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華：六十年來家國，萬千心事誰訴（5/8）

五、白色恐怖，還是歲月無憂的日子？

1950－60年代的台灣“白色恐怖”打擊的主要目標是“外省人”，龍應台的父親龍槐生在大陸時代當過國民黨的憲兵連長，去台灣後就做一個鄉村警察，按理說不應是黨國體制的“懷疑對象”，但還得寫自傳。齊邦媛的丈夫是鐵路工程師，也被要求寫出歷史反省材料。相比之下，本省人的處境似乎要好得多，只要當順民，政治上“安分守己”，不涉及左翼和台獨，該干嘛幹嘛，一般不會遇上太多的麻煩。

在“白色恐怖”下有沒有正常的生活？應該說這是一種受到政治干擾的被扭曲的生活，在“白色恐怖”下，百姓的日子還得過，居然還越過越好，這裡主要的社會結構性的背景是，台灣不是單一由政府掌控一切的計劃經濟體制。 1950年代中期後，在當局的管制經濟之外，“市場”的因素也開始增長，小百姓依靠“市場”，總還能找一碗飯吃。龍應台的母親美君設在高雄港的賣菜的小攤子，在她的經營下，1953年擴充為一家小店--“美君商號”，這也是大陸開始消滅私有經濟、加速社會主義改造的關鍵年代。在當時一般人不會特別注意到這些，人們關心的只是美國對台灣給了多少經援，蘇聯給了大陸多少援助，而不知道一個社會的經濟自由才是最重要的。再則，台灣沒有如同大陸那樣搞“群眾專政”，“匪諜”的家屬、子女雖然也受到歧視（龍應台的書中提到王曉波因母親被冤殺，而受到學校老師的侮辱），但是總的說來，“匪諜”的家屬、子女還不至於被普遍視為“不可接觸者”，遭遇到“人人喊打”的境地，其子女還可以讀書、升大學。

雖然身處白色恐怖的年代，也有人沒覺得有什麼壓力，這裡面既有外省人，也有本省人。 《萬象》雜誌有文章談1950年代初某作者從大陸流亡到台灣，有幸在台大法學院讀書，度過了他稱之為“象牙塔里”的一段平靜的求學歲月。在文章中，這位作者自稱當年他是國民黨外圍組織成員，也是台大校園社團活動的活躍分子，還代表“中華民國”參加過出外訪問的大學生代表團。顯然，作者是當局信任的對象，他對1950年代的回憶是有其角度和立場的。

這種情況無獨有偶，對大陸1950年代的社會生活，不同的人也是有不同的感受。例如：有許多知識分子在數十年後對“思想改造”持批評和反思的態度，有的甚至直接批評為“洗腦”；但是也有知名知識分子欣賞、懷念那段生活，把它稱之為是“永遠力量源泉”的“火紅的歲月”（龐樸：《火紅的歲月--1949年華東大學社一部學習生活點滴》，鄭鴻生是一位本省籍批判知識分子，他生長在台南的一個小康之家，家境頗優渥。他在回憶他的中學時代時，很少提到那時在許多外省人心頭上時刻存在的對白色恐怖的驚悚感，也很少提到一些外省人在回憶中通常會提到的1950－60年代初的困窘生活。他詳細描述了他的味覺開發的過程，從台南的外省人的食物小店或小攤子，一路吃到求學的台北，從此喜歡上了外省菜餚和食物（鄭鴻生：《山東白、四川菜與台南外省面--記一個府城少年在昇平年代的味覺探索》，《萬象》第12卷第1期，2010年1月）。

台灣的“戡亂戒嚴時期”是一奇怪的狀態，它的高峰期應是1950年代的十年，1960年代後開始緩和，以後特務雖然還不時抓人，告密仍然盛行，甚至達到了普遍化和深入化，許多有“卓越反共表現”的“忠貞黨員”都遭過“檢舉”，但是社會的緊張度已有所鬆弛。這個時期的台灣社會，已有一定的自由度，又被穿上緊身衣。龍應台成長在這一時期，她既親眼見過穿黃卡其裝的特務來抓她所在學校的老師，也和那一代人一樣，“在和平中，天真而開闊地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