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 流亡者的书架：认识中国的50本书|余杰

野兽按：此书收录的五十篇书评不少在“自由亚洲电台”的“禁书解读”读过，推介的五十本书也都尽可能寻觅来购读了。诸位书友也不妨按文觅书。

余杰与刘晓波结缘十多年，成为挚友与工作伙伴。这段同志情谊，预告了余杰的流亡。早在二十多岁研究生阶段，余杰就以《冰与火》一书成名，他的抗议精神早已种下日后颠簸生活的种子（也是他信仰基督宗教的种子吧）。 2012年夏天，在迪化街的「小艺埕」，听他回忆与国保特务周旋的过程，被酷刑虐待至休克，挣扎于一段「与死亡擦肩而过的黑暗岁月」。于是，有了出亡的决定。

这本《认识中国的五十本书》，是余杰的「读书笔记」，从其评论的书单，可见他的多闻、博学、诚与重。这五十本书，都是近年出版，除了发行于1978年的《龚楚将军回忆录》。

这份书单，出自精心刻意的挑选，是余杰所言「通向自由的五十本书」。作者无意针对每本书进行摘要复述，而是「借题发挥」。贯穿全书，旨在表达一个中心理念：如何从「毛主义的遗害」中，解放中国人的个体自由。

流亡者的书架：认识中国的50本书

作者： 余杰

出版社：水牛

出版日期：2013/08/08

语言：繁体中文

定价：400元

中国崛起，面对中国的选项，是依附或逃避？

透过余杰精辟的五十本书的读书笔记

能够让我们认识中国的真面目

了解在那广大土地上各种不为人知的统治与控制

★用50种不同的角度，理解又爱又恨的那片土地的人事物

被誉为「北大第一才子、当代鲁迅」的余杰以其精湛的文笔、有条理的逻辑，写出了通畅精彩的读书心得，而且不只是针对书的分析，甚至还有对作者的理解。每一本书在他的解说与分析之下，让人不由得想要找出原书来读读看。

例如齐邦媛教授的《巨流河》，在余杰的笔下，「读齐邦媛的《巨流河》，让我想起同样刚毅卓绝的东北女子萧红的《呼兰河传》，她们不约而同地以河流来命名呕心沥血之作，她们真正抒写的不是河流与土地，乃是写不尽的人的心灵世界。」

本书特色

★作者所选这50本书涵盖了文学、历史、传记、报导文学、小说；简体、繁体；台湾、中国和香港，深度与广度兼具，不只是想要认识中国的必读之书，也是喜欢阅读者的绝佳参考书。

在一项调查报告中提到台湾人一年只阅读两本书。台湾人真的不爱阅读吗？

或许不是因为不爱阅读，而是不知如何阅读吧！

如果有正确与精辟的指引，读者便能从茫茫书海中，找到想读的书、了解该用什么样的观点和角度来领会书中的内容。

过去学校教育中会训练孩子写读书心得，但是大家都知道，如果没有读通、读懂，是写不出真正的读书心得。

作者简介

余杰

1974年生于四川成都。十三岁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就读北大中文系和中文研究所期间，创作了上百万字的作品，在北京的几所大学广为流传。 1998年以杂文集《火与冰》一书惊动文坛和学界，该书严厉批判中国大陆社会、文化、教育、政治等层面的弊端，迅即引起巨大回响，印行上百万册，并荣获中国最大的连锁书店席殊书屋好书俱乐部「1998年十大好书」。

有「北大才子」之称的余杰，以犀利的言论轰炸沉闷的知识界，引领一时风骚。有人将他的少年得志比为五四时期的胡适，有人将他喻为当代鲁迅，更有不少人将他和八○后人气最旺的青春作家韩寒并列。

因积极参与中国人权活动，并公开宣扬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2004年起著作全面遭禁。尽管如此，仍笔耕不辍，先后受邀到欧美及港台数十所大学和学术机构访问，并曾获美国前总统小布希接见。近年来已在港台出版了十几本政论集，成果丰硕，视野更广。

2001年与刘晓波一起推动「独立中文笔会」，成为中国捍卫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援助系狱作家的最重要的民间组织。

着有《我无罪：刘晓波传》、《香草山》、《生命书：圣经中的大智慧》、《基督与生命系列访谈录第1~3卷》、《泥足巨人：苏联解体看中国未来》 、《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推荐序流亡者的书架/ 吴介民（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自序读书：通往自由之路，或通往奴役之路

第一卷绝俗求知道欲真自甘牛鬼与蛇神

反抗的高度：刘晓波《刘晓波文集》

「六四」是一道肩上的闸门：王丹《王丹回忆录》

出中国的路比出埃及更长：张伯笠《逃亡者》

爱是久忍耐：苏晓康《寂寞的德拉瓦湾》

以监狱为家的圣徒：刘贤斌《若为自由故：刘贤斌文选》

四川地震让「统战对象」变成「国家公敌」：夏明《政治维纳斯》

我不愿终身在黑暗中吃喝：梁慕娴《我与香港地下党》

守死善道，循善取义：赵越胜《燃灯者：回忆周辅成》

一个人怎样才能不被黑暗所吞没？ ：龚祥瑞《盲人奥里翁》

是「两头真」，还是「一头真」？ ：胡绩伟《胡绩伟自述》

第二卷投枪一例偏心刺狮吼寒宵百鬼惊

揭秘世界上最成功的洗脑术：陈冠中《盛世：中国，二零一三年》

改革已死，转型在即：王天成《大转型》

党不变则国不变：张博树《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

不是改革，而是劫掠：朱嘉明《中国改革的歧路》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王力雄《我的西域，你的东土》

帝力于我何有哉？ ：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

「混混」当道，乡村沦陷：黄海《灰地：红镇「混混」研究》

一九八八之后是一九八九：韩寒《一九八八：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

「遗民」与「移民」：哪里是你的国家？ ：哈金《自由生活》

名为「大国崛起」，实为「乌有之乡」：周有光《周有光百岁口述》

第三卷著述犹然史上愁名山纵僻岂藏忧

让子弹「不要飞」：李劼《枭雄与士林》

狂人、畸人与病人：冉云飞《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

此岸已无中研院：岳南《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

她为什么对「土共」有免疫力？ ：齐邦媛《巨流河》

白山黑水的悲歌：伊原泽周校注《战后东北接收交涉纪实：以张嘉璈日记为中心》

杀戮有时，医治有时：张正隆《雪白血红》

早识天涯路本歧：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

恋旧从新法，逢人效鬼辞：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

三十年前的拉萨，三十年后的天安门：李江琳《一九五九：拉萨！ 》

「贵族学校」的「流氓教育」：北岛等《暴风雨的记忆：一九六五至一九七零年的北京四中》

第四卷九州亿兆皆苟活漫漫长夜何时晨

谎言的制造者和谎言的对抗者：索尔孟《谎言帝国》

当代中国的「老残游记」：齐福德《三一二号公路》

野草在歌唱：伊恩．强森《苛税、胡同和法轮功：底层中国的缓慢革命》

像锁住长江一样锁住人心：何伟《消失中的江城》

钢铁是怎样没炼成的？ ：李政亮《中国课：系上红领巾的中国式青春》

超级巴士之夺命狂奔：范畴《中国是谁的：从台北看北京》

「金砖中国」、「邪恶中国」与「人权中国」：吴介民《第三种中国想像》

看哪，这些戴着白手套的教父：乔．史塔威尔《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

破解共产党与孔夫子的伪联盟：庄万寿《中国民族主义与文化霸权》

统一未必幸福，分裂未必痛苦：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

第五卷治国之政听于民岂以天下逞一人

从匪首到皇帝的路有多远？ ：龚楚《龚楚将军回忆录》

刀尖上的中国农村与中国农民：弗里曼等《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

天府之国何以沦为人间地狱？ ：东夫《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

周恩来不是人民的总理，而是毛氏的家臣：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

倡优蓄之而不自知：陈伯达《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

毛泽东是国际恐怖主义的祖师爷：程映虹《毛主义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那红色是鲜血的红色：周德高《我与中共和柬共》

一座献给独裁者的城市：洪长泰《地标：北京的空间政治》

与魔鬼能做一笔多大的生意？ ：玛格蕾特．麦克米兰《只争朝夕：当尼克松遇上毛泽东》

毛泽东是希特勒的「加强版」：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推荐序

流亡者的书架/ 吴介民

专制统治善于制造「流亡作家」。余杰在海外的知名度，一部份「归功于」中国专制者及其镇压机器。流亡一点也不浪漫，而是生死交关、时时提心吊胆，考验着一个人的真诚与胆识。余杰在《我无罪：刘晓波传》中，重现天安门镇压前后，以刘晓波为叙事主轴的历史现场。六月三日深夜至翌日凌晨，解放军血腥「清场」之后，刘晓波短暂避居使馆区的「外交公寓」，这几天，他有机会进入使馆寻求庇护；但是，六月六日这天，他做了相反的选择，决定一个人骑自行车回家。

两个小时后，刘晓波被捕。在大马路上，他被一辆面包车撞倒，几个大汉揪住他，塞住他嘴巴，蒙上他的眼睛，然后架他上车。刘晓波被劫持的那一刹那，心头涌上无法控制的恐惧，有十五分钟都在发抖：「要把我拉到哪里去？会不会拉到一个没人的地方，把我就地处决？」

刘晓波没有被处决，但是被北京当局定性为六四反抗运动的「黑手」，送进秦城监狱，也结束他短短几天的逃亡生活。

余杰与刘晓波结缘十多年，成为挚友与工作伙伴。这段同志情谊，预告了余杰的流亡。早在二十多岁研究生阶段，余杰就以《冰与火》一书成名，他的抗议精神早已种下日后颠簸生活的种子（也是他信仰基督宗教的种子吧）。 2012年夏天，在迪化街的「小艺埕」，听他回忆与国保特务周旋的过程，被酷刑虐待至休克，挣扎于一段「与死亡擦肩而过的黑暗岁月」。于是，有了出亡的决定。

余杰生动描绘口吃的刘晓波，怎么看都不像对群众有煽动力。 「口吃」经常与羞涩、深思、谋略等特质呼应。巧合的是，余杰也口吃。的确，听余杰讲话，感受他腼腆、不擅社交的性格，让急躁的人也静了下来。那天他在小艺埕，谈话经常停顿，陷入深思模样，然后理一理眼神，似乎鼓足了气，从停顿处延续他的故事。 「口吃」呈现了一种特殊形态的流亡，约束了他脱口而出、咄咄逼人的冲动；这种不得不「缓慢」的心理质地，联系了余杰与刘晓波的关系。

说话的余杰颠踬于口吃，写作的余杰却行文流畅，是讲故事的能手。

余杰，与许多身处当代中国政经脉络的反抗者一样，是个「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在中国一般被归类为「右派」，因为他们对抗「左派」政权。实际上，那个名为「共产党」的统治集团，早已走向「官僚国家资本主义」，这种结合国族主义与国家资本的政体，并非两百多年来，以「人的解放」为本的社会主义运动下的「左」。

在中国，左与右的位移纠结，使左右之区辨成为泥塘。

因此，在「非典左翼」统治下，刘晓波与余杰们，不得不向「右」摆荡。然则，此「右」不是极端右翼之右（那是国族∕种族主义者），而是追寻「个体自由」之右，用以对照「集体主义」之左。中国在集体主义的「党文化」横扫之下，整个社会的个体自由被彻底牺牲。文革末期，一九七五年的《宪法》十三条写着：「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受党国机器驱策的鸣、放、辩论与大字报，乃是所谓的「四大自由」，明明是国家由上而下发动的政治运动，却说是人民创造的革命新形式。

以人民为名的专制政治。这套国家强加人民头上的、诡异的「集体主义自由论」，使社会趋向混淆、逃避、谎言、否定、暴烈、解体。在那个时代，多少优异而炙热的心灵，成为「毛主席的狗腿子」，成为暴力加害者。

一九七八年之后，「极左」被纠正了，但是由垄断资本主宰的市场专制，仍在享用集体主义之党文化。从刘晓波们到余杰们这两个世代的「右派」，依旧艰辛地抗拒着「左」的政治文化。他们在雾霾遮掩、面目模糊的社会景观中，寻找个体性、创造个体性，甚至是以宗教信仰的热切，在拯救个体性。

召唤个体之回返——这一条线索，可以解释刘晓波之个人英雄主义式的反抗精神，也可深入余杰的流亡书写。 （可以说，余杰自从2003年受洗为基督徒之后，就蜕变为自己祖国土地上的流亡书写者了。）

余杰勤奋读书写作，加上快笔，发表了超过千万字的文章。我没有精力穷尽如此巨量的创作，但一翻开《刘晓波传》就被吸引，彻夜捧读，引领我进入一个历史行动者的世界。而这本《认识中国的五十本书》，是余杰的「读书笔记」，从其评论的书单，可见他的多闻、博学、诚与重。这五十本书，都是近年出版，除了发行于1978年的《龚楚将军回忆录》。

这份书单，出自精心刻意的挑选，是余杰所言「通向自由的五十本书」。作者无意针对每本书进行摘要复述，而是「借题发挥」。贯穿全书，旨在表达一个中心理念：如何从「毛主义的遗害」中，解放中国人的个体自由。

本书共五卷，各有主题，若容我下标题，如下：

卷一：从「红色枷锁」中挣脱而出

卷二：对独裁权术（或诈术）的近身体察

卷三：对「民国人」的浪漫追忆

卷四：来自境外的当代中国考察（其中部分是田野研究及参与观察，而台湾人的著作占了三部）

卷五：再评价毛泽东，或彻底否定毛泽东

（这样的归类有助于读者掌握本书轴线，也会因简要而产生若干误导，毕竟所有分类架构只是方便之计。）

借着这本书，作者把自己揭露出来，如同罗兰．巴特在《明室》中所谓：「为刺点举例可说是献出我自己来。」这五十本书，陈列于余杰的案牍，实乃「流亡者书架」之展示，我揣想，以作者信仰之诚笃，文艺心灵之敏锐，他可能在书房中安置着基督受难的十字架，在深夜阅读思索，遥想其祖国大地的清寂心境中，聆听着巴哈的马太受难曲。

那么，或许（我的私心期待）他会同意我的阅读：本书中对于中共之「法西斯」恶行的重复指摘稍显急切，毕竟，那样的恶行，不言而喻地展示于他所引介的大部分书中。有心的读者，自能从阅读中，心领神会。

然则，这无损本书的价值。通过这本读书札记，进入个体对集体这条主轴，读者可以迅速切入当代中国之统治与反抗的大叙事。至于此主轴外的趣味，则有待读者自行品尝发掘了。

余杰这本书在台湾出版，由复出江湖的水牛出版社发行，尤具盎然的兴味。 「水牛」是五、六十年代文青阅读的记忆，也是台湾在本土文艺复兴之后的大地象征，就像我们这一代珍藏着的，父母亲们曾经遭遇、书写过的生活史。

（本文作者为中央研究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着有《第三种中国想像》，合编《秩序缤纷的年代：1990-2010》）

自序

读书：通往自由之路，或通往奴役之路

台湾作家傅月庵在脸书上说了一段关于书的妙语：书有几种。有的看了爽，爽过就忘了，像好莱坞电影，感官刺激十足；有的看了想，想很久忘不了，像初恋情人；最有趣的一种，因为启发性，边读边爽，事后还老想。这种书无以譬之且难得，无论文学或非文学。

傅月庵是个真正爱书的人，他写书、读书、买书、藏书，又开书店卖书，与书在一起的时间也许比跟妻儿在一起的时间还多。他对书当然有独特的鉴赏力，他指出，写那种「让人又爽又能想」的书的人，多半通透，把现象背后的本质，浑沌之间的转折，看得清且还抓得住，讲得出。这种人过得快不快乐？很难说，但肯定不好蒙，不容易上诈骗集团的当。人生只能活一次，读这种人写的书，你总会讶异他们的活法：「啊，原来也能这样看待这样过！」然后，便觉得苍白的自己的人生，有了一些不同色彩的可能。

我也是一个酷爱读书的人，一年差不多阅读近千册书籍。古人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我从进入大学开始，二十多年来「读书破万卷「应当没有问题；而成为基督徒之后，亦常常觉得「下笔如有神（助）」。于是，我想写一本书，主题是介绍傅月庵所说的那些让人心灵自由的书，以及有胆有识的写书人。多年的读书生涯，让我慢慢产生了分辨好书与坏书的直觉。好书可以建构起一条通往自由之路，坏书则挖掘了一个通往奴役的陷阱。于是，读好书的人与读坏书的人，由此走上截然不同的人生。

德国思想家班雅明说，根据一个人的藏书，可以讲出许多关于该人的事情——他的口味、兴趣与习性。我们所保留和所丢弃、我们所阅读和决定不取阅读的书籍，都约略透露出我们是谁，是自由人、还是奴隶，是向往光明、还是安于黑暗。沙中淘金，雪中送炭，我选择了五十本好书与读者分享，这些书构成了我精神成长道路上的阶梯。它们涉及文学、历史、传记、回忆录、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哲学、新闻报导等诸多领域。幸运的是，我认识其中差不多一半的作者，与十多人还有着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当然，我不会因为私人友谊而影响对书本身的判断。书是好书，人是好人，我才会下笔。

对我来说，写书评是一件温暖而快乐的工作，就好像孩子吃到一颗甜蜜蜜的糖，忍不住要分给身边的同伴品尝。我一边写作或长或短的书评，一边想到写出好书的好朋友，他们的名字如行云流水般展开：刘晓波、王丹、张伯笠、苏晓康、冉云飞、王天成、张博树、吴思……；而那些未曾谋面的作家的名字，亦如璀璨的群星，光照幽暗的大地：周有光、陈冠中、哈金、张戎、韩寒、岳南、李政亮、齐邦媛……凭借着这些智者和勇者的观察与思考，我们可以认清过去、现在与未来，以及我们是谁、我们在这个世代负有何种使命与愿景。

爱读书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读什么书。有不爱读书的独裁者，也有爱读书的独裁者——后者往往比前者更坏，坏书让他们更残暴、更阴险。那些以奴役别人为乐的独裁者，自己何尝又不被某种邪恶的观念和意识形态所奴役呢？

毛泽东就是此种典型人物。毛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在北京当北漂时，在北大做过临时工，却未认真听过几堂课。不过，毛热爱读书，即便黄袍加身，住进中南海，亦手不释卷。他把各种书籍堆满那张宽大的木板床，即便在床上对情妇大发淫威，也不怕书堆倒塌下来。

毛的传记作家指出，毛在青少年时代，即已遍读中国古代的章回小说，情节主要描述正直的英雄如何打击贪官污吏、惩奸除恶。毛最钟爱的《水浒传》，是中国版的侠盗罗宾汉，书中描写官逼民反的绿林好汉歃血为盟，誓言济弱扶倾，维护正义。然而，毛掌权之后，却成了「秦始皇加史达林」，让历代暴君黯然失色。可见，爱读书并不能阻止一个人成为独裁者，与毛泽东并列为二十世纪人类两大「混世魔王「的希特勒也很爱读书。学者提摩西‧赖贝克在《希特勒的私人图书馆》中指出，尽管希特勒为人所知是因为焚书而非藏书，但他却拥有一万六千册图书。对希特勒来说，藏书代表了「比埃里亚圣泉」，若按照他本人的讲法，他每天晚上至少读一本书，有时还更多。他有一次说：「在给予的同时也必须收取，而我从书中收取我所需要的东西。」然而，读书并没有让毛泽东和希特勒具有丝毫的爱与怜悯之心。

中国的古书当然可以读，但不能唯读中国的古书。百岁老人周有光指出：「毛泽东假如学多一点新知识，可以做许多好事情。他不仅没有到外国读书，看看他的书房里，都是平放的书，没有竖放的书，他没有新书，都是看老的书。」周有光从毛的藏书是「平放」还是「竖放」的细节上，看出毛「现代帝王」的本质——毛领导的革命，是中国传统农民起义的翻版，而非马克思所言之「工人阶级革命」。所谓「平放」的书，就是中国古代的线装书，这些书的精神内涵就是厚黑学与权谋术。关于这一点，北大教授、法学家和政治学家龚祥瑞晚年亦指出：「毛泽东深知中国传统而没有出国受过教育，只知中国而少知世界，以二十四史治国。」

将北大精神从北平带到台大的傅斯年，是「五四」学子，学富五车，目光如炬，对毛泽东的本质的认识最为深刻。抗战胜利之后，傅斯年被国民参议会推举为访问延安代表团的五名代表之一。在延安访问期间，他发现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傅和毛当年曾在北大相识，他们单独在一起聊了一夜天。天上地下都谈开了。谈到中国的小说，傅发现毛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小说在内，非常之熟悉。傅斯年得出结论：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农民心理，去利用国民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之流。于是，傅斯年毅然离开中国，躲开了毛即将导演的焚书坑儒的惨剧。

那么，作为「今上」的习近平呢？二零一三年三月，习近平在访问俄前夕接受金砖四国媒体访问，声称「读书已经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习近平上位后，官媒挖掘他知青时代的「伟大事迹」，其中有一项是「带书下乡」。当年，习近平到陕北梁河村，他的箱子比别人的都小。有一个当地农民挑选这个最小的箱子帮着搬运，以为省力，谁知这个箱子最沉，「里面装的不是金元宝，而是书籍」。 「爱看书」、「好学」，是梁家河村人对青年习近平的评价。在他们的记忆中，习近平经常在煤油灯下看「砖头一样厚的书」，有马列，好像也有数理化。 「那时候不通电，他就在煤油灯下看书，有时候吃饭也拿著书。」村民石春阳如此回忆说。

挑灯夜读的场景似乎很感人。但是，习近平爱读的究竟是哪些书呢？如今，脱胎换骨的习近平在中央党校专门作了一场劝诫领导干部「好读书善读书」的长篇报告，既然他是中共历史上唯一拥有博士学位的党魁，教导大家读书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习近平开出的书单却是「读马列、读毛着」。如此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怎么可能带领中国走向民主宪政呢？

据说，习近平最爱读的、也向身边的人推荐的是两本书：第一本是张维为的《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张维为是中共御用学者，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后到瑞士留学。此人的本事就是为专制中国的崛起进行学术论证，对中共的恶行给予学术漂白。 《中国震撼》一书声称，全世界所有非西方国家学习西方都不成功，中国的成功是走自己的路，不仿照西方，不要西方的市场化、私有化、政治民主化。不过，作者本人却不愿回到阴霾蔽日、毒奶粉遍地的中国，而是在日内瓦过着完全西式的「腐朽堕落的资产阶级」的生活。

习近平喜爱的第二本书，是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副主任金一南少将的中共党史《辉煌苦难》。金一南并非历史学家，这本党史以抄袭为主，东拼西凑，观念陈旧。中共党史中已众所周知的黑暗面，如富田事件、延安整风肃反、毛泽东借刀杀人消灭西路军等完全避而不谈。著名党史学者杨奎松严厉批评说，这本书没有学术价值，粗制滥造，错误百出，有些段落原封不动抄自他的作品。这本书却入选中宣部向全党全军推荐的学习书目，也被官方钦定为对青年进行爱党教育的必读书，全国已卖了五十万册。

惟垃圾人爱垃圾书。难怪有评论家感叹说：「如果习近平头脑中装的就是这些垃圾，其人的思想格局进而中国未来的前景就可想而知了。」这个世界上，有人虽然爱读书，但选错了书，就只能越读越蠢、猪头猪脑。遗憾的是，主宰中国最高权力的习近平就是其中之一。

我爱读的书跟毛、习二人不一样。也许因为口吃，我从小就乐于一个人静静地阅读。我的读书生涯始于父母慷慨地为我购买连环画，订阅《儿童时代》和《少年文艺》。那是八十年代初，父母只是小县城里一家工厂的普通职工，家境并不富足，在其他方面他们相当节俭，惟独在为我买书上从不说「不」。这让我对父母永远心存感激。上中学时，我加入了名为「墨池」的文学社，舞文弄墨起来，那是学生文学社团的黄金时代。然后，我遇到了一位刚刚在八十年代思想启蒙运动中接受洗礼的年轻老师，他把《走向未来丛书》、《河殇》和《人妖之间》等当年大学里风靡一时的书借给看。由此，我毫不困难地搭上了八十年代的末班车。

当我如愿以偿地踏进九十年代初的北大，却大失所望。北大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已然随风而逝。昔日最优秀的教授，要么流亡，要么沉默，没有人愿意谈论八九年的那场屠杀。失望之余，我意外地在北大图书馆发现了一个小小的角落——「台港文献中心」。那是一间不起眼的阅览室，里面通常没有几个人。本来，这间阅览室只允许研究生以上的读者进入，本科生需要教授写推荐信。后来，慢慢与管理员熟了，我就堂而皇之地在里面找书看，而且专找「反动书籍」。我第一次知道殷海光的名字，是在那里；我第一次读到刘晓波的思想史著作《思想之谜与人类之梦》，也是在那里。在北大的七年，那里是我停留时间最久的地方。我不是在老师的课堂上，而是在那间「密室」里被锻造成「反动青年」的。有多少个雪后的深夜，图书馆闭馆了，我在凛冽的北风中吃力地骑着自行车，沿着燕南园的院墙回宿舍。那些每个字里都摇曳着自由的魂魄的书，让我的每个细胞都像喝过酒似的翩翩起舞。

那时，台湾和香港还是遥远而抽象的概念。数年以后，我踏上了台湾和香港的土地，发现那里有更多的自由之书。我在香港和台湾读书、买书，冒险带回中国，多次被海关没收。再以后，因为我太热爱自由了，与敌视自由的党国发生越来越严重的冲突。偌大的中国，放不下一支笔。在生命安全亦不得保障之际，我选择了离开。在美国东岸佛吉尼亚的乡间，我重新铺好一张书桌，读自由的书籍，写自由的文字，感觉宛如隔世。武装到牙齿的共产党政权，不是害怕手无寸铁的我，而是害怕我写的书，以及我在书中介绍的那些更了不起的书。

与暴政的对抗并未结束，过去的十年只是一个短短的序幕。引导我在自由之路上奋勇前行的刘晓波身陷牢狱，他失去了读自己喜爱的书的自由；而我，倍加珍惜这份逃离中国之后才能享有的自由，并誓言呵护自由、礼赞自由、传播自由。不过，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曾经在思想解冻的历程中助我一臂之力的台湾和香港，如今逐渐被笼罩在中共极权主义的阴影下。中共企图通过所谓的「国民教育」，对香港的年轻人进行「洗脑」教育，将消化不良的「一国两制」改造成如臂使指的「一国一制」；中共亦假借在中国发财的台商之手，疯狂并购台湾大小媒体，虽然暂时不能军事占领台湾，却要先把台湾变成其意识形态的殖民地。

在此背景之下，我想，我有责任把自己挣脱锁链、走向自由的秘密写出来，也有责任向更多的朋友推荐解毒「狼奶」的灵丹妙药。因此，有了这本《流亡者的书架：认识中国的50本书》。这本书里的文章，大部分是我从几年前开始为自由亚洲电台写的名为「禁书解读」的专栏文章，也有部分发表于香港《开放》杂志以及「民主中国」网站、「纵览中国」网站、「观察」网站等媒体。我写到的这些书，曾陪伴我度过漫漫长夜，我也希望它们给更多朋友带去祝福、启发和安慰，正如英国学者撒母耳‧詹森所说，「书是固定的发光体，只要掩盖它的浮云散去，它依旧在原地明亮如初」。我相信，这些与我们同行的书，甚至比我们要到达的目的地更加重要。愿借着这些彩虹般的好书，我们能够成为声气相投的朋友。

齐邦媛《巨流河》

这些人是一群心灵的洗劫者。心灵洗劫是「内战」；奴役或毁灭人身是「外战」。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

齐邦媛的回忆录《巨流河》被誉为「一部反映中国近代苦难的家族记忆史，一部过渡新旧时代冲突的女性奋斗史，一部台湾文学走入西方世界的大事记，一部用生命书写壮阔幽微的天籁诗篇」。从二十年代至今，中国的硝烟与烽火、奋起与沉沦，中国人的挣扎与流亡、希望与彷徨，如同流淌在黑土地之间的巨流河，有时波涛汹涌，有时宁静如海，有时冰封凝固。读齐邦媛的《巨流河》，让我想起同样刚毅卓绝的东北女子萧红的《呼兰河传》，她们不约而同地以河流来命名自己的呕心沥血之作，她们真正抒写的不是河流与土地，乃是写不尽的人的心灵世界。

《巨流河》中最让我感动的部分，是写三、四十年代在抗战的生离死别中仍然弦歌不断的学生生活。齐邦媛获得了那个时代中国最好的教育——可能也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好的教育，今天中国的大学，有大楼而无大师。齐邦媛先后就读于南开中学和武汉大学，尽管校园由北而南、由东而西迁徙数千里，从校舍到图书，无不因陋就简，但学生有幸遇到一群学贯中西、忘我教学的老师— —张伯苓、朱光潜、吴宓、钱穆……这个蓝衫白裙的女孩，得到了若群星灿烂般的大师们的指点，由此奠定其学术道路上的第一块基石。

那个时代，是知识界、舆论界和学生普遍左倾亲共的时代。齐邦媛却神奇地拥有了对「土共」的免疫力。我原以为「土共」一词是香港人的发明，这才发现齐邦媛早在四十年代便以此轻蔑地称呼共产党。 《世界日报》专栏作家东方珠在《「土共」之争》一文中谈及港人关于这一称呼的争论：《信报》健笔林行止就「土共」二字，与曾受温家宝单独接见的吴康民笔战。林行止为文批评「土共」回归后有大翻身的想法，引来吴康民强烈反驳，指「土共」带有贬意，林行止其心可诛。林回应说「大地养育之功有赖土壤，土有生机厚德之寓意，让港共冠上土字，应是过誉！」如果不是幽默的话，林的这一说法显然是强辩。东方珠貌似公允地说，既然「土共」一说让当事人不舒服，他就绝对拒用。但在我看来，「土共」就是「土共」，就是对这个祸国殃民的群体的蔑称，他们的滔天罪行使之只配得到此种蔑称，即便优雅如齐邦媛，也频频使用「土共」一词，何须大惊小怪！

与爱书人为敌的「读书会」

齐邦媛在书中写道：「我记得常听父亲说，一个知识份子，二十岁以前从未迷上共产主义是缺少热情，二十岁以后去做共产党员是幼稚。」这句话出自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爱因斯坦长期左倾，说这句话不足为奇。但这句话绝非真理，因为共产主义在本质上就是邪恶的，即便年轻时代也不应当受其诱惑。

齐邦媛从未对共产党及其虚假的主义有好感。让她认清是非的一段重要经历是参加「进步学生」组织的「读书会」。武大的一名姓侯学姐带她去参加读书会，读高尔基的《母亲》、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唱很多俄国民谣和《东方红》。这时，父亲给她写信说：「现在各大学都有『读书会』，是共产党吸收知识份子的周边组织……吾儿生性单纯，既对现在功课有很大兴趣，应尽量利用武大有名的图书馆多读相关书籍，不必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于是，齐邦媛埋首学业，不再参加此类「读书会」。结果，侯姐姐立即翻脸，大声骂她是「贪官污吏的女儿」。齐邦媛深受伤害：「这是我独立为人第一次见识到政治的可怕与谎言。在我生长的家庭，革命与爱国是出生入死的，有情有义的，最忌讳翻脸无情，出卖朋友。」而共产党革命首先要求的就是「翻脸无情，出卖朋友」。

差不多三十年后，齐邦媛访学美国，偶遇从大陆出来的留学生、《革命之子》的作者梁恒。梁恒向她讲述了「文革」的背叛与残暴。齐邦媛追问道：「是什么样的政治魅力驱使数代的青年，从学潮到文革，相信只有推翻和摧毁才能建立新中国？这些人的心，若非变成麻木无情，必也是伤痕累累，如何得以平复回到正常的人生呢？当他们长大，统治中国，那将是怎样的国家呢？」今天中国的统治者，正是人性残缺的红卫兵和知青一代，习近平如何回答齐邦媛的追问？齐邦媛回想起当年侯姐姐骂她「没有灵魂」的场景，回想起共产党煽动的学潮队伍中仇恨的口号和扭曲的面孔，如果一九四七年她没有应聘台大而留在大陆，等待她的将是怎样的命运呢？

又过了二十多年，台湾已完成民主化，曾在台湾被禁的苏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台北书市中露面。齐邦媛感叹说：「看到这本书，如遇旧友，捧回再读。六十年前我所不懂的共产党政治狂热将我们赶出大陆，而他们自己也在各种大同小异的狂热中自相残杀多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回首前尘，真感百年世事不胜悲。我基本反共之心大约已有理性根源，那一类的书确实成为我判断的基础。」他对「土共」的厌恶，是理性、情感和审美交织而成的结论。重视亲情和友情的她，怎么会为了主义而六亲不认呢？长期浸淫在济慈和雪莱诗歌中的她，怎么会喜欢粗俗煽情的共产党文艺呢？

那个「读书会」是仇视读书人的组织，当然仇视齐邦媛坚持的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不过，在国民党统治时代，青年学生毕竟有组织读书会的权利。而在共产党统治时代，组织「读书会」成了「颠覆国家政权」的重罪，北大学子杨子立等人因组织「新青年学会」入狱十年至八年不等。可见，「共和国」比「民国」不知退步到哪里去了。

闻一多为何以「愚不可及」自嘲？

《巨流河》中写到很多三、四十年代的左倾教授，着墨最多的是闻一多。在学术传承上，我算是闻一多的第四代弟子：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时期带的研究生季镇淮，后来当过北大中文系主任；而我的研究生导师夏晓虹教授，正是季镇淮的学生。因此，我对四十年代闻一多为何急剧左转怀有强烈的兴趣。

不可否认，闻一多控诉黑暗和专制的道德勇气彪炳千秋。闻一多之死是一个悲剧，据史料分析，暗杀闻一多并非蒋介石下令，而是出于云南地方当局的意思，但蒋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闻一多死在中共夺取之前，也算求仁得仁。否则，以他自由奔放、搅动死水的个性，如果活到「反右」和「文革」，只能像傅雷、老舍等人那样屈辱地自尽。

当时，闻一多以激进左倾的立场风靡大学校园，影响力让胡适、傅斯年等温和的「右派」甘拜下风。齐邦媛虽然崇敬站在讲台上讲授楚辞的闻一多，却对站在政治舞台中央翩翩起舞的闻一多有所质疑：「我们那一代青年，在苦难八年后弹痕未修的各个城市受他激昂慷慨的喊叫的号召，游行，不上课，不许自由思想，几乎完全荒废学业，大多数人沦入各种仇恨运动，终至文革……身为青年偶像的他，曾经想到过冲动激情的后果吗？」激情的诗人的天性，但介入政治更需要理性。闻一多是优秀的诗人，作为公共知识份子，他的自我反省意识却较为欠缺。

闻一多是篆刻高手，在授课之余帮人刻图章补贴家用。在闻一多的遗物中，有一枚没有完成的石质印章，印面写着「其愚不可及」！这个印章让人想起瞿秋白临刑前写的《多余人的话》。瞿秋白和闻一多都是被误卷进革命洪流的书生，最终无法融入毛泽东的「痞子运动」。齐邦媛感叹说，读者很难不由此想到闻一多的悔懊与自谴。 「到底他曾经写了许多情深意明的好诗，深研过文字的精髓，正要刻上石章的五个字，应是先在内心琢磨过它的意义的。虽然，在那狂热的两年中，他未必预见到自己的死亡，并未能给他深爱的国和家带来幸福。」

对于共产党的邪恶本质，饱经沧桑的闻一多反倒没有单纯质朴的殷海光看得清楚。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学者谢泳说过：「对社会现状的深入了解，生活的贫困化以及统治者的专制腐败，这些都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对国民政府产生离心倾向和普遍左倾的客观原因。」《巨流河》提供了对闻一多等学者人生轨迹和政治立场变迁的近距离观察，再度印证了这一结论。而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校长对闻一多的评论极为中肯：「（闻一多）实一理想革命家，其见解、言论可以煽动，未必切实际，难免为阴谋者利用耳。」

从巨流河到鹅銮鼻：自由高于故乡

当《巨流河》在港台炙手可热之际，中国也想出简体版。囿于绵密的出版审查制度，齐邦媛不得不同意删减为「洁本」。人流亡了，文字也随之流亡，书犹如此，情何以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宣称「我没有敌人」，他不以中共为敌人；但是，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更利害千百倍的中共，何尝不是文化的敌人！当年，文学大师吴宓以「爱如一炬之火，万火引之，其火如故」的期勉，支撑齐邦媛一甲子以上的岁月。吴宓惨死于「文革」，令柔和温婉的齐邦媛罕有地发出一声狮子吼：「这些老师所受之苦，是中国文人百年来受政治播弄之苦的极致，即使倾三江之水，也洗不去心中的愤慨憾恨！」

书的命运与作者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德国作家阿图尔‧霍利切尔的回忆录被列入纳粹焚书的目录。他在流亡路上向同胞呼吁说：「不要让我的书消失，消失得好像我从来没有写过似的。由于来自外界的麻烦，有的书面临着这种命运的威胁。在我的书中，那些用劣质纸张印刷的，你们要想办法用好纸重新印刷。那些已经脱销的书要再版。不要让我的那些能使你们和你们的后代更富有、更自由、更快乐的书消失。让那些白付了爱和痛苦而产生的书不至于是徒劳的！」在最后一页，他写道：「你们，读过了这本回忆录的你们，要记住一个人的苦难，别让他的呐喊成为那些装聋作哑的耳边风。拯救这本书吧，不要让它消失，好好保护火星！」一九四一年，他在日内瓦一个慈善组织的营地死去，念念不忘他被焚烧的书。他所爱的，是文化德国，或如思想家哈贝马斯所言，是宪政德国，绝非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同理，中国的文化人，所爱的是文化中国、自由中国和宪政中国，绝非共产党独裁的中国。

阿图尔‧霍利切尔关于他的回忆录的这段话，好似一篇为《巨流河》而写的书评。齐邦媛是幸运的，她如传灯者一般，后半生在台湾这个美丽岛上守护着文化与学术的薪火。而在彼岸，「一九四九年中共进驻时，大多数学者留在大陆，距抗战流亡不久，家人生计，顾虑实多，留下者没有不说话的自由，由批斗侮辱中幸存已属不易，中国学术研究至此几乎形成断层。」半个世纪以后，她访问大陆，重逢病榻之上的老同学鲁巧珍，鲁巧珍断断续续地喘息着对她说：「你到台湾这些年，可以好好读书，好好教书，真令我羡慕。」这句话让人黯然神伤，「好好读书，好好教书」本是知识份子最低的需求，在共产党统治下却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还有当年不辞而别、奔赴延安的同学，青春折翼，革命梦碎，历尽浩劫，所余者唯躯壳而已。

自由高于故乡，看不透这一点的人，必定遭遇灭顶之灾。初到台湾的齐邦媛，刚开始只是将这里当作暂居之地，随着时间的流逝，才对台湾有了强烈的归属感。流亡者以流亡之地为家，才能重建尊严与自信。此书以巨流河开篇，以哑口海收尾，如一生颠沛流离的苏东坡所云「此心安处是吾乡」，至此境界，何须「叶落归根」？如果用受希特勒逼迫而不得不流亡异乡的德国文豪汤玛斯‧曼的话来说，就是：「自由在哪里，祖国就在哪里」。如果用对共产党统治洞若观火的历史学家余英时的话来说，就是：「我在哪里，中国文化就在哪里。」这是对自我何等豪迈与自信，这也是对文学和文化的信赖与期盼。 《巨流河》所揭示的，亦是同样的道理。

齐邦媛《巨流河》，台湾天下文化，2009年。 （中国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有若干删节，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