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美食天堂」的海市蜃楼（上）：边陲城市的生与死01｜投稿#17

作者：静水深流

「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吃吃喝喝。」——蔡澜

我是一名吃货，生活朴实无华，但有限的收入几乎都花在了「食」上；来者不拒，就算连月吃金鲳鱼也津津有味。可能是广东人基因使然吧，粤菜和日料是我绝对的「心头好」，但在此之外，世间各种烟火于我都别有一番滋味。食物不仅是饱腹之物，更蕴含群体的文化和个人的回忆。每次被美食所承载的巧思与诚意打动，我都不禁感叹：「哈！真是不枉为人呐。」

普罗米修斯盗来火种带到人间，人类文明的进化史不就是一段为嘴和肚奋斗的历史吗？

因此，五年前我满怀欢喜来香港求学，皆因从小就听说这里是「美食天堂」。丝袜奶茶、菠萝油、餐蛋公仔面（下删N道美食）……单是看见大家乐广告里滋滋作响的猪扒与鸡扒，就仿佛已经陶醉在飘忽的「香味」里。

然而好景不长，在校园吃了一星期「清一色」茶餐厅后，我反而怀念起家里绿油油一大碟的菜芯和不加味精的炖汤。或许是校内餐厅质素不高？可惜校外快餐似乎也相差无几——冷冰冰的配菜、硬邦邦的白饭、辨不清是鸡还是猪的肉扒……总而言之，无论哪间快餐店，味道都是「清一味」——原来不同的招牌全属同一母公司。

猪扒火腿午餐肉，泡面茶粉调料汤，炼奶糖精番茄酱，菜都懒得烫一烫。

——笔者（半成品文化，似乎也成了香港餐饮的一大特色）

有同学笑言：「我每日食饭只系为咗活落去。」虽言过其实，但身处「美食天堂」，又何至于此？

我并非抱怨香港没有美食，相反，香港绝对称得上世界餐饮的「宇宙中心」。旺角、铜锣湾的餐厅即使经受疫情也丝毫没有黯淡。我只是疑惑：香港不缺出色的厨师及中西合璧的烹调技巧，但去哪找真正新鲜的食材？工业化的食物生产可能供应高质量的食品吗？高租金压力下，效益优先的营运模式能留住多少食物本身的味道？铺天盖地的连锁店和人山人海的网红餐厅，真的令我们填满味蕾的选择变多了吗？当托盘盛着流水线「组装」起的快餐推到我面前，我只是在麻木中感到一丝沮丧：「系呀，50蚊买得来多少用心呢？」

「民以食为天」，「美食天堂」的名号是一座城市的骄傲，或许也是最不该舍弃的灵魂。

一、食物从那里来？

生活在香港这样发达的现代都市，人们几乎不会考虑「食物从哪里来」的问题。街市、超市、餐厅、士多店……食物无处不在，唾手可得。大部份市民都不会为一日三餐这最基本的需求而担忧，也不认为粮食会是这座城市需要费心思考虑的问题——我们早已跨越了温饱阶段，不是吗？

然而，粮食供应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议题，尤其对地处大陆边陲的港澳来说，粮食供应是否稳定，攸关生死。香港地域狭窄、山石密布，耕地有限，土质贫瘠，又缺乏淡水，如何养活七百多万人口？回顾历史，港澳都曾经历过忍饥挨饿的时期，粮食供应不过在上世纪60年代末才渐趋稳定。百几年间，围绕「粮食供应」展开的角力、抉择与行动，编写出城市的生存发展史。

1841年香港开埠时，约有4000人口，居民过着自给自足的农渔生活。一直到二战前后，香港农业耕作模式同华南乡村都大体一致，以稻米种植为主，基本可以维持本地供应（注1），「元朗米」甚至出口到海外（注2）。据统计，到战后初期，香港八成的农地都用以种植水稻，剩下约两成用以种植杂粮、蔬菜、果园和花圃等（注3）。

二战结束后，大批大陆难民为躲避国共内战南下港澳，令香港人口从日占时期的60万激增至1946年底的150万，到60年代末又增至300多万。人口暴涨使这座城市的食品供应能力备受挑战，解决温饱问题成为第一当务。

1951年，嘉道理农业扶助会（Kadoorie Agricultural Aid Association, KAAA）成立，为农民提供培训、农资和免息贷款等；并修建试验及推广农场，改善牲口品种，示范高效的耕种和畜牧方法，帮助农民自力更生（注4、5）。在港英政府与KAAA等组织的资助下，约100万难民在新界安置下来，以农维生，在田边建屋安居，成为香港食物本地供应的中坚力量（注6）。

这一时期，港英政府的农业政策以「鼓励稻作与牲畜经济生产最大化」为主要任务，以主动积极的态度发展本地农业，以令农民社群逐步提升生活水平（注7）。

除了本地农产品供应，五六十年代，香港农产品销售商也从内地购入食副产品。当时香港与内地存在较大的物价差，这一市场关系总体保持着稳定。然而，60年代初，大陆经历了「三年严重自然灾害」，人们饥不择食，更不可能将紧绌的粮食卖给香港粮商，香港食品供应也因此大受影响。

当时长期在香港经营和销售供港食品的央企华润集团，承担起在海外为大陆紧急采购粮食的任务，华润同时向外经贸部建议，开通内地食品供港的专线列车，一方面帮助缓解「自然灾害」对供港食品市场的冲击，另一方面稳定对港澳贸易，增加外汇收入（注8）。

很快，周恩来批出开通供应港澳鲜活物资「三趟快车」的提案，外经贸部专门成立「供应港澳三趟快车领导小组办公室」，各大省市纷纷建立专门供港澳食品基地（注8）。对于内地各层政府和供应单位而言，食品供港不仅是一项经济活动，更是一项政治任务（注9）。

1962年始，分别由上海、郑州、武汉三地始发的「三趟快车」，「定期、定班、定点」每日开行三趟，载着满满的食材直输港澳。这一持续、稳定且相对低廉的内地供港食品体系一直运行至今。半个多世纪来，供港物资「几乎未受市场价格波动、自然灾荒、文革等动乱、春运拥堵等因素的影响——即便是在内地经济极为困难的时期，供港快车也不曾中断过」。这绝不是凭市场行为能够维持的状态。

食物供应线是一个城市最根本的生命线，掌握了它就掌握了这座城市的命脉。 60年代后期，内地供港食品已占据香港食物消费的60%（注10）。供港食品外，内地供港物资后来进一步延伸至供水、供给能源等诸多领域（将在此系列后面的篇章详述）。

现今港澳几乎都依赖内地的食物供应，但这样的情况并不是没有受到挑战，我们之后再继续探讨香港粮食供应问题。

#文章篇数：1️⃣5️⃣9️⃣

参考资料：

1. Lau Hoi Lung. Evolution of Urban Agriculture in Hong Kong.
2. Hayes, J. (2006). The Great Difference: Hong Kong's New Territories and Its People 1989-2004.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3. Agriculture and Fisheries Department [AFD]. (1950-1960). Hong Kong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 by the Director of Agriculture, Fisheries & Forestry. Hong Kong: The Government Printer.
4. 嘉道理农业辅助会. 取自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网站： https://www.kfbg.org
5. Blackie, WJ (1972). Kadoorie Agricultural Aid Association, 1951-1971, Hong Kong: The Kadoorie Agricultural Aid Association.
6. Wong, CT (1971). Vegetable farming in Hong Kong: a study in agricultural geography. Unpublished PhD Thesi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7. Agriculture and Fisheries Department [AFD]. (1960-1970). Hong Kong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 by the Director of Agriculture, Fisheries & Forestry. Hong Kong: The Government Printer.
8. 郑东阳，戴平. (2011). 香港特供五十年秘辛. 凤凰周刊. 取自https://web.archive.org/web/20110711201202/http:/news.ifeng.com/fhzk/detail_2011_06/08/6876167_0.shtml
9. 罗建军. (2019). 揭秘「供港食品」近60年历史，总理亲自指导，安全率超过99.999%. 35斗网站. 取自http://vcearth.com/p/NjBkZTVkZmMzOWRhNzYyMTgwYjhkMTYyYTlmOTI1MDc=
10. Cheung, GK (2009). Hong Kong's Watershed: The 1967 Riot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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