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穿越」:在防疫末代返乡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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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未回国,不知自己生根去何处,但至少保留不做伥鬼的良知。
2023年1月28日春节假期期间,旅客聚集在北京火车站。 (AP)
作者:米线原文发布时间:2023/1/30

「我有个朋友,也是到浦东,隔离了一天核酸阴性就可以出来了。」坐在后座的台商叔叔跟我隔着一米距离,用不大不小的声音讲他朋友顺利出隔离的流程;身子则侧向过道的防疫人员,好像也不只是说给我听。 「我们虽然也在浦东,但不知道行不行」,顿了顿,再用意味深长的眼神扫了我一眼,「这就是人治(的国家)。」

离家三年后,终于在新年之际踩着中央说「放开」的尾音回了国。 2022年12月底,中国国家卫健委宣布,自2023年1月8日起将「不再对感染者实行隔离措施,不再判定密切接触者,不再划定高低风险区」,当日朋友圈几乎像过年一样热闹,「三年终于结束了。」

中国防疫末代:在黑洞里各说各话

但对于在宣布消息后、政策正式实施日前回国的人来说,我们与基层防疫人员却都在某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时空黑洞里打转:理论上在1月8日前回国的人员,仍然要按照原规定集中酒店隔离5天、居家隔离3天。但几乎是在中央宣布放开后隔天,网上就有层出不穷的「经验贴」,成都、上海、北京与重庆都出现了完全不需要隔离的状况。

于是,一直以来因为「破碎的威权主义」与中央地方制度,于日常里遭遇「层层下达」、忍受「层层加码」的我们与基层防疫人员,这次也毫不意外地在政策方向变动之交,又与「层层不知」面面相觑了。

在酒店大堂,我们与领导隔着一扇厚重的玻璃大门,像盯猎物一样看紧对方,同团的几个人用上海口音与台湾口音平稳而礼貌地用微信电话同领导沟通。

「为什么一样是浦东区,其他酒店可以只用隔离一天?」

「国家已经要放开了,为什么上海市内部还不统一?你们大人可以为小老百姓想一下吗?大家不用这样浪费时间。」──嚄,我在内心小小的、不恰当的开心了一下。在海外社运现场听到「大逆不道」的话仍「波澜不惊」,但在这样的国家听见一点点声讨、质疑与耍赖(会有人说,是弱者的武器),都觉得好澎湃。

机场一条不过百米的过道里,随处可见过去三年的烙印。 (作者提供)

可惜不过三个来回,领导就抓住让人闭声的倚仗:「我们是遵循防控办的法律,你就告诉我你们是不是中国人,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们一想回「但是」,领导就用手势打断,更大声道「你就回答我,是不是?」「你说!」于是这场黑洞里的权益争取,最终以法律与公民为名告终──我又在心里不恰当地笑了一声,不论多久没回来,这里还是熟悉的配方。

隔日,或许因为还有其他黑洞里的声音,换了一群防疫人员挨个敲门让我们抄写保证书,「现本人XXX因XX原因必须离开隔离酒店,防疫工作人员已多次宣导劝阻,但我明确拒绝,不惜任何代价坚决离开⋯⋯一切后果自己承担。」签完名就可以离开。

负责签名的姊姊还教我如何写必须要离开的原因,给了我三个选项。 「你挑一个写哈。」

「之后不用隔离了,那妳还有工作吗?」我小心翼翼地问出盘旋在心里多日的疑问。

「我回去医院上班呀!我是被拉来这里(支援)的。」

「好巧,我也是被拉来的。我们所有人都在被拉来拉去,是不是这样上面看起来就会是井然有序的大国样?」我默默在心里嘀咕,没说出口。

「我先走了,大家保重!」台商叔叔在我们临时组建的微信群里留下这句后,率先离开了隔离酒店。 「一路平安」,我们纷纷跟上。

「上海那个事情」

出隔离后,生活被几次令人错愕的对话分段。错愕并非来源于冒犯或无知,相反,离岸时做了一层又一层的心理建设,我才是所有朋友中情绪「用力过猛」的那一个──但后来我又发现,不是这样的。

跟朋友约好在其他地方逛街,却还是不自觉地走到了上海白纸运动的核心地带「乌鲁木齐中路」。我偷偷掏出台北飞地书店带来的徽章,佯装镇定地快速合影。地点:上海。 (作者提供)

「你们真的都打算润吗?」

比起之前的线上聊天,有些朋友仍然、甚至更强烈地想要离开中国,「出去再说」几乎成为饭桌的高频词;但在另一波友人的见面里,我又遇见另一个阶段的回答:「想是想,但不会为了润而润。」于是我带着后者的听闻继续问前者,是否做好更周详的打算,「海外生活也有极度痛苦与孤岛的时刻。」

而让人心碎的是,好似一切生活如常、见面以来一直情绪稳定的朋友,听完这句话突然盯着水杯哭了起来。从抽噎到大哭,泪水止不住,口中的话也跟泪珠一样断线,「可是我再也不想经历那样的恐惧」「明天就会轮到我的恐惧」。断断续续的,都是「恐惧」。

那一刻我切实地看见,这三年,至少在一些国人的生命里,并不如表面那样随着放开而天降大雪般一切都被抹去。

而一样未被抹去的还有那群白纸事件里的年轻人。

吃完饭后我们又默契地逛去乌鲁木齐中路,一条长长的中心街。我看到在那个晚上刷过无数次的路标,看见曾放过一束花的邮筒。我问哪里是当时的中心?朋友不好意思地笑了,说她也忘记。但下一刻我们就共同判断出位置──整条街只有那个路口附近停了一辆看起来可以随时审讯的高级警车(其他路口都是三三两两的交警,尽管这也比其他路段更「高配置」)。

我下意识攥紧口袋里的徽章,念及当时那个令人震动的现场,忽地讽刺地想到,这些警察或许是记忆那群年轻人曾存在过的最直接体现。

后来跟父母打车,初五时的年味尚存在这小小的车厢里,司机笑呵呵地跟父母唠嗑,讲放开以后终于不亏钱了。 「其实早就要放开了,就是⋯⋯上海那个事情之后。」司机看了一眼前排的爸爸,又低头重复了一次,「上海那个事情。」父母没有搭话,我却想掏笔写在明信片上,寄去狱中,「嘿,你们做了『那个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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