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垃圾政策变迁史(上):政策与法规框架

全球化監察
·
·
IPFS
·

原作者:赖伟杰

本文为简短版, 完整版请按此下载阅读。

台湾实行「垃圾不落地」政策,民众要等垃圾车到来,将垃圾交给清洁员。图片来源:苹果新闻(台湾)

1.垃圾管理后端处理政策变迁


1984年之前,台湾未实行一般废弃物处理政策,大多数垃圾的处理是掩埋或堆置。


当局意识到,若由地方任意处理,将来全台所有河川洼地均将受到垃圾的严重污染,因而在1984年颁订《都市垃圾处理方案》,开始于各乡、镇、市规划卫生掩埋场。


然因地狭人稠,掩埋场地选址不便。九零年代,因掩埋场容量逼临上限,多个乡镇垃圾无处处置,导致垃圾堆置于街头之景貌。此外,卫生掩埋场所引发的臭味以及传染病问题,亦招致诸多民怨。政府故于1991年改为焚化为主、掩埋为辅的处理策略,规划《一县市一焚化炉政策》;1996年,更进一步规划《鼓励公民营机构兴建营运垃圾焚化炉推动方案》,结合民间投资,以公办民营(BOT)方式兴建十五座焚化炉。焚化炉兴建过程中,除衍生出的二次公害(戴奥辛、含重金属灰渣)为人所重视外,从社会层面而言,其选址冲突、欠缺民众参与、进场管制未透明化以及BOT的保证垃圾处理费与处理量等因素,更引发社会极大的冲突与争议。


虽然官方均以「资源回收厂」的名义来包装焚化炉,台北市更于2000年推动「垃圾费随袋征收」——开创台湾废弃物政策新思维,但整体而言,焚化仍是当时废弃物政策的核心方针。


直至2003年,在环保团体及立法院的压力下,环保署方展开「垃圾处理方案之检讨与展望」,检视原先政策缺失,加入「零废弃」的管理思维。


2005年垃圾强制分类开始推行,2006年全面实施厨余回收,以及陆续取消11座焚化炉的兴建与营运计画,台湾的废弃物管理政策轴线翻转方算完成。


2.垃圾管理前端处理政策变迁——费用与资源回收


资本主义处理「垃圾」的逻辑:一是使用者付费(设施很贵),二是使之成为「产业」(回收产业、垃圾处理产业)。台湾亦复如此。


1991年,政府开始推动垃圾收费法制化,明定纳入成本专案与计算公式,再依现实调整负担比例。一开始是先以清理成本之30%征收,后逐年调升反映成本比例,最终达到100%。


《一般废弃物清除处理费征收办法》中规定的垃圾收费方式分为两种,一是按用水量计算征收,二是按户定额计算征收——非自来水供水区,就按户籍资料计算征收。


当时,为行政作业便利,基本是随水费附加征收垃圾费。直到1997年,才修法增加了「按量征收」的方式,为后来台北市实施「垃圾费随袋征收」提供了法律依据。


台湾一般废弃物处理的法源是《废弃物清理法》。 1988年修法后,开始有了责任回收物(应回收废弃物)的治理政策设计与法源设计——废弃物有「回收的必要」,而且责任不在消费者,而在生产者(企业)。这是非常重要的立法概念与主体,因此所有的制度设计,都要企业负起责任,以及竭尽所能让消费者愿意回收,不管是动之以情、诱之以利或其他更好的规划。


后来经过不同的制度设计与政策变迁,资源回收系统在原有拾荒体系内,逐渐成为回圈经济产业,其中利弊得失,以及各方的社会参与,环环相扣。


1997年《废弃物清理法》再次修正,规定相关的制造及输入业者,应按核定之费率百分之百缴纳「回收清除处理费」,成立「资源回收基金」,纳入整个政府预算,接受国会直接监督,并由环保署成立「资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委员会」,简称「基管会」。


物品及容器的制造、输入、贩卖业者,要先申报营业数量,并依政府公告的费率缴纳处理费。另一方面,资源回收在台湾形成专业化的体系。回收参与者,包括最基层的,经过稽核认证后都可以从「基管会」得到补贴。


另外成立的还有两个委员会:一个叫「费率审议委员会」,专门核定每一种应回收专案的费率;一个叫做「稽核认证公正团体评选委员会」,负责遴选出一个民间专业团队,来做补贴的稽核认证工作。

资源回收制度与委员会之职掌。图表来源:行政院环境保护署

这两个委员会,再加上基管会,都牵涉庞大的回圈经济产业利益,还会影响产品生产、运销、回收对环境影响的评估专业性,以及政策工具的公平性。因此,委员包括了各利益相关方的代表,其中也包括环保NGO的代表——以透明方式减少各方质疑。


在回收基金制度之下,整个回圈产业的经济诱因明确。政府自1997年1月起推动「资源回收四合一计画」,主要是由「社区民众」透过家户垃圾分类,将各类自家产出之小型资源物品,结合「地方政府清洁队」、「回收商」及「回收基金」之力量予以回收再利用。通过此四者合一,建立完整回收网路,确保资源物品确实回收再利用或妥善处理,并使参与民众、清洁队及回收商获得合理利润或奖励,以确保回收体系之完整回圈。


请参考下图:

图表来源:行政院环境保护署


3.地方自治:台北市「垃圾费随袋征收」的「政治」历史


在台湾废弃物政策变迁过程中,地方政府开始提出不一样的视野和试办计画,是非常重要的经验,也是后来成为全国政策改变的重要动力。其中,台北市率先执行的「垃圾费随袋征收」政策,最有名且影响深远。


以前垃圾费随水费征收,让政府的收费行政成本降到最低,但对节约消费、源头减量、资源回收的人来说并不公平。


一开始,台北市的这一措施只在少数地方试办。试办地区民众有充分时间熟悉新收费制度。试办计画概分为3期:4月份为「宣导期」,5月份为「劝导期」,6月份为「执行期」。


试办期间,行政部门会对执行成效追踪,统计试办区及邻近地区之垃圾产生量及资源回收量,以了解该政策是否真的具有促进垃圾减量及资源回收的效果。而且,为了解是否会加剧乱丢垃圾的情形,行政部门亦会同时观察试办区路边果皮箱垃圾量、乱丢垃圾包数量及环境清洁状况。


试办区市民逐渐了解到新政策比以前随水费征收更具公平性,并开始注重资源回收以便少花钱买垃圾袋。


但后来因政治角力,部份政客为讨好选民,宣称「随袋征收」没有法源依据,甚至在议会推动「1998年度垃圾费免费」,导致整个试办计画暂停。后遗症随即出现:因为免垃圾费,原先清运的市场、餐厅等巨量垃圾的民间业者纷纷解约;大量有毒无毒废弃物混杂;垃圾量大增——一夕间长久建立的制度严重受创。


但大选之后,1999年台北市换党换人(国民党马英九为市长),议会又要求市政府必须「限时继续推动垃圾费随袋征收」。 2000年4月,台北市公告《台北市一般废弃物清除处理费征收自治条例》,并于7月在全市全面实施,从此建立法源。


下集为你介绍,台湾民众如何从下往上参与改革,推动资源回收。
CC BY-NC-ND 2.0 授权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