職能。

戈爾巴喬夫以削弱黨的專政力量、放棄對權力壟斷的方式，削弱了黨內保守派的力量。戈爾巴喬夫的這次勝利，卻讓葉利欽搭上了便車，埋下了蘇共滅亡的種子。

在萬眾支持下，葉利欽決心重返蘇共政治舞台，他回到原工作地選區參選黨代表。蘇共下令當地黨員抵制葉利欽，結果工人以罷工威脅，全國各地支持葉利欽的電報猶如雪片。

葉利欽重新殺回黨的政治舞台，提出黨應該從上至下選舉等一系列民主化措施，遭利加喬夫等人批評，而他想在黨內恢復政治身份和名譽的期待也徹底落空。

葉利欽徹底對蘇共失去信心。

此時，他已然成為人民利益的代言人、改革的肉身，而必須依靠黨的權力機關才能發號施令的戈爾巴喬夫，則不再是那個值得期待的改革領袖，而是官僚集團的代言人。

1989年戈爾巴喬夫推動下召開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是一次把權力中心從黨代會搬遷到了全國人大的重大改革，這樣一來，他的權力將不再全部來自於黨。

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成果再度被葉利欽收割。

葉利欽以89.6%的高票當選人大代表，而戈爾巴喬夫則當選最高蘇維埃主席。但葉利欽還要更進一步，戈爾巴喬夫必須阻止，最高蘇維埃選舉時，接受上級命令的黨員們以無記名投票集體「選」掉了葉利欽。

5月28日，莫斯科七萬餘市民上街聲援葉利欽，並公開喊出各種反動口號，蘇共被逼到了牆角，幸而危機意外化解，法學副教授卡扎尼克把資格讓給葉利欽，並稱，如果葉利欽不進最高蘇維埃，我對不起家鄉人們的期待。

葉利欽通過補選進入最高蘇維埃。

葉利欽的連續勝利，讓他看到了人民的力量，而空有龐大黨員和數百萬武裝力量的蘇共其實不堪一擊。他的力量來自街頭，而戈爾巴喬夫一旦離開辦公室，就什麼都不是了。

戈爾巴喬夫同樣注意到民意的力量，1989年2月，他提出修改憲法一黨執政條款，實行多黨制和總統制，50萬莫斯科市民集會支持戈爾巴喬夫，黨內保守派屈服了。

1990年3月，戈爾巴喬夫在非常人民代表大會上當選為蘇聯首任總統。

1990年4月，戈爾巴喬夫會見南方鄰國總理，據後者回憶，戈爾巴喬夫曾表示說政治改革搞早了，應該先搞經濟改革。

這種懊悔或許是一廂情願。沒有政治改革，戈爾巴喬夫無力推動經濟改革，他沒有黨內定於一尊的地位，不能隨意修改社會主義定義，就不能解決改革姓資姓社的質疑。

1990年7月的二十八大上，戈爾巴喬夫才真正戰勝保守派，武器正是公開化和民主化，基層代表對政治局的集體譴責和圍攻，讓保守派潰不成軍。公開投票結果，利加喬夫等人出局。

當然，戈爾巴喬夫可以改口，宣布此前的公開性、民主化，讓老百姓百花齊放，其實是「引蛇出洞的陽謀」，再斷然把葉利欽和支持他的大小團體頭目全都抓起來。

這當然要付出極大代價，要求結束蘇共專政的民意極為高漲，1989年全蘇有近5000次群眾集會，參加人數達1600萬，到了1990年局面更加失控。

面對如此凶險的民意，甚至僅靠領袖的個人意誌已無法採取斷然措施，。

如果採取了斷然措施，就等同於葬送了改革，戈爾巴喬夫會變成第二個斯大林。

事實上，戈爾巴喬夫曾有過類似的努力，1991年3月，聯盟中央為了威懾加盟共和國的分離傾向，在俄羅斯人代會現場外，調集大批坦克、軍人。但幾十萬莫斯科市民上街聲援葉利欽。

戈爾巴喬夫後退了。

比起列寧革命成功後能調轉槍口鎮壓十月革命先鋒的喀琅施塔得水兵，比起斯大林能把列寧培養的大部分乾部槍決，戈爾巴喬夫確實是一個軟弱搖擺的人。

當蘇維埃政權不能使用自己的鐵拳時，就沒人能阻擋葉利欽了，他必然會成為蘇維埃制度的命運終結者。

一路高奏凱歌的葉利欽，由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繼而登上俄羅斯聯邦總統大位。最終埋葬了蘇聯和戈爾巴喬夫的政治生命。

蘇共保守派也沒人敢於反抗這股歷史洪流。八一九事件策劃者並不是為了拯救黨國，而是為了自己的權力。

1991年7月29日，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納扎爾巴耶夫秘密會晤，決定將副總統亞納耶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國防部長亞佐夫、內務部長普戈逐出權力核心。

但是，被驅逐對象掌握著國家情報機器，他們第一時間得知戈爾巴喬夫等人密謀，這才臨時組織緊急狀態委員會，軟禁了戈爾巴喬夫。

如果對蘇聯心懷深厚的情感，非要說蘇聯解體是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處心積慮，的確能找到私人動機：戈爾巴喬夫的兩個姑姑和伯父餓死，祖父和外祖父都被政治逮捕，葉利欽的父親曾因煽顛罪被送入古拉格關押三年。

但在他們站上歷史舞台，發動改革那一刻，他們根本沒有那麼長遠的規劃。

雖然葉利欽被認為是蘇聯頭號掘墓人，但忠實跟隨他多年的衛隊長科爾扎科夫卻認為，在他認識的蘇共官員中，葉利欽才算得上最忠誠的真正的共產黨人。

出於對葉利欽的敬意，葉利欽被解職後，科爾扎科夫自費跑去給葉利欽當保鏢。

如果改革的最終目標是通過祛除黨政機關隨意為自己賦權，來實現社會和生產力的發展，其實就意味著政權的去蘇維埃化。蘇聯的解體就是必然。

而蘇聯歷史上反反复复的改革證明，改革要么走到底，否則一定會走回頭路。

換一個人呢？也許俄羅斯政論雜誌那段評價戈爾巴喬夫失敗的話，對誰都合適：

「他擺弄這個國家，就像家庭主婦擺弄捲心菜一樣。他以為只要把外面的爛葉子剝掉，就會有里邊的好心子，他不停地剝下去，一直到剝光為止。」

戈爾巴喬夫生前曾被問及墓誌銘，他回答：
我沒有自己的墓誌銘，但我會告訴你我從朋友墓碑上讀到的，
這句話銘刻於我心中——我們試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