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白紙運動”對於未來社會抗爭的啟發

原文發表於NGOCN(2023.1.18).

前一陣子，有一篇“白紙運動”的分析文章——《 為什麼白紙抗議是“三個運動”？理解封控抗議潮的革命性和局限性》（下文簡稱《運動》），讀後頗有共鳴，尤其是其中關於當下國內社會運動局限性的討論部分，我認為非常值得不同領域的行動者、NGO工作者、以及海內外的高校學生和知識分子借鑒和思考。本文試圖延續其中的一些實踐性討論，也希望《運動》一文中涉及的反思得到更多的論辯和探索。

“白紙運動”到底給我們什麼啟發？

我個人從來不認為評估一個運動可以用“成敗”來簡單定義。任何一個運動，既是過往社會問題和民間行動積累的呈現，也是未來社會反抗的基礎和先聲。所以在這個層面，我們繼續討論白紙運動的意義，不在於去糾結其成敗，更不在於對其貶謫或將其抬高，而是能否從中窺鏡，釐清白紙運動潮的演變和發展對當下民間社群提出的新問題，理解我們為何還在“這裡”， 我們又如何能夠想像甚至建構下一個"運動"的可能？

《運動》一文提出了三個非常核心且艱難的問題。我相信，不管我們對於未來的中國社會環境有多麼樂觀，或者悲觀——經濟下滑、加劇的信任危機、社會不時的零星動盪將是不可避免的——文章中提到的三個困境都是我們思考社會進步繞不開的問題。強調這三個困境，並不能概括現在或將來面臨的所有運動困境，但可以幫助我們試圖理解白紙運動中凸顯的組織性危機。

第一個問題：基礎建設

第一個問題是關於，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也即"本土民間社會長期缺乏基礎建設"。這個問題既根本又致命。在國內白紙抗議或者封控抗議潮發生的當時，我們明顯發現，民間社會基本上缺乏任何正式或者非正式的製度化的（institutionalized）網絡可以銜接和介入運動本身，無論是線下參與者還是線上關注者間都是原子狀態。整個事件本質上就是一種危機介入/參與，危機過後能夠延續或留存的政治/運動積累極少。這裡的政治/運動積累，指的是一些線上線下、可持續的、正式或非正式的、階層內部或者跨階層的社群網絡的形成，以及行動者的聚集和成長，又或是新的行動議程的討論、設立或推動等，而非政策上的改變。政策轉向並不是社會改變本身，社會改變應該從民間社會基礎建設的積累的維度來定義。

很顯然，白紙運動的所謂“去中心化”動員並非維穩高壓下所謂“明智”的行動策略，而是民間社會缺乏本群體和跨群體間的協同網絡和互動機制所導向的結果，是基礎建設缺乏的必然結果。這樣的情況，我們或許是第一次在市民運動中看到，但是如果參照工人運動，就會發現其實這早就是過去二三十年的工人維權中長期存在的困境——工人群體中缺乏組織性的野貓式罷工長期存在、隨時爆發，每年常有數万甚至數十萬未被記錄的工人罷工，但因為官方長期打壓工人組織化的實踐，且甚少有民間團體介入組織工人，多數國內勞工NGO已然遭受殘酷打壓，這都令中國工人的集體抗爭難以形成持續有效的政治/積累（但不代表政府可以完全抹滅多年來工人所有的政治積累）。所以從工人抗爭的經驗看，白紙抗議面臨同樣的基礎建設問題，這個問題並非獨特，而且無法繞開：沒有形成持續有效的行動性的政治積累，談推動社會改變仍然過於樂觀。

的確，我們很明顯感受到這次白紙抗議/封控抗議潮中民眾政治化（politicization）的轉向，但這並不能給我們足夠的樂觀。相反，在白紙抗議後的大規模維穩抓捕中，政府正在加大對民間非正式網絡的打壓，即進一步控制潛藏在角落的的民間連結。談維穩，需要回顧過去十年社會控制範式的變遷：政府對民間社會的維穩從早期的針對相對高調的、政治性強的民運人士的抓捕，後擴散至對溫和的、權利類的民間公益團體/NGO進行大規模的關閉和判刑，再到現在著重關注諸多低調的民間行動網絡，對其中的低調但核心的行動者進行打壓。這種從政治化到非政治化群體的維穩目標的範圍擴散，一方面是因為多數有影響力的行動者已經快被打壓殆盡，另一方面也是政府開始意識到溫和民間社群網路的潛在行動能量，對這類網絡的打壓，更是徹底地在攻擊民間社會具有建設性的“毛細血管”結構。所以，社會行動者該如何在這樣的“打壓“和“建設“的賽跑中有效積累網絡，顯然是難以迴避的問題。

那，究竟什麼是具體的基礎建設？這個我也很難有個完整的回答。但是，我認為如果將其基礎建設比喻為鏈接身體各個原子化細胞的“毛細血管”網絡是相當貼切的。我們並不是要去建立什麼政治性的基礎建設，而是要更加紮實地探索如何構建本群體和跨群體間的溝通網絡和協同機制。我認為，對話、教育和互助機制是最為核心的工具，也是讓人與人之間得以連結，以及行動者（每個人都可以是行動者）得以成長和賦權的根本。至於要如何實現，未必有現成統一的範式，相反，每個社群內部和社群間都需要依賴成員內部多元的想像力來實現。想像力一定是來自於社群。

白紙抗議，至少提出了一些當下社會缺乏基礎建設的具體例子，比如：如何有意識地組建非正式的社群網絡；如何有協調地組織基層/最小單位社區的抗爭；如何對社區更廣泛的民眾進行行動教育和互助；如何在運動前後不因打壓而社群離散，反而進一步沉澱行動網絡；如何進行社群內部和跨階層/社群抗爭經驗的共享和交流；如何學會與來自不同社群和不同階級的群體進行對話（尤其是與工人群體）；如何建立信息共享和安全交流的協調/對話機制；如何進行社會危機（如零散的城中村社區）的介入/動員/支持；如何培養和保護行動者；如何更加安全地參與社會反抗行動；如何在聲援夥伴時採取更為進取、有效、安全的策略和工具，甚至處理聲援中遭遇的污名化和不理解等等......這些都只是暫時閃現到我腦海的一些相關問題，但關於基礎建設的問題內核永遠都是：我們如何在政治恐懼的碎片化年代，重新走到一起，再重新走入社區，從對話、教育和互助中儲蓄行動力量。

第二問題，新的海外運動的可能？

《運動》一文提出，本次白紙抗議引發的大規模海外聲援行動，跳出了“傳統民運的動員和倡議模式”，新生代留學生正在成為核心的組織者，在一些抗議場合出現頗為多元和進步性的政治主張，比如女權/性少數、勞工及新疆等議題，一種新的中國離散社群的反抗政治或許正在形成。我同意這樣的判斷，但與作者有同樣的擔憂：缺乏與國內本土運動社群的聯結，又長期纏繞在被傳統民運所壟斷、所形塑的“反共”政治的環境下，新生代的離散社群能否批判性地探索出一種新的運動可能呢？

我認為文章的提醒是相當重要的。過往的海外團結運動長期以歐美中心，嚴重缺乏與國內基層行動者社群的聯結（多數只是維持跟政治化的民運人士互動）；也習慣性、專斷性地將國內的一切社會問題都簡單歸因於北京的問題。簡單粗暴的政治論述掩蓋了國內充滿複雜多元性的社會問題，海外運動基本缺乏對國內具體民生、文化、基層政治等議題的介入和討論。這些問題必然導致了傳統海外團結運動與本土抗爭的割離，更談不上在具體議題上的形成協同互助。那麼，這次湧現的新生代群體的海外團結運動，能否擺脫傳統海外民運的路徑依賴，重新探索一個以“新生代進步行動者為主體、以中國本土議題為倡議核心、聯結國內運動且串聯海外民間社會團體為側重的團結運動”呢？在當下西方大國整體與中國對立的國際環境下，又“如何減少對他國政黨的政治依賴和避免自上而下的倡議模式，同時又能對海內外的中國社群進行充分的草根賦權”呢？

我相信這裡面有兩個關鍵的困境，需要新生代離散中國社群探索。一個是，與國內本土議題的聯結。海外新生代留學生多數缺乏國內的生活經驗和與國內民間社群的聯結，這一方面導致大家對於國內社會議題缺乏直接的感知，難以建立共情和投入（這並非否認建立的可能，只是強調難度的增加）；另一方面，在任一社會議題/危機爆發時，海外社群與國內同樣在關注的民間社群間可能存在區隔和政治上的張力，未必能夠形成有效配合。這種與本土議題/社群的割離感（缺乏在場），是一個結構性問題。故而，要回應這個困境，極為倚賴海外中國社群能否持續推動與國內社群連結的組織工作，以及對國內議題持續的社群教育和討論。

第二個困境是，海外社群的動員問題。在經歷了11月底的白紙抗議潮後，大量的海外中國社群被動員起來，全球絕大多數中心城市和多數高校所在的城市均湧現了規模大小不一的聲援和抗議行動。但是這一波的行動潮基本在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後逐漸消停，在一些網絡平台上關注到，後續的線下抗議在規模上和在新生代離散社群中的動員力上都嚴重削弱很多。這其中或許有留學生學期末的因素，但更多的是抗議熱潮過後熱情消退的緣故。這次的海外抗議聲援潮，基本是由臨時自發的網絡群組或個人發起，基本缺乏一些可持續的、非正式或正式的、且擺脫前述提到的傳統民運路徑依賴的新網絡。這同樣是這一新生運動面臨的核心困境——同樣是社群基礎建設的問題。如何積累海外社群的群眾基礎，相信與第一個問題所提到的對國內議題進行持續地教育和討論是離不開的——在日常能夠聯結起社群的中介只會是具體的社會議題，而後，這些積蓄的社會聯結才有可能在更廣泛的社會動員中發揮影響力。

第三，工人階級的抗爭為什麼重要？

這個問題很多朋友都會提出質疑，為什麼社會改變一定要工人的參與才行？支持的人可能會說，試想，如果力量龐大的工人階級，沒有與全面的政治抗爭統一陣線，靠單純的知識分子和市民的呼籲，運動真的有可能撼動全副武裝的維穩機器嗎？這樣的假設的確有助於我們理解跨階層團結工人力量的重要性，但是實質上卻只是將工人再一次的工具化，將工人抗爭作為所謂“加速主義”的工具罷了。事實上，工人階級抗爭的力量性和革命性根植於所處的整個剝削、壓迫的生產結構，作為資本社會最備受壓迫的群體，他們反抗是天生的，也是最難被打壓的。同樣，他們的經濟利益也是根植於整個政治壓迫結構之中的，任何的社會運動如果無法回應工人群體的困境，就更談不上徹底或者進步了。

我們可以暫且擱置左右之間的爭論，但是任何的社會運動/或社會議題都迴避不了工人群體遭遇的結構性壓迫問題，比如：性別問題中的家務勞動、職場性騷擾和男女同工不同酬，環保議題中常常發現邊緣社群和工人群體更容易受污染影響，種族問題中少數民族職場中長期被歧視/污名和遭受多重剝削，民主問題中弱勢勞動者缺乏話語權和氾濫的金權政治，教育議題中農村資源分配不均和勞動者社會地位的世代惡性循環等等。任何一個社會問題都不會是簡單、孤立的，經濟領域的資本霸權影響著整個社會流動和弱勢群體福祉的方方面面。忽視勞動者聲音的社會動員，顯然很難會是一個全民的運動。工人階級的動員和教育固然非常艱鉅，但不代表就有理由將其忽視或者捨棄。這次白紙抗議不就說明了這個問題嗎？城中村/工廠中的工人抗爭，與城市居民/高校學生的抗爭完全區隔，即便在互聯網上雙方或許看到了彼此的鬥爭，但是現實社會中，兩者完全沒有實質的聯動和對話。你可以責怪勞動者抗爭訴求的不激進不政治，你也可以吐槽部分基層勞動者在封控放開後對白紙抗議者反向指責，但是作為知識分子/市民的社群，是否真的重視和聆聽工人階級的訴求，是否嘗試理解ta們所承擔的經濟壓迫（工人訴求的基礎），又是否真的尋求對話和聯合過？

談論工人階級抗爭的重要性，是要再次呼籲知識分子/市民群體對於工人訴求的重視，更是要呼籲尊重和學習工人的抗爭經驗。白紙運動的動員基礎，並非可以用一句“政治不民主”就可一言以概之的，背後根深蒂固的經濟生存壓力，才是更廣泛民眾反抗的本質驅動力。 “民主不可以當飯吃”，談的不是工人階級對政治議題的疏遠也不是否認政治化的重要性，而是另一個維度的啟示——民眾的經濟生存議題本身就是極為政治化。當我們（刻意）忽略從社會中長期被隱身、持續存在的底層抗爭吸取經驗，我們是很難建立真的屬於本土的、變革性的社會反抗。反抗是來自於既往的實踐，而不是純粹的想像。不是擁有高雅的政治口號的抗爭才是“運動“，真正能夠動員基層勞動者、建立民主社群的抗爭才是可持續、有積累的運動。

這次封控抗議潮中，疫情下加劇的生計危機令鄭州富士康和廣州康樂村的工人在不同的時空進行相似的反抗，他/她們的抗爭能量是白紙抗議中絕不能輕易忽略的。但是，我仍然要承認，這一次工人階級的抗爭並沒有比以往變得更為革命性（其他兩支運動的革命性在《運動》一文已經有所討論），這並不是指工人訴求缺乏政治化的緣故，而是反而要強調，所謂工人運動的革命性，恰恰是需要其他群體（事實上，多數城市居民/白領/知識分子也是一定程度上的工人階級）與之主動建立聯合。唯有與工人群體之間建立聯合，有效的民間基礎建設網絡才算實現了核心的一部分。很遺憾，在過去的七八年間，活躍於南方城市的勞工NGO/行動網絡已經基本被打壓殆盡，一方面工人群體的處境愈加缺乏可見度，更談不上促進社會各群體與其的對話和互動，另一方面也缺乏介入工人議題的民間機制，令工人群體進一步邊緣化。未來社會行動者該如何重建與工人群體的對話、交流、互相教育和學習、互助的網絡，是社會重建的難題，但也將是回應未來中國社會改變的核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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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本文無意也難以為當下的運動困境提出完善的回應方案，但2022年底發生的整個封控抗議潮，貫穿其中的三個平行的運動——“工人階級的抗爭、城市居民和受教育知識分子/大學生的抗爭以及海外離散新生代中國社群的團結運動”， 確實讓我們看到了更具有可能性的未來，也看到了艱鉅的民間困境。關於民間社會的基礎建設、海外團結運動的路徑依賴和對工人抗爭的長期性忽略，這三個問題是身處這場浪潮的我們始終難以避開的，也可能是要長時間去探索的。

一場振奮人心的抗爭或許會帶來熱切的希望，但未來需要的是持久探索的耐心和想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