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外史系列| 烏托邦的顯與隱：1920年代中國新青年的共居實驗（上）

8 月 9 日

written by / 雲雲

edited by / 方庭

專欄簡介

「匿名外史」（Anonymous Histories）是Uncommons 新開設的研究型專欄，作者從自身相關領域的學術背景出發，研究加密運動在社哲意義上與過往真實實踐的關係。所有的運動和革命都是某種歷史的回返，在這個「先鋒」總是在重複成為「先鋒」的歷史迴旋樓梯上，我們重複討論著「新世界」。匿名者們構成了所有的主力：區別在於，在加密技術（Crypto）出現之前，他們無法逃脫來自既有體制的系統性風險，而在加密技術出現之後，個人首次獲得了與系統同等的對抗性權力，這種權力來自於被密碼學徹底尊重和無保留。 「加密為了什麼」與上個世紀風雨中的共和實踐並無區別：歸根到底，是為了Schutz 口中的「至尊現實」，我們每個人的日常生活。 Anon 是匿名的人，因此是每個人。

*本專欄不公開徵稿，僅約稿或聯絡專欄編輯攜過往作品投稿。專欄類文章每篇稿費約$300（或民眾幣兩千元左右）。歡迎投稿或在Uncommons 開設你有興趣的專欄。

什麼世界，

什么生活。

居今世而談復古。

何異駕帆船向海洋而涉。

△ 《時事新報》，1919年11月16日，第3張第3版

作者簡介

雲雲，現當代文學專業，取徑偏歷史學，尤其是社會史、情感史一類微觀視角。前段時間在集中關注中國早期左翼思潮，近期嘗試解鎖詩歌研究與80-90年代文化與思想史。喜歡自然，喜歡玩毛線團。想要（但不會）編故事，只好暫且讀、講別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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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反覆講了一百年的故事：五四烏托邦與加密烏托邦

我們真的走了一百年，才來到加密烏托邦嗎？在雲雲的研究發表前，有幾位小夥伴以本篇文章為基石，圍繞著協議研究與當下加密政經狀況進行了討論，包括「協議」的歷史實踐、空想社會主義的社會實驗、開明書店、「秘密社會研究譯叢」的內容等。八月中下旬，我們將與706 Protocol Society 公開舉辦一次圓桌討論。雲雲作為專欄主要作者，將成為本次圓桌主要分享嘉賓。我們歡迎所有有興趣的cryptopian 報名，為本次圓桌提供從業者視角。圓桌具體時間將視雲雲及對談嘉賓可行時間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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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錄

引子：共居社區與合理生活

01 返回1919：「小組織"與"新生活"

02 另闢新世界：從勞動互助到自然人性

03 桃源夢碎：問題是"經濟"還是"人"？

04 烏托邦的退隱：複合革命中的組織與人

小結

引子：共居社區與合理生活

由Web3走向「共同生活」並不是偶然的，它與遊牧詩學的相遇也在誕生時即已寫定。以「去中心化」為關鍵字，作為技術革新的Web3加密技術，與作為微觀民主實踐的青年共居群體，在主體、旨趣、世界觀方面，都有相當大的重合。 「互聯網」本身指向建構關聯的新方式：交互聯結的平面網絡，節點與節點生而平等。匿名化的數位身分抹去了「三次元」種種身分特徵，共居生活中的暱稱也與此相仿。隱去姓名是一種告別儀式，意味著脫離無可選擇的“來處”，面對待書寫的“飛地”——或稱未來的無限可能，秉承自由意志再次出發。

對於「塵網苦羈縻」的現代人，這當然是無上浪漫的祝福，為我們想像人與人的關係開啟了新的可能。「數位遊民」之「遊」即是離開傳統的共同體——我們或許可以不以職業認同和生存方式、而用某種精神認同來定義它；但成為原子化的孤獨個體，也並非人們所願。他們嚮往自由平等，希望打破束縛，也同時呼喚深度的關聯與共鳴。於是，建構新的同溫層，尋求合理的共同生活，成為「遊民」之「遊」的下一站。「遊牧」與「駐留」，告別與歸屬，離群索居與渴求聯結，這些語詞本身相反相成，它們都基於人類慾望，共同構成一種詩意想像：如何進入從心所欲的自由生活。

新世代的科技革命所激發的人文之思，依然指向古已有之的原初困惑：何為合理的「人的生活」。而在1920年前後的中國，一群「新青年」從舊有的鄉土-宗族結構中脫嵌，接受新式教育與西潮洗禮，進入與祖輩們完全不同的現代城市。他們也有著相似的存在之問：如果舊有的秩序與意義已經不再生效，新一代應該如何「創造新生活」？一面是現實經濟層面的生存困境，一面是風雲激蕩的革命熱潮之中被充分滋養的個體信念，在「少年中國」的青年崇拜氛圍之中，他們被寄予厚望。新知與壯志，彷彿能碰撞出創造新世界的巨大能量：他們由構想而實踐，由實踐而反思、而分化，攜帶創痛、迷茫、新的信念和懷疑再次出發。

相較於21世紀尚在襁褓之中的共居想像，20世紀的「新生活」實驗已經走完了全部生命歷程。我們似乎過快地忘記了它，忘記了我們如今也正踏著它死滅的灰燼、籠罩在朦朧卻龐大的歷史暗影之中繼續前行。回憶與清理是為了認識我們今日身在何處，讓我們從這裡開始，講這個故事。

01 返回1919：「小組織」與「新生活」*

1919年7月，左舜生在《時事新報·學燈》上發表《小組織的提倡》，揭起「新生活商榷」[1]的序幕。該文開宗明義，如此闡述提倡「小組織」的動機：

諸君處現在的惡社會。有覺得人格的價值，要設法增高它，並且永遠保全他不墮落的嗎？諸君出了學校，再想向學術上努力，求同志互助的嗎？諸君有覺得現在生活方法的不良，要實行改善它的嗎？諸君有感受家庭的苦惱，要設法減輕他，或完全免除他的嗎？諸君有想下死工夫與惡勢力奮鬥到底的嗎？ [2]

時值民國八年，五四運動落潮後不久，各類思潮已在中國得到相當程度傳播，「問題與主義」之爭初見端倪[3]。一方面，反思西方資本主義道路，結合國情關注與解決民生問題，成為各派共識；另一方面，如何將學理探討轉化為實際運動，超越空談，進入實行，亦是亟待解答的關鍵問題。如此背景之下，藉由“小組織”試驗“新生活”，絕不是幾個年輕學生心血來潮的個人行為，而是事關當時新文化界的普遍關切。 《時事新報·學燈》即有專文闡述開設「新生活商榷」專欄的目的：

是希望大家在一定時期中商榷出個道理，計劃出個方法，然後邀齊同志去懇懇切切的實行。那時候我們就可把新生活為基礎，做個新人。把新人為基礎，造個新社會。把新社會為基礎，開闢個新世界。那便是我們理想的極樂園。 [4]

△ 我將創造成整個兒的世界，

又廣大，又族新，請幾萬萬人

終身同居住，免得橫跨危害，

只希望我自己的自由勞動.

我終看得見奇偉的光輝內，

那自由的平民，自由的世界。

那時我才說：唉，“一瞬”，

你真佳妙！且廣延，且相繼！

我所留的痕跡，必定

幾千百年，永久也不磨滅。

——葛德之浮士德(Gocthc, "Fnust.")

由個人而組織，進而改造社會和世界，這種思路既可放置在民治主義的脈絡之上[5]，也可視為傳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擴大與延續。或可說，民初之倡導民治，本以中國舊有的整體性政治理想為思想基礎。正如梁啟超回顧這段歷史時所言，「革命成功將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漸漸有點廢然思返。覺得社會文化是整套的，要拿舊心理運用新制度，決計不可能，漸漸要求全人格的覺悟。

在某種程度上，這種「返回」可視為從政治革命的宏大敘事中抽離。在政界與新文化界已有影響的師長們，與五四前後嶄露頭角的學生一代聯袂出場， 「革命」發生的場域，從軍國大計轉向日常生活。於是，每個人的切身困境──物質的與精神的，成為新構想的出發點。

△ 虞：新生活[N]，時事新報·學燈，1919年08月08日，第3張第3版。本詩作者為惠特曼，此處轉引自田漢：平民詩人惠特曼的百年祭[J]，少年中國，1919年07月15日，第1卷第1期，第6-22頁。

雖然時人在描述「新生活」時，常用「耕讀」「山林」之類的詞彙，頗有「田園將蕪胡不歸」的古意，但想像「新生活」的「新青年」們，實質大多有強烈的失落經驗：現代化過程改變了城鄉關係，以新式教育為媒介，一代青年離開鄉土向日新月異的城市集聚，故鄉與故家迅速變得陌生；而觀念革新帶來的代際衝突，首先衝擊宗族制度與父權。他們是失去鄉土、無家可歸的一代。有別於以家庭為單位、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的古典理想， 「新生活」無不以「共居」為前提，需要一系列共識與規則。

△ 20年代末期，蔣光慈的小說風靡一時，「革命加戀愛」成為流行的敘事模式。小說中的「少年飄泊者」是青年學生，歷經毀家-離鄉-流浪-投軍-陣亡，他的具體經歷未必與多數新青年對應（作者賦予了他無產者的出身），但「飄泊」作為切身感受與自我想像，引起了一代青年的共鳴。

那麼在他們那裡，什麼是共同生活最基本的必要前提呢？孕育出這種「共識」的脈絡是什麼？

本文資料引用均據民國報刊資料庫，引用篇目及相關討論，部分參考李培艷：「新青年」的「新生活」實踐－以工讀互助團為中心的考察[J]，文藝理論與批評，2018年第5期，第65-77頁。趙妍傑：試驗新生活－「五四」後北京工讀互助團的家庭革命[J]，北京社會科學，2018年第8期，第95-106頁。

[1] 1919年8月，《時事新報·學燈》專闢「新生活商榷」一欄，集中討論有關「小組織」與「新生活」的問題。

[2] 左學訓：小組織的提倡[N]，時事新報·學燈，1919年07月02日，第3張第3版。

[3] 相關歷史背景參考羅志田有關「問題與主義」的系列文章。羅志田：因相近而區分:「問題與主義」之爭再認識之一[J]，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第44-82, 315-316頁。羅志田：整體改造與點滴改革:「問題與主義」之爭再認識之二[J]，歷史研究，2005年第5期，第100-116, 191頁。羅志田：外來主義與中國國情:"問題與主義"之爭再認識之三[J]，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2期，第98-110頁。羅志田：邁向「行動的時代」:「問題與主義」爭論後的一個傾向[J]，社會科學戰線，2005年第1期，第155-160頁。

[4] 虞：新生活[N]，時事新報·學燈，1919年08月08日，第3張第3版。

[5] 陳獨秀：實行民治的基礎[J]，新青年，1919年12月01日，第7卷第1期，第13-21頁。

[6] 梁啟超：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梁啟超：梁任公近下卷[M]，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第239頁。

02 另闢新世界：從勞動互助到自然人性

暫且擱置「新生活」倡議聲中立場、訴求的微妙差異，構想新型「小組織」的基本動機，在於跳出舊秩序，從而擺脫「舊生活」帶來的種種痛苦，重建新的共同體。 [1]在經過新思潮洗禮的新青年那裡，宗族與家庭不再是天然的、合理的庇護所；而孤立個體的修身自省，也無法解決切身的經濟困境。他們所寄望於新型“小組織”的，一是經濟上“不受衣食住三位先生的牽掣”，二是精神上的共鳴共進。同時，這兩者也不能判然分開：要解決「新青年」的經濟訴求，必須採取符合「新道德」的方式。

左舜生的首倡導文章，即對“小組織”經濟方面的要求，有明確表述：“本團員勞力所得的收入即為本團的共有財產”，“團員對於家庭須不負經濟上的責任。且絕對不得承受家庭的遺產”[2]。在職業的選擇方面，後續參與討論者也表現出明顯的偏好：他們反感“在都市上鬼混”，而將“純潔的農夫”視為同道；以“共同生活所必需的”種菜、譯書、教書、印書、做鞋、縫衣為正當的工作，而鄙棄「做官，做商，當兵」[3]。此種分野的根基不在傳統的「士農工商」秩序，而在當時對剩餘勞動價值與勞動問題的理解：

其一，「新生活」以貧富分化、有人不勞而得的「舊社會」為對立面，希望創建人人勞動，平等的無剝削的經濟關係；其二，人人勞動不是各自孤立，而是要在各工種價值平等的意義上，承認社會分工，要求各盡其長，互助共生，自覺分擔公共勞動；並且認為共同生活成本較小，是一種更為經濟的生存方式，能夠獲得更多的剩餘時間，可用於閱讀、娛樂與休憩；其三，反對勞動異化，將符合天性的工作作為人的實現手段，並以體力勞動為健全人格培育之必要部分。自1918年歐戰後蔡元培演講「勞工神聖」[4]，對於勞動問題與世界勞動運動的譯介與討論，在新文化界蔚為風潮，以上種種，俱可在當時圍繞「勞動」的論說中找到依據。

在業已重造的「勞動」觀念之下，個體的勞動或職業，並不能完全理解為「生計」──即交換生存所需物質之手段。對勞動與資產關係的新理解，成為鉚接「物質」與「精神」的樞紐。而新的“共同生活”，必須建築在此種共識之上。當時即有文章直陳“新生活”的根本在於“共產主義”，若是剝離了這一點，僅以“現代國家的縮影”規劃新村，空倡導自由平等，只能是“換湯不換藥” ，與先前的革命沒有實質區別，無法實現有意義的推進。 [5]進而，要達到此種共識，對參與「小組織」、建立新生活的人，就需要有智識和道德層面的要求。

△ 左學訓：小組織的提倡[N]，時事新報•學燈，1919年07月02日，第3張第3版。這是倡導建立小組織較早的有影響力的文章，引發了《時事新報-學燈》上的系列討論。在這裡，「新生活"運動與提倡」小組織「的關係、新型小組織在經濟上、結構上與道德上的新質，已有充分展現。

這一點說簡單也簡單，說複雜卻也複雜：此種要求和共識，需要到何種程度，才能既為個體自由留下空間，又保證共同生活順利進行，彼此無猜忌和矛盾，得以自由愉悅地共同發展？它是可以用條文形式規定的嗎？要如何確保這些共識的效力，如何檢驗進入共同生活的人確實具有此特質？此外，暫無此種素質的人是可以接觸進而進入「新生活」的嗎？ 「舊社會」與「新生活「之間能否搭建起橋樑？若以樹立模範與拋棄舊秩序之名，僅在同溫層（同學、同志）內部展開，“共產主義”一變而為智識者（如果不稱之為“智識階級”或“精英” ）的共產主義，是否也會有違初衷？

檢視「新生活」的實行：1920年1月王光祈等發起的北京工讀互助團，是「小組織」與「新生活」落實的首次重要嘗試。由於發起人多系當時名流，又在各大刊物上撰文宣傳介紹，此次運動聲勢頗盛，其組織方式與章程，也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在1920年1月發表的《北京工讀互助團簡章》[6]，集中展現了運動開展之初的構想：明文規定的內容，除了團員准入資格以外，多圍繞經濟問題展開，包括團員的工作時長、種類與工作所得的分配。對於准入資格，則是：「未入團以前，曾經受過教育與否在所不問，惟須考察其是否了解這種團體的精神」。而在未來的展望中，甚至連這些規約也可取消：

將來辦理久了，已養成勞動互助習慣，所有一切簡章規約皆可廢止，我們以後的生活，便是，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政府－於我何有哉？

由此可知，在理想的遠景中，此種小組織能夠成立的基礎，全在人的“本性”，具體說來，即是勞動的需要與互助的需要。時人之所以相信這種「無政府、無強權、無法律、無宗教、無家庭、無婚姻」的理想社會之可能，是基於對完整健全的人性的信念。而對既有的政治改革失望、轉入社會運動，則是整個「新生活」討論的基本脈絡。它雖然包含對整個國族乃至人類命運的關切，卻也具備濃厚的」非政治「的傾向。取無政府主義有關道德理想的一面，多倡導恢復“自然的人的生活”，避談政治學層面的權主義制衡。

在確立簡章，開始募款與召集成員之時，倡導者與支持者們已經提出，工讀互助團若想長久，經濟和道德兩方面皆要注意，其中經濟較易理解，「道德」則頗為含混。而工讀互助團之失敗，也是由於這兩方面原因。

[1] 提到徹底擺脫舊社會的材料很多，例如宗白華：我的創造「少年中國」的辦法[N]，時事新報·學燈，1919年08月05日，第3張第4版。

[2] 左學訓：小組織的提倡[N]，時事新報·學燈，1919年07月02日，第3張第3版。

[3] 葉聖陶：人的生活[N]，時事新報·學燈，1919年07月30日，第3張第4版。

[4] 蔡元培：《關於歐戰的演說三篇·勞工神聖》，1918年10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5期，第438-439頁。

[5] 玉麟：新生活商榷之商榷[N]，時事新報·學燈，1919年08月26日，第3張第3版。這裡「共產主義」的語意與後來習用的有所不同。 20世紀初，世界各地各種社會主義思緒頭緒繁多，而在1920年代新文化界分裂之前，人們對各種思潮的接受，往往更重實用，不太糾纏於辨析源流異同。時人講“共產主義”，其理論來源兼有無政府主義、泛勞動主義、空想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俄國革命，大同。

[6] 王光祈：工讀互助團[J]，少年中國，1920年01月15日，第1卷第7期，第41-51頁。

[7] 同上。

*下篇預告：「桃源夢碎：問題是『經濟』還是『人』」及「烏托邦的退隱：複合革命中的組織與人」將於近日於Uncommons 連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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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發問題之一：「書生造反」之外：加密時代的政治經濟學追問

在20世紀初的中國，人們帶著傳統農業社會對經濟的理解，進入工商業社會。此處所敘經濟觀念，都相當原始，他們對實業的想像，也大多限於教育（包括出版業）與農業，這與實際經濟運作情況有較大差距。僅僅認為資本家道德敗壞、剝削勞工，顯然不足以理解近代中國的經濟與民生困境。這也是新文化陣營構想新社會時，顯得不切實際、幼稚而過於書生氣的一大原因。

相較無政府主義親近鄉居、崇尚儉樸的理想社會想像，當時傳入中國的工團主義、馬克思主義等其他思潮，都對工業時代的政治經濟學有更多關注。各產業、各界的聯合，也是當時「小組織大聯合」的重要面向。如果引入更多經濟史、社會史資料，討論在實業方面，人們如何理解「聯合」及其經濟意義，應能為我們理解當時的各類組織提供另外的視野。

而在今天，加密技術和數位貨幣，也改變經濟的運作方式。人們對勞動、財富的理解發生了何種變遷，與舊有的剩餘價值論相比有何異同？僅從文化、社會心理角度切入「去中心化」的問題，難免空疏之嫌；而若能帶著政治經濟學背景切入，討論與實際社會運作更切近的一面，將會是有益的補充。

Uncommons 書單連結： 加密世界裡沒有國王｜加密思潮華語書單推薦#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