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喜毕业派对

本文送给我亲爱的朋友Enana



「周六晚上来我家吃饭吧，吃完我们刚好一起去看城堡烟花」，几周前，好友E约我一起共进晚餐。 E是我在心理学系认识的第一个，也是最好的朋友。她是亚述文明的后代，有着过人的语言天赋，尽管只比我早两年来德国，但她一开口，就连德国同学都以为她是母语者。我们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肤色，说着不同的母语，但这一切都不足以阻碍我们成为最理解彼此的朋友。

「好啊！今年的烟花我已经错过两次了，最后一次可不能错过」，我兴高采烈地答应了她。可是喜欢计划安排如我，想到另外一位共同好友可能还没有约到朋友同行，奇怪E为什么没有提到她，没多想就传简讯给E，邀请朋友J也参加。过了一阵，已经毕业去邻城工作的朋友W和我通话，我便邀请她也加入我们。

就这样，直到进入E家门之前，我都以为这只是一场普通的聚餐，并且因为我的热情由两人晚餐变成了四人聚会。然而，当E打开门，我隐约看见了房间正中悬挂的标语和气球，“We are so proud of you“. 这时楼道里远远走来一个人影，E问我，「你猜这是谁？」我以为是能和E畅谈母语的朋友O，没想到当她走进，我大呼：「是L！哦我的天哪，我今天正准备给你发信息呢」，赶紧走上前和L拥抱。 L是我和E的共同朋友，她是在德国出生长大的华裔，从事生物方面的研究，对一切学科都充满了热情，我们在她去旁听心理学课程的时候认识了她。 L非常善良温柔，她总是耐心地听着我蹩脚的德语，用闪着亮光的眼睛看着我，和我聊她感兴趣的话题，问我关于中国文化的事情。

「Anna，毕业快乐！我们非常为你骄傲！」，E走过来拥抱了我。

「天哪，这是你为我策划的派对吗？」

「当然了，Anna，这是我们为你一起筹划的惊喜派对，本来打算让你以为只是我们两个的普通晚餐，没想到你把J和W都邀请来了，现在只有L对你来说是个惊喜了」，E无奈地表示。

我的鼻子一酸，眼眶开始湿润，面对着这四个秘密策划了一场我的毕业派对的朋友，我一时感动地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能紧紧地拥抱她们，让自己在这幸福到难以置信的时刻沉浸地更深一些。

小学时期被霸凌的经历让我对人群充满了警惕。很长一段时间，群体，尤其是女性群体，都让我望而却步。我索性当起了愤世嫉俗的离群索居者：「既然不被群体接受，那我也不屑于群体」。我用尼采的超人哲学合理化自己的孤独，训练着自己「独立」的能力，只与同样徘徊在群体边缘的同学交流。可是天性使然，我不曾满足于孤独的生活，或许是因为这「孤独感」的背后隐藏了太深的不安全感，我总是带着嘲讽的态度看着笑作一团的女生或是在球场上激烈碰撞的男生，不敢也不愿承认自己对「被接纳」的需求。

在群体中作为个体行动，或者换句话说，「成为群体的一员」，并不是如同反射反应一样是天生就可以做到的。我们的大脑给予了我们成为「社会性动物」的认知基础，比如心智化能力（Theory of Mind) 即对意向性的理解、对他人心灵以及自我心灵的假设、共情能力等等。但发展这些能力，需要早期足够的数据输入。心理戏剧疗法（Psychodrama）的创始人Moreno在观察幼儿园小朋友的游戏时发现，只有那些已经和自己的首要照料者（通常是母亲）建立了安全、稳固的依赖关系的孩子，才能融入到群体游戏中，接受群体作为他暂时的「照料着」。在群体中，孩子开始尝试新的角色，他接受群体的照料，同时也学习着照料这个群体。在健康的群体动态关系中，孩子可以体验不同的群体角色，从而积累越来越多的群体经验。而早先只体会过混乱的、不稳固的或是疏离的亲密关系的孩子，在面对群体时也不知所措，既不知道自己该扮演何种角色，也无法放心地让他人触及自己。

很多深受人际关系困扰的患者总是对「团体治疗」持有抗拒态度，对此我深有体会。我们中的大多数可能从未在群体中有过积极的体验。群体，这个词，对我们来说，就像一个张牙舞爪的怪物，「我不需要其他人，为什么要和其他人探讨我的问题呢」，我们好不容易通过自己艰难的努力，磨砺了那颗需要拥抱与温暖的内心，将自己恐惧的「群体」这只怪物」封印在天寒地冻中，此刻却要我们重新面对这只可怕的怪兽，这岂不是强人所难吗？

面对这样的抗拒与恐惧，就应该像照顾一只曾被丢弃的流浪猫那样，首要是重新赢得当事人对群体的信任，给他们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慢慢地让他们获得--- 哪怕先是通过观察获得，关于群体的积极体验。

回首过去，在中国的前二十年，个人的创伤体验加上社会文化造成的「群体压力」，我从未在任何群体中获得过积极的体验。我不曾参加过集体活动，只拥有一对一的友谊。在我最「别扭」的年轻段，唯一加入的班级微信群都被我删除，在每节被迫加入团体的体育课后，我都会出现极端的自杀想法，恨不得一个人躲到山林中度日。

从那个时期就认识我的朋友，无不惊讶于我这两年来的变化。他们看见我频繁地发和朋友的合照，观察到我脸上的表情越来越生动。 「你居然会在一群女生中间」，我自己也吃惊、甚至感到无所适从。但我明白，这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在德国的太多新体验，让我逐渐放松自己因为害怕或厌恶而紧绷起来的身体，允许自己放下过去的一切担忧，让他人朝我走来。

「我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我在同学中感觉被忽视了」，我曾对治疗师说，「我知道那些同学都是精英，他们想成功，他们不会希望和我交流，因为我德语说得太慢了，和我交流是浪费时间。」

「你这样想很有趣，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治疗师问。

「因为这是在大学啊，他们是我的同学，都是Abitur（德国高考）满分的人，申请研究所也要竞争，大家都想要尽可能好的分数」我回答。

「大学，可以被理解为这样一个竞争的场所。但也有别的角度，大学，也可以是一个“遇见”（Begegnung）的场所，不同的观点、文化在这里碰撞，即使听你分享你的观点可能会花长一点的时间，但你分享的事情是如此有趣，我认为这不会阻碍想和你交流的人。」

治疗师的这一席话瞬间点醒了我，是啊，我被自己的经历和中国社会的竞争文化捆绑了太久，甚至难以想像其他美好的可能性了。为什么一定要将和同学的关系想像为不断的“被评判”，从而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呢？为何不能以“观点碰撞”、“分享”、“理解”和“合作”来理解我和其他人在大学的关系呢？假设以这样的观点出发，我是否就能在一个讨论小组中，更从容地享受对话呢？

这两年来，我一次次地经历类似的顿悟，这不仅出现在治疗师的诊室，更是常发生在我和好友E相处的过程中。她和我分享她与朋友的相处，带着我见她的朋友，我们一起抱怨生活中的压力、暗恋的烦恼，而我收获的总是一种新的思路--- 我逐渐从强调人与人之间无穷尽的对比、羞耻感，遮遮掩掩的东亚文化中解脱，拥抱她传递给我的，基于信赖、慷慨、热情、自信的新文化。在她的陪伴下，我第一次体验了同性友谊的美好，也开始尝试着让自己参与团体，收一次次地收集到了在团体中的新体验。

「我以前都是一个独行者，我不敢相信现在有一群朋友商量着给我准备派对」，那天晚上看完烟花，我和E坐上回家的公交，我对她诉说我的感动与惊喜，「我当时甚至不知道我该做何反应，好像我的大脑识别不出这个崭新的场景，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了。」

「Anna，我们爱你，这是你应得的，」E对我说。

「你知道这对我有多重要，我今天体会到了在一个团体中的快乐，我开始相信「团体」了，这是我生命中一次非常重要又珍贵的体验，我太感谢你了，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