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水之後，“京津冀一體化”再思考

​一場天災，讓河北涿州淪為“護城河”。

儘管很多人都還在質疑這次洩洪為何如此突然，是否還有更優的選擇，但自疫災以來，一個爭論越來越頻繁地浮出水面：在“京津冀一體化”的一盤棋之下，誰的利益總是被犧牲？在以大局為重的前提下，7500萬河北民眾、2100萬北京人、1300萬天津人的福祉如何發展？更進一步說，“京津冀一體化”接下來該怎麼辦？

局部不可忽視

網上有一個梗，含蓄地道出了“京津冀”的層級關係：“Jing Jin Ji，少一點，再少一點。”

也就是說，這彷彿是一個同心圓體系，從裡往外，資源逐漸遞減，越往外的圈層，處境越差。不僅如此，越是外圍的還越是需要服從調配，首先滿足核心部分的發展和需求，有所超越更是不敢想了。

天津原本在近代曾是北方的經濟中心，但現在早就沒人還這麼認為了，因為很明顯地，北京才是。

1958-1966年間作為河北省會，天津的繁榮一度仍在北京之上，但在直轄之後，失去了河北省作為自己的經濟腹地，天津的發展反而陷入自我孤立。

明眼人都能看出，天津和河北之間的經濟發展缺乏協同性，因為它們都只能是北京的配角。

至於河北，更有一個令人心酸的黑色幽默：“河北人羨慕河北以外的任意一個省。”

“知乎”上有河北人曾一語道破：“不協調多少還能自己發展，協調了就更得看別人眼色發展了。環保，限產……把你最引以為傲、最賺錢的產業壓住了，而且是不講情面一刀切。我家鄉的小縣城冬天汽車要限號，為什麼？肯定不是因為車太多，道路太擁堵，每天限什麼號是跟著北京來的，你猜是為啥呢？”

在這個“大局”之下，從行政層面傳遞下來，交給河北省的頭等任務，首先就是保障、配合北京。

這樣一來，當地的很多政策勢必就沒有自主權，它彷彿不是為了自己而存在的，而是為了他者的需要。

這種“拱衛心態”在當地社會已紮下根來，不少河北人還頗以此自豪，因為在他們的心目中，北京不是“另一個平級的省份”，而是地位不同的“首都” 。

河北在歷史上也曾號稱富庶，重工業、礦產、糧食，樣樣不缺，但時至今日，哪個都不算多出彩。

這其中的原因當然很複雜，但很關鍵的一點是：當地的這些生產，重中之重不是自身的發展，而是保障北京在緊急時刻不會斷頓。

這裡面的關鍵是：“一體化”到底是誰一體化誰？

在這“大局”中，像涿州這樣的河北城市，乃至天津，首先要擺正位置：你們都處於一個“被一體化”的位置，要服從大局聽指揮，甚至不應當有自己的特殊地方利益，而要以“大局為重”，換句話說，你是一體化的客體，而不是主體。

歷史學家馬俊亞《被犧牲的“局部”——淮北社會生態變遷研究（1680-1949）》一書研究的雖然是他的家鄉淮北，但他所揭示的政治經濟學邏輯則在國內具有普適性。

他指出，從清代到近代，所謂“東南三大政”（漕務、河務、鹽務），相當一部分（甚至是主要部分）集中於淮北地區，尤其是明清兩代以保證漕運為最高原則，為保證大運河的運道，淮北的自然生態、農耕條件、水利優勢都不得不為之犧牲，“這種治水方略注定要犧牲淮北地區的利益，以保證'全局利益'。”

其結果，是淮北社會長期、普遍的貧困化，“伴隨著生態的衰變，淮北地區的人文精神與民風習尚也在發生墮落。崩潰的生態培育出了畸形的人文素質。”

為什麼看起來是“一盤棋”的協同發展，最終產生的是這樣一個結果？這其中的問題或許在於，政治經濟學優先於市場經濟學。 “有形之手”的強干預，其著眼點本身往往就不是為了哪個地方的經濟繁榮，而是旨在服務於更大的目標。

這在某些特定情況下，的確有利於避免重複建設，有效調配資源，但規劃永遠無法替代市場，良性政治的要求仍然是贏得民心。

兩種不同的一體化

一個不可迴避的現實是：近二十多年來，京津冀的差距正在拉開，所謂“環北京貧困帶”並不只是一句笑談。

前兩年，我曾去過河北燕郊鎮、崑山花橋鎮，它們分別貼近北京、上海的邊界，可以說直觀地呈現了這兩大都市的“外溢效應”。

燕郊號稱“河北第一鎮”，自2013年“北京通州將成為城市副中心”的概念提出後，購房者如井噴式增長，當時看上去樓市一片繁榮，一度高達3.5-4萬元一平米。然而，你在街上能明顯感知到它在城市建設上與北京的差距，不像花橋幾乎與隔壁的上海嘉定區沒什麼分別。

最近兩年，環京地區的樓市跌幅領跑全國，最深跌幅超過6成。在地民眾的失落感可想而知。主要房地產開發企業如華夏幸福、福成集團等，更是遭受重創。

從2000年到疫情爆發前的2019年，在考慮到人口變動的因素之後，北京的人均GDP增速比全國平均快了10%，但天津則慢了16%，而河北更是慢了29% 。 7400萬人的河北，前兩年經濟總量一度被2100萬人的北京所超越。

現在很多人可能已經不記得，直到2000年，河北的人均GDP仍比全國平均值高出12%，甚至壓北方經濟強省山東一頭，但到2019年已落後全國平均值35%，在31個省市區中排名第26。

以北京為基準，2000年京津冀的人均GDP是100:72:37，但到2019年已變為100:55:28，這還是在北京人口大增的情況之下，三地的差距仍在拉開，意味著人口聚集的速度趕不上資源聚集的速度。

相比起來，江浙滬在同期的差距則逐漸縮小，走向“共同富裕”：上海的人均GDP一度比江蘇、浙江都高出一倍，但這二十年來卻不斷收窄，像蘇州甚至實現了對上海的反超，這還是一個半世紀以來的首次。

同樣是經濟一體化，長三角有何不一樣？

乍看起來，某些方面是類似的：江浙皖都承接了不少上海“外溢”的機會，也都承認上海是本地區的經濟龍頭，但那也是要考慮自身利益的，有好處才願意主動和上海接軌、或承接產業轉移，往往是互利共贏的；但在“京津冀一體化”中，給人的感覺是：河北、天津對北京沒有討價還價一說。

在網上有個形象的段子：

長三角：我們準備賣條船給洋人

上海：我來提供鋼材

常州：我來提供閥門

蘇州：我來提供纜繩

南京：我來提供動力

杭州：我來提供電子設備

然後大家快樂地一起賺錢

珠三角：我們準備賣部手機去非洲

深圳：我來提供元件

東莞：我來提供廠房

廣州：我來提供人才

然後大家快樂地一起賺錢

京津冀：我們準備做個App賺錢

北京：我來提供人才

北京：我來提供場地

北京：我來提供資金

北京：你們周邊把環境搞搞好啊

也就是說，長三角、珠三角的經濟發展，更多的是在產業分工的基礎上，相比起用行政指令的“有形之手”來安排經濟活動，更多地通過市場這一“無形之手”進行協調合作並實現互利共贏的。尤其是隨著現代經濟越來越複雜，這種方式的一體化更能輻射帶動不同地區的發展。

魏麗華、李瀚林的論文《中國區域協調發展水平的回顧與展望》對比了京津冀和長三角，在綜合協調、經濟協調、公共服務協調和開放協調這四大維度中，測算了7項相關指標。

結果發現，2011-2019年間，除了收入協調、開放協調之外，餘下的GDP協調、財政協調、消費協調、教育協調、醫療協調指標值均大於長三角，且其協調水平呈下降態勢，必須加快破除制約京津冀協同發展的製度性障礙。

解鈴還須繫鈴人

從國際和中國過去一百年的區域發展經驗來看，有效市場的建設離不開有為政府的政策設計和規劃引導。但首先需要主導者集思廣益和多向思考。尤其需要廣開言路傾聽民間呼聲，深入調研理解不同利益集團的訴求，順勢而為科學決策。

此次災後重建，其實也是重新思考“京津冀一體化”的最佳時機。

如何才能實現京津冀的高效協同？

有提議乾脆津冀合併，河北省會遷至天津，這樣天津重新獲得河北作為經濟腹地，還能更好地整合資源，引領全省發展；還有人說，不如京津合併，成立一個4000萬人的超級都市，這樣天津可以全面對接、融入北京，真正實現“一體化”，再作為一個增長引擎帶動周邊。以上種種想法，都需要科學細緻的沙盤推演，而非大手筆一揮。

這樣激進的行政區劃調整方案，短期內恐怕很難獲批（至少，1997年重慶昇格直轄市之後，再無省級單位調整），但它確實真實地傳遞出一個社會現實：在國內，協調資源的最好辦法首先是行政邊界的調整，但跨行政區的協同發展就往往比較困難。

相比起來，在發達國家，市場機制在跨區域乃至跨國發展中發揮著重要得多的作用——如紐瓦克作為紐約都會區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行政上其實屬於新澤西州；東京都市圈包含一都三縣（東京都、神奈川縣、千葉縣、埼玉縣）；在歐洲，法、德、瑞士三國交界地帶以巴塞爾為中心，協調發展，邊界絲毫沒有影響資金、人才和貨物的流動。

人家連國境線都沒有妨礙彼此的合作共贏，那國內更沒有理由不破除行政壁壘。任何一個中心城市的發展也不是孤立的，周邊的塌陷對它而言也未必是好事，因為社會自主發展帶來的支撐力量，才能源源不斷地孕育出經濟活力。

時至今日，我們尤其需要這樣的反思：經濟一體化的目的是實現1+1+1>3，充分發揮各地的優勢，在產業分工的基礎上激發各方參與者的積極性，順勢而為、人心所向，路就通了。

那不是要“誰一體化誰”，而恰是要尊重各方利益，在市場上實現雙贏，才能做活“大局”。