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金的足跡｜“獻給未能活下來的人”

托爾金的足跡V：“獻給未能活下來的人”

攝影/撰文：周仰

首發於澎湃·翻書黨（2023/2/14）

距離伯明翰28公里的利奇菲爾德（Lichfield）與英國許多小城鎮一樣，若是去遊玩，會覺得它是個可愛的小地方，兩三條步行街圍合成商業區裡都鐸風格的老建築點綴其中，有咖啡館，有獨立小店，在小教堂改造的遊客中心拿一份歷史遺跡地圖，會發現它可以追溯到公元七世紀，歷經火災和戰亂但依然作為一個城鎮留存至今，甚至還擁有一些歷史名人，以及一座上千年曆史的大教堂。只不過，對於外來者，哪怕是我這類在英求學的“半長久居民”，通常也不會特意去這類沒名氣的小城遊玩，我會知道這個地名並且在下雨的冬日專程前往利奇菲爾德，也是因為一段關於托爾金的往事——1915年9月，托爾金和TCBS的三位好友在這裡最後一次相聚，僅僅一年之後，其中兩位就在索姆河戰場陣亡。

TCBS全稱“茶社和巴羅社團”，是托爾金1911年與幾位中學好友一同創立的文學社團，根據漢弗萊·卡彭特在《托爾金傳》中的記錄，當年托爾金和朋友們偷偷在圖書館裡喝茶、吃點心，討論文學和藝術，放假時則把陣地轉移到附近巴羅百貨商店的茶室，因此他們將這個非正式的集會稱為“茶社和巴羅社團”。畢業之後，TCBS最終成了一個四人同盟，被稱為“不朽的四傑”（Immortal Four）：托爾金、羅伯特·吉爾森（熱愛建築與設計）、克里斯托弗·懷斯曼（擅長數學和作曲）、杰弗裡·巴赫·史密斯（詩人），他們都有著古典的品味，志趣相投又互補，相信可以通過文學和藝術讓世界變得更好。人們或許會由TCBS聯想到《魔戒》中從夏爾出發的四位霍比特人——四個夥伴步入前途難料的世界風暴之中，但按照托爾金的創作習慣，他不會全然照搬現實的經歷（在故事中，弗羅多比皮平和梅里長一輩，山姆則來自勞動人民階層，而且托爾金曾提及，山姆這個人物的靈感來自他在一戰期間接觸到的勤務兵），因此在我看來，與其機械地認為TCBS預示了四位霍比特夥伴的組合，不如說，戰爭中圍繞這段友誼的堅守和離別，會不斷閃現在《魔戒》的不同場景中。

進入大學後四人保持通信，其中兩人在牛津（托爾金與史密斯），另外兩人在劍橋（吉爾森與懷斯曼）。 1914年12月的聖誕假期，在一戰的陰霾下，四個人齊聚倫敦的懷斯曼家中，後來，托爾金將這次聚會稱為“倫敦會議”，甚至時隔兩年托爾金給史密斯寫信時還提到， “TCBS被賦予了火種……注定要為世界點亮新的光芒，或者說，重新點燃古老的光，這兩者其實是一件事……就我自己來說，那次（倫敦）會議之後，我找到了一種方式來表達長期鬱積的那些東西，並開啟了巨大的可能性——我一直都將這歸功於我們四個人短短幾小時內產生的靈感。”（托爾金書信第5號） 1915年春天是托爾金創作的一次小小井噴：他寫了不少詩，雖然當時還沒有整個中洲故事的框架，但《仙境海岸》等一些詩作中已經出現了維林諾的意象；他畫水彩畫；他還認真投入語言創造，《琨雅語詞典》不斷擴充（這語言在後來演變成故事中高等精靈的昆雅語）……《托爾金與世界大戰》（Tolkien and the Great War）作者約翰·加思認為，托爾金在此時創造力突然集中湧現，原因之一很可能是戰爭的迫近讓他感覺必須抓住光陰。 1915年6月，托爾金完成了英語語言文學系的最後一場考試，獲得一等榮譽學位，緊接著，軍旅生涯開始了。 （1914年夏大戰打響時，托爾金並未立刻參軍，而是選擇完成學業，但這給他帶來極大的心理壓力，之後他加入邊上學邊接受軍事訓練的方案，拿到學位後再入伍，也算是兩全之策。實際上，TCBS四人都不是天然會從軍的類型，但他們竭力平衡著對國家的責任和個人的志趣。）

到了1915年秋天，托爾金被分配到蘭開夏燧發槍團第十三營，在距離利奇菲爾德不到五公里的惠廷頓希斯（Whittington Heath）訓練。此時，懷斯曼已加入了海軍，史密斯和吉爾森更早入伍，隨時會被派往前線。根據約翰·加思的記錄，9月，吉爾森從一場流感中康復，可以出院並獲准休假，他決定去探望托爾金，並發電報叫上了懷斯曼和史密斯，聚會地點就定在托爾金駐紮地附近的利奇菲爾德。聚會當天，吉爾森和史密斯率先到達，他們參觀了塞繆爾·約翰遜故居博物館（Samuel Johnson Birthplace Museum）和大教堂，之後與托爾金、懷斯曼一同入住喬治旅館（George Hotel），沉浸在“總是能點亮TCBS會議的愉快又寶貴的談話”中。加思在《托爾金與世界大戰》中寫道，與此同時，“在法國北部，一場戰役預示了TCBS中的三人將會有的經歷，英軍……發起了一次災難性的進攻，以至於當進攻者轉身撤退，已經掃射屠殺了近八千人的德國機槍手最終因為憐憫而放下了槍”。

距離TCBS的“利奇菲爾德會議”整整一個世紀，2015年，塞繆爾·約翰遜故居博物館的管理員在一本訪客簿上發現了吉爾森和史密斯的簽名。這一訪客簿曾在2018年利奇菲爾德大教堂“戰爭的後果”（Consequence of War）展覽中陳列，如今則回歸塞繆爾·約翰遜故居的檔案室。抱著嘗試的心態，我給這一故居博物館寫郵件，詢問是否還能看到簽名，出乎意料，第二天就收到回信，告知雖然訪客簿不是公開展品，但可以預約觀看。我立刻約了最近的周六，1月7日。進入新一年，英國鐵路第一時間送上了連續五天的罷工“大禮”，幸好從伯明翰到利奇菲爾德還有一條公交線，站點就在我住處對面，耗時一小時，雖是火車的一倍，倒也方便。出發前幾分鐘，伯明翰下起了冬日的暴雨，車行到半路，竟放晴了。

利奇菲爾德公交總站和火車站毗鄰，步行到市中心只需五分鐘。抵達時正中午，不妨去TCBS最後那次聚會下榻的喬治旅館吃午飯。這家有著三百年曆史的旅館位於伯德街（Bird Street），18世紀，驛站馬車（Stagecoach）作為主要公共交通工具在英國盛行，利奇菲爾德剛好是一處重要的中轉站，當時城裡登記在冊的旅店有80多家，喬治也是其中之一。作為一家運營了三個世紀的旅館，這里維持著一種微妙的歷史感，地毯的花紋、老式家具以及餐廳裡燃燒的壁爐都給人時光凝滯的印象，這個中午，光顧這裡的客人大多已是花甲之年，一群群聚會的老夥伴，他們是否在此找尋青年時代的回憶？我們不能想當然地將這種懷舊氛圍當作任何時期的“歷史原貌”，但可以想像，1915年9月25日傍晚，TCBS的四個年輕人佔據了壁爐前的最佳位置，促膝長談，百年前英國小城的旅店門廳，是否類似托爾金筆下布理鎮的躍馬客棧？ “聚在這裡的人既多又雜。三盞懸掛在樑上的昏暗油燈半掩在煙霧裡，光主要來自熊熊燃燒的爐火……長椅上坐著三教九流的人，有布理的人類，有一群本地的霍比特人（坐在一起聊天），還有另外幾個矮人，以及一些隱在陰影和角落裡、難以辨認的模糊人影。”（托爾金，《魔戒》，卷一，第九章）又或者，他們可能會選擇在客房裡談論詩歌？根據加思的記錄，托爾金在此之前剛剛寄了第二批詩給吉爾森，他大概正想听聽朋友們的評價。四個人在“利奇菲爾德會議”具體聊了什麼，並沒有確切的記錄，不過或許可以通過霍比特人在幽谷的經歷來想像這次聚會帶來的慰藉—— “一切恐懼和焦慮都從他們心頭消散了。將來的吉凶並未被忘記，卻不再擁有影響現在的力量。”（托爾金，《魔戒》，卷二，第三章）

走出喬治旅館，轉上市場街（Market Street），兩三分鐘就到了塞繆爾·約翰遜故居博物館。出生於1709年的塞繆爾·約翰遜可能是英國歷史上最有名的文人之一，他是詩人、作家，前半生名聲不顯，直到他花了九年時間獨立編出的《約翰遜字典》（ 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為他贏得了聲譽及“博士”頭銜。這幢小樓是約翰遜出生的地方，作為一個窮書商的兒子，他的早年並不順遂，體弱多病，臉上有疤，一耳失聰，一眼全盲，因為貧困而中斷了牛津的學業，但他從小熱愛閱讀，靠著才學和文筆，最終在倫敦的文化圈大獲成功。這可謂十八世紀的勵志故事，吉爾森和史密斯都為這個世紀著迷（托爾金則從更古老的時代尋找靈感，比如中世紀及之前）。約翰遜故居自1901年起就成了博物館，現在免費對公眾開放，底層經營著一家二手書店，作為對約翰遜父親的致敬。故居內設有伍德圖書館（Wood Library），收藏了許多相關的珍貴書籍，公眾可以通過預約來閱覽。

向接待處的大叔說明我此前的郵件，他便不緊不慢放上一塊“暫時離開”的牌子，帶我走上三樓，打開了伍德圖書館的門——實際上，這可能稱“圖書室”更合適。大叔讓我離開時告知他，以便鎖門。令人驚訝的是，整個過程沒讓我出示身份證明，也沒有填任何表格，我就被單獨留在了有著珍貴藏書的小房間。圖書室有著三面牆的書架，寫字台的支架上，一本大書已經打開，這就是我想要看的訪客簿。吉爾森和史密斯的簽名在頁面中間偏下的位置，前面的日期寫的是（9月）24日，或許只是筆誤，兩個人在名字後面都寫上了“TCBS”，足以體現他們對於這份同盟情誼的看重。在樓梯上，大叔提到了攝影攝像，但我一時沒有聽清到底是允許還是不允許，在簽名前坐了好一會兒，最終還是拍照（擁有）的慾望佔了上風，不顧頭頂的監控攝像頭，拍下這珍貴友誼的紀念。

大致參觀完約翰遜故居回到街上，隔壁的遊客中心曾經是一座小教堂，門口廣場上，農夫集市正準備收攤。向西北方向轉上堤壩街（Dam Street），便可以看到不遠小坡上的利奇菲爾德大教堂（Lichfield Cathedral），1915年聚會那天，吉爾森和史密斯兩人也曾參觀過這座教堂。實際上，TCBS的四人都有著虔誠的信仰，而且他們真心相信，四個人的同盟是一種天意。路過教堂水池（Minster Pool）的時候，雲層突然散開，斜斜的陽光突然照射過來，池塘里浮著的以及在水面上盤旋的白色小海鷗都成了閃耀的光點，水池後面，古老教堂的三座哥特尖塔也呈現金色。教堂的鐘鳴響不停。作為天主教徒的托爾金或許不會特意去參觀這座現在隸屬英格蘭教會的大教堂，但若要追溯歷史，任何建於16世紀宗教改革之前的教堂最初都是天主教的，而利奇菲爾德大教堂始建於公元669年，那時這裡還叫做麥西亞王國（Mercia），盎格魯-薩克遜的國度。根據托爾金研究者湯姆·希比在《世紀作家》一書中分析，洛汗人稱自己的國家為“馬克”，而把“麥西亞”去除拉丁化重新回歸當地古老語言的形式，“就得到了*Marc，發音為'馬克'”（古代語言研究中在單詞前加星號意味著一個詞未留下記載，但據推測曾經存在過）——“所有賦予洛汗人、他們的馬匹以及武器的名字都完全是盎格魯-撒克遜的，且……完全是麥西亞的”。另外，托爾金“常常自稱為麥西亞的本土居民”，或許，他不會對這座由麥西亞的聖查德創建的大教堂無動於衷吧。

過了小橋沿坡而上，來到大教堂正面，此刻，立面上精美繁複的紋飾和聖人雕像完全沐浴在陽光下。當然，這些實際上是18、19世紀修復的成果，畢竟在利奇菲爾德大教堂漫長的歷史中，早已歷經多次損毀，尤其是17世紀英格蘭“保皇派”和“圓顱黨”的內戰中，教堂因地理位置而成了一座要塞，其屋頂和中央尖塔都曾被大砲擊毀，圓顱黨最後一次佔領期間，許多塑像和古文獻被毀。但教堂內依然有許多珍貴文物，比如聖查德的福音書（St Chad Gospels）和2003年考古發掘的天使浮雕，都可以追溯到公元八世紀。進入室內，古老哥特式教堂的空間總是引起超越語言的敬畏，但這個下午，這裡正在進行一場奇妙的排練——不是常常聽到的讚美詩合唱。舞台搭在正門背後，鼓點驟然響起，歌手唱起已故流行樂偶像喬治·邁克爾（George Michael）的名曲，這是一位公開出櫃且頗具爭議的音樂人，在教堂空間上演他的歌，倒也體現出當下歐洲基督教走向現代化、更包容的趨勢。舞台上切換到一首柔和的慢板歌曲，舞台下一對好朋友突然相擁起舞。

一個多世紀前，TCBS這樣由男性組成的小團體當然不會相擁跳舞，他們表達友情的方式主要是長談和通信。四人在利奇菲爾德短暫相聚之後，很快又被軍隊調度分開，幾個月後，吉爾森和史密斯來到了法國的前線。加思在《托爾金和世界大戰》中收錄了幾人之間（以及他們和家人之間）最令人心碎的一些通信，尤其是當我們已知了結局。史密斯在一次危險的夜間巡邏之前，給托爾金寫了他自以為的最後一封信，他說，“若我命中註定就此離世，願遙遠的將來能藉你之口，說出我的肺腑之言”，彷彿他獲得了某種先知的能力，預言了托爾金將成為“被選中的那一個”。某種程度上，托爾金似乎真的代表了四個人持續創作（戰後，倖存的懷斯曼投身教育事業，並未持續創作），一戰期間TCBS成員的那些書信和經歷，會在幾十年後出版的《魔戒》中找到隱秘的共鳴和迴響。

1916年7月1日，索姆河戰役打響，歷史書將會把這場持續四個月的壕溝戰稱為“絞肉機”，雙方傷亡共130萬人，其中英法聯軍傷亡近80萬人，卻未能實現預期中的大推進。吉爾森所在的營被安排第一批進攻，在往前線行軍的路上，他看到許多被戰火摧毀的村莊。大約6月25日，吉爾森給父親寫信，描述了一座荒廢的花園被大自然重新佔領，“飛燕草、吊鐘花、矢車菊，還有各種顏色的虞美人，瘋長一片… …這是戰爭的破壞所創造的僅有的美好事物之一”。托爾金不太可能讀到吉爾森的這封家書，但彷彿心靈感應一般，他對伊希利恩的描述也呈現了類似的並置：一方面是大自然的美好，另一方面則是魔多（和戰爭）帶來的破壞——

“在此，他們隨處可見春天活躍的踪跡：蕨類的嫩芽從苔蘚和泥地中冒出來，落葉松長出尖尖的綠芽，草地上開滿小花，鳥兒歡唱。伊希利恩這片剛鐸的花園，如今雖然荒無人跡，卻仍生機蓬勃，保留著原始不羈的美麗……這片土地儘管看似美麗依舊，如今卻是大敵的領土。他們離開大道並不遠，但即使是這麼短的距離，也已經看見不少舊日戰事留下的傷痕，以及奧克和黑暗魔君的其他邪惡爪牙造成的新創：一坑沒有掩埋的穢物垃圾，被胡亂砍倒、放任枯死的樹木，樹皮上還有粗暴的刀痕刻下的可怕魔眼記號和邪惡的如尼文。”（托爾金，《魔戒》，卷四，第四章）

大進攻之前的整個星期，英軍動用約1400門大砲對德軍陣地進行轟炸，以期摧毀德軍戰壕，為7月1日的總攻做好準備。托爾金、吉爾森和史密斯分別所在的部隊都已在前線附近，每天晚上他們無疑都看到相同的場景，東方天空閃光陣陣，炮聲隆隆。吉爾森在同一封家書中寫道，“晚上的砲火很美——要是它們不那麼恐怖就好了。它們有著暴風雨的壯烈”，這一場景很容易聯想到弗羅多和山姆走在往米那斯魔古爾山谷去的路上， “在東方，低垂的雲層底下亮著一團暗紅的光芒——那不是黎明的紅光……他們又聽見了一陣滾動的隆隆聲，這次更響亮也更深沉，大地似乎在腳下顫動”（托爾金，《魔戒》，卷四，第七章）。同樣是6月25日這一天，史密斯給托爾金寫了信，“願你在接下來幾個月中有最好的運氣來應對將要發生的事，願我們都能活著迎接更好的歲月……我本來還想寫更多，但沒有時間了，你恐怕也必須將這當作絕筆”，事實上，史密斯和托爾金都在索姆河戰役的第一波推進中倖存下來，7月到9月之間，兩人所在的營隊交替進入戰壕，但若是他們剛好都回到後方，就會抓緊時間見面，直到10月托爾金因患戰壕熱被送回英國。每一次都可能是最後一次，這種訣別的煎熬似乎迴響在法拉米爾對弗羅多臨別之語中， “你不需要安慰之辭，我並不指望有朝一日還能在這太陽底下再見到你… …倘若你出乎意料，又回到生者之地，我們能坐在牆腳下曬著太陽，回顧往事，對過去的悲傷放聲大笑，到了那時，你再告訴我吧。而在那時，或是別的某個連努門諾爾的真知晶石也無法預見的時刻之前，我們別了！”（托爾金，《魔戒》，卷四，第六章）

故事中，出乎意料的奇蹟發生了。但現實中，吉爾森在索姆河戰役的第一天就陣亡了，7月1日，他所在的營隊按照命令離開自己的戰壕，他們以為此前一周的轟炸已經瓦解了德軍，自己只是去佔領對方陣地，因此背上了所有的裝備，包括炊具。然而，炮轟效果甚微，迎接他們的是德軍強大的火力。這一天英軍傷亡超過五萬人，吉爾森是其中之一，索姆河戰役的慘狀直觀地顯示出決策層和不得不承擔後果的人之間存在的鴻溝。史密斯原本已經熬過了最激烈的戰鬥，卻在12月初戰線後方的鄉間道路上遭遇砲彈爆炸，炸傷了右臂和大腿，三天后死於氣性壞疽。某種意義上，《魔戒》里四個霍比特人好朋友被捲入必死之境，卻在生者之地重逢，這彷彿是潛意識中托爾金給自己的補償。對於故事中的“大團圓結局”，很多人會嗤之以鼻，因為這是身陷令人窒息的現實中的我們無法相信的事情。對於現實和故事的分歧，托爾金在論文《論仙境奇譚》中創造了“善災”（eucatastrophe）的概念來解釋此類故事真正的作用，或許只有將他的經歷和故事並置，我們才能理解“善災”帶來的慰藉：

“在其奇境的——或者說異世的——背景中，這是一種突如其來的、奇蹟般的恩典：從不指望能夠再次出現。它並不否認災難、悲痛和失敗的存在：這些可能性對於超脫的喜悅來說必不可少；它拒絕（你甚至可以說罔顧大多數證據）普遍的終極潰敗，因此是一種福音，使人匆匆一窺那種喜悅，超越世界之牆的喜悅，與悲慟一樣令人潸然淚下。”（托爾金，《論仙境奇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