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毅痛批張文宏，問題在哪裡？

對輿情稍有留意的人大概都注意到了，首都醫科大學校長饒毅在自己公眾號“饒議科學”上再三發文，連日來痛批傳染病專家張文宏，可謂火力全開。

他為什麼要罵張文宏？導火索是12月17日張文宏在2022年中美臨床微生物學與感染病學高端論壇上表態：“我們即將走出這次疫情已成定局，這個趨勢不會再逆轉。”

這番話可能讓普通人感到安心，但在饒毅看來，這是“不負責任的言論”，甚至“純係謠言”，因為“今天世界上沒有一個人可以斷定疫情走向，沒有一個人可以排除疫情永遠伴隨人類、一年三次、每次輕重沒有規律地搖擺”。

他奚落這是“科學不足，又不肯承認，而經常說錯話”，“個人的科學訓練和科學前沿敏感性不夠而不知道”。

兩天后，他更進一步將打擊面擴大到了張文宏的支持者們，影射、挖苦張文宏缺乏專業水準，所說的話只不過是為公眾提供了“一出幾年不衰的心理按摩活報劇”，而他的支持者“力圖將一位心理按摩者捧為神仙”，是“為造神而踐踏原則、犧牲科學的偽君子”。

饒毅這一輪的猛攻，讓許多人深感詫異乃至震驚，雖然學術觀點的分歧是常有的事，但為何出以這樣大字報風格的人身攻擊，實在讓人看不懂，以至於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不是“饒毅說得對嗎”，而是“饒毅為什麼要這麼做”，甚至是“饒毅怎麼變成這樣了？”

他為何如此反感張文宏？ 張明揚認為，這本質上是派系爭鬥：“就科學談科學，就醫學談醫學，饒毅無疑是一名高水平，有預見性的科學家”，但他多次主張封控，“一直偽裝自己沒有既定立場，將自己的防控偏好'隱藏'在對'科學態度'的反复宣示中”，實際上是個“隱蔽的防疫愛好者”。

張文宏當然並不完美，並非批評不得，但有人發現，張文宏曾說了一些和主流專家“很不一致的觀點”，但饒毅的批評是有選擇性的，“很少去批評深受權力寵愛的學閥權力”。換言之，批評不是不可以，但不能有失公允，“張文宏的成績你也要看到啊，何況，你也罵罵別人呢？”

這是中國社會旁觀糾紛時常見的態度，尤其容易激發人們對弱者的同情——罵得太狠，“連我看不下去了”，言下之意，“雖然張文宏可能有毛病，但你罵的時候態度好一點啊！”

另一種頗具代表性的反應更為中立，強調的是公共討論中應遵守基本的規則，就像押沙龍所謙稱的那樣，“我判斷不出關於饒毅張文宏他們的是非對錯，只是單純不喜歡這樣的罵街而已”。

也就是說，科學家好歹是“有身份的人”，至少在觀點交流時應當紳士一點，饒毅看起來是“失態”了。更進一步說，不論觀點如何，都應對事不對人，不必上升到人身攻擊，對錯沒那麼重要，應當允許不同的觀點並存、交流，並尊重人們的自由選擇。

這些說法各有道理，但能說服饒毅及其支持者嗎？我想是不能的。

爭論中講規則的前提是“所有觀點都是平等的”，但對另一些人來說恰恰相反。林肯在面對南北戰爭的爭論時曾對人慨嘆：“你已經活了這麼久，難道還不知道，對於同一個問題，兩個人可以有完全不同但都正確的答案嗎？”他這話肯定讓許多人為之駭異，尤其我們中國人早就習慣了，每個問題都僅有唯一一個正確答案。

何況，就算政治、社會的問題有不同答案，但科學問題難道也這樣？既然真理是唯一的，那麼任何與之不一致的觀點，就只能是錯誤、低劣乃至邪惡了。

這樣一來，什麼禮貌、規則就統統不是問題了，“態度好一點”不過是和稀泥，畢竟，對待錯誤的異端有什麼好客氣的？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對秉持錯誤觀點的人心慈手軟，只能意味著自己信念不堅定，還有動搖。就像中世紀的信徒對魔鬼、女巫的憎惡，在他們看來這完全不過分，黑的就是黑的，不然還要承認“魔鬼也有優點”？

在這種情況下，對手的妥協退讓也無濟於事，因為他再怎麼樣都是錯的。饒毅三年來不止一次批張文宏，但張文宏似乎從未回應過，有些人認為僅此就可見張文宏的態度更可取，然而在饒毅的支持者看來，這只不過是他啞口無言罷了，甚至更可惡——以退為進來博取不明真相的公眾同情。

事實上，不回應不過是“拒絕服從”的委婉表現，而在權威主義倫理學中，服從才是最大的善。只有一種行為能讓你的過錯得到寬恕，那就是真誠認罪，承認自己的錯誤，一如精神分析學家埃里克·弗洛姆在《為自己的人》中所說的：“即使一個人犯了罪，只要他接受懲罰並感到有罪，就會使他變善，因為這樣，他就是承認了權威的優越性。”

對這樣的心態，我再熟悉不過了，因為多年來，我在公共討論中被無數人罵過。雖然我基本從不回罵，有些人讚為“辯風真好”，但另一些人則嗤之以鼻，理由很簡單：你態度再好，也不能讓你錯誤的觀點變正確。最後的結果，是我在豆瓣上落下這樣的名聲：“維舟是好人，只是腦子不清楚。”

這就是關鍵所在：對這些自信找到了真理的人來說，寬容是不必要的，觀點的正確與否才是至關重要的問題。那麼，哪種觀點才是不容置疑的真理呢？不好意思，恰好就是他本人所持有的那種。

這遠不只是饒毅的問題。龔鵬程在《近代思潮與人物》中指出，“把批判對象視為惡，以自己代表善與正義”，乃是“近代知識分子權威人格的根源”。最能體現這一點的，是蔣介石1927年說過的一句名言：“我就是革命，誰反對我，誰就是反革命。”

社會學研究也證實，在1960年代的城市中學裡，“權威人格”是孩子們身上居支配地位的社會性格。對權威的順從，和對異己群體的攻擊，乃是不可分割的一體兩面。因為他們不僅自信站在正確的一邊，往往還抱有一種糾正“錯誤”的強烈使命感，為此，任何激烈的手段都是允許的。

很多人都說，饒毅可是科學家啊，他自己不也一直強調要講科學？我的感覺是：饒毅對科學的理解是古典式的，那是一個聖殿，其中智者就像祭司，高踞在等級制的頂端，掌握著至高的權威，他說的話就是神諭。 19世紀的圣西門主義就是這樣，每個人都處於絕對完美的秩序之中，沒有給自由地犯錯留下任何餘地。根據這種特殊的理解，“科學”乃是少數知識精英壟斷的真理。

我不認識饒毅，但如果那些檄文確實是他本人寫的，那麼這就是文本所透露出的人格特質。當然，權威人格也不過是一種分類，我在意的也不是抨擊饒毅，而是試圖理解這種社會性格的普遍性，進而為當下的輿論提供一種解釋：為什麼饒毅們如此痛恨張文宏？又為何這麼激烈？

答案或許是：在饒毅們看來，張文宏是假權威，是偽神，竊取了他們所看護的真理聖杯，這是最不可容忍的。這或許就是為什麼饒毅一直盯著張文宏的“資格”不放，用他的話說，“絕大多數醫生不是科學家，這是常識”，言下之意，科學家才掌握終極真理，而他本人當然是——張文宏講的那些大白話，都是老百姓聽了高興的“心理按摩”，算什麼學術成就？

饒毅曾被廣泛視為具有理想主義的科學家，也因此，這次很多人驚訝他的表現，但對他來說，這恐怕並不矛盾。或許正是他在學術上的追求，使他更難容忍在他看來“不正確”的觀點，助長了他對權威的認同，而這也與國內長久以來“專家治國”的理念契合——任何領域都離不開權威，能一錘定音地給出唯一正確的答案，而在他看來，張文宏沒有這樣的資格。

因此，談什麼不同觀點、態度、規則，都無法從根本上駁倒他，那麼他這麼想的問題到底在哪裡？

我想是，他對“科學”和“專業”的界定都太狹隘了。他可能太沉浸在自己所擅長的神經分子生物學領域，而用學術前沿、論文水平等科研標尺來衡量張文宏，就覺得他處處顯得“科學不足”，不過是個“網紅”罷了。很多人都不自覺地有這樣的問題，我一位朋友曾將廣受好評的散文家批得一無是處，我後來才意識到，她其實是用學術論文作為參照係來要求散文。

當張文宏判斷“走出疫情已成定局”時，指的其實是這一輪高峰過後，我們終於可以告別三年來的防疫局面，生活逐步回歸正常。這是公共衛生的視角，也是普通人能理解的話語。然而，饒毅說“沒有一個人可以排除疫情永遠伴隨人類、一年三次、每次輕重沒有規律地搖擺”時，所著眼的其實是病毒學的視角，渾然不顧張文宏再三說過“人類不可能消滅病毒”（那就意味著它隨時可能重新出現）。視角的差異，使得他恐怕曲解對方都不自知。

他以病毒為中心，但忘記了在這樣的公共衛生事件中，我們更要關心人的處境。在這裡，他所遵循的是19世紀末出現的細菌理論範式，認為健康狀況只是微生物層面的問題，然而，現在醫學（尤其是公共醫學）早已進入生物-心理-社會範式，需要全社會改變認知模式，協調各種資源，才能應對這一重大挑戰。

饒毅看不起張文宏的學術能力、專業水準，就分子生物學的科研成就來衡量，這應無疑義，但如果從全新的範式來看，那麼他所蔑視的“網紅”和“心理按摩者”張文宏，在改變社會認知等方面，不誇張地說居功至偉，比他本人起到的作用大多了。承認這一點沒什麼不好意思的。

如果說饒毅傲慢，那麼他就傲慢在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